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成为《华盛顿邮报》的老板引发了人们这样一种疑虑，即他对该报编辑工作的参与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世界上一些最有权势的公司最终主导了媒体对它们的报道，并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是因为，记者常常只能依赖这些公司发布的信息展开报道，而且除了一些关键的特例之外，记者能够质疑这些公司的机会也接近于零了。
《今日美国》前副总编、消费者隐私保护倡导机构Consumer Watchdog的隐私项目总监约翰·辛普森（John M. Simpson）说道：“这就是为什么谷歌那样的公司可以把某些技术吹得天花乱坠，可这些技术其实根本没达到实用化的程度。”
举例来说，跟众多负责报道谷歌新闻的记者相比，辛普森是该公司自动驾驶汽车项目最响亮的批评声音之一。
如今很常见的是，科技报道纯粹是引用科技公司的官方博客——如今官方博客文章就等同于新闻稿——分析性的论述或额外报道少之又少，甚至于无。
说道科技报道缺乏怀疑精神，最确凿的例证莫过于Theranos在早期收获的媒体吹捧，这家医疗技术公司声称，他们发明了一种成本极低的验血技术。
直至去年，《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调查记者有感于《纽约客》对Theranos创始人的正面特写报道，开始就这种技术是否真像该公司号称的那样有效提出重大疑问。
约翰·卡雷鲁（John Carreyrou）完成的这篇报道也带动了其他记者在这件事情上穷追猛打，最终导致美国政府部门对Theranos展开刑事调查，以确定该公司是否在自身技术状态的问题上误导了投资者和监管机构。
类似于卡雷鲁这样的调查报道——或者是《纽约时报》揭露亚马逊刻薄的企业文化；或者是《华盛顿邮报》深度解析谷歌能量巨大但又秘而不宣的政治游说活动；或者是我本人试图破解Facebook旗下Free Basics这类项目的文化复杂性；或者是点燃对苹果与FBI之间争端的深度调查——才是我们理解科技所产生的复杂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唯一方式。
科技公司“都在致力于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斯特赖特费尔德说道，他跟乔迪·坎特（Jodi Kantor）一同为《纽约时报》撰写了那篇报道亚马逊的文章。
“当他们成功时会发生什么？谁在其中扮演了输家角色？当他们遇到阻碍，就像Facebook在印度一样，那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科技的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他说道。
坎特补充说：“科技公司处在先锋位置，它们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文化就诞生于其中，而且科技公司还让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在他们对亚马逊的报道中，坎特和斯特赖特费尔德采访了上百位在职和已经离职的亚马逊员工。
坎特表示，在跟他们进行交流时，她听的要比说的多，人们纷纷把故事和盘托出。
她说，不止一次听亚马逊员工提起自己伏在办公桌上哭泣的经历，数量多到最终的报道未能尽数收录。
“很久之前，当我还是一位年轻的记者时，前辈教导我说，最好的报道往往就是调查众目睽睽之下的事情。”斯特赖特费尔德说，“就这篇报道而论，亚马逊从一开始就曾宣称——甚至自我标榜——自己是一家极度严苛的公司。我们所做的就是提问：那是什么意思？”
科技报道的一大障碍在于如何凿穿硅谷的保密文化。
LinkedIn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斯特赖特费尔德表示，他会花费数小时在该网站搜寻信息：“它就像是公司的X光照片。”
总而言之，斯特赖特费尔德和坎特花了半年多时间来准备这篇报道，哪怕是对于《纽约时报》这样惯于做深度报告的媒体而言，这也是非常奢侈的。
结果，这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公众关注，同时也激起了亚马逊的快速反弹，该公司在Medium发布了驳斥报道内容的公关稿。
亚马逊，以及谷歌、优步、苹果、Facebook等几家科技巨头，他们的发言人要么拒绝了报道的置评请求，要么根本就未做理会。
“要完成亚马逊那样的报道，或者是任何挑战科技社区自身认知的科技报道，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科技公司希望、期待并往往能够实现正面的报道。”斯特赖特费尔德说。
“在太多的科技报道中，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当你跨过大桥来到硅谷，你就进入了一个不适用新闻业旧规则的世界。硅谷用得最滥的一句口号是：‘这跟钱没关系，我们只是想改变世界。’有时候，这种情怀也许是真的。不过这样说的一大动机，是为了强化自己的正面形象。”
然而，据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托尔数字新闻中心（Tow Center for Digital Journalism）主任艾米莉·贝尔（Emily Bell）称，很多知名新闻机构，甚至是那些拥有强大科技报道部门的机构，都没有投入足够多的资源来开发和维持这样的报道。
“要真正恰当地对科技行业进行报道。”贝尔说，“那关系到社会、文化和人权，关系到政治。那些新闻机构都还以为，华盛顿分社的记者用不着真正理解（计算）基础设施或人工智能……数据跟政治这二者能多大的关系？事实上它们是新的权力系统，我认为这是新闻机构一直行动缓慢的领域之一。”
虽然贝尔和其他人认为，所有记者必须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工作方式有一个基本了解，但真正的科技报道并不局限在科技行业之内，科技影响了商业、文化、政治、教育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
对此，我们看一看苹果和FBI之间的iPhone解锁之争有多复杂就明白了。
“这里面有恐怖主义，有科技，有苹果，有FBI以及奥巴马的参与。”《纽约时报》负责协调相关报道的编辑谭裴荣（Pui-wing Tam，音译）说，“它跨越了各种不同的事情，把关于加密和隐私的理论性争执带入到现实世界。”
在某些方面，报道加密争端这样的大新闻要比搞清楚日常或长期科技报道更加简单。
“重要的是把科技报道定义得广泛一些。”坎特说，“以及不要把它局限于仅仅报道硅谷的一帮初创公司。”
坎特给出了一个例子，是她对一款自动调度软件的报道。
这种软件的用户包括星巴克（Starbucks）那样的大公司，它给许多低收入员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混乱。
“报道里提到的软件基本上没有人听说过，真的很不起眼，但它却控制着数百万工作者的生活。”她如是说。在报道文章发表之后不到24小时，星巴克宣布将调整其调度方案。“
作为一家隶属于调查报道中心（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Reporting）的网站，Reveal本身并没有设置科技报道部门，但该网站的确在做科技报道，其中大多数聚焦于隐私和监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