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本文将视角投向一个极少被学界所强调的特殊概念种类——“蜉蝣概念”，并针对“蜉蝣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要研究“蜉蝣概念”、如何研究“蜉蝣概念”三个问题作出思考。“蜉蝣概念”作为潜伏期较长而迸发期较短的概念，其蛰伏状态有助于评估日常政治的质量，其迸发状态则有助于评估政治结构变革的烈度。
当下中国正是一个大量“蜉蝣概念”飞旋其上的“池塘”。
对“蜉蝣概念
”这一创造性词汇的挖掘与反思，能够为我们描绘政治社会发展的短、中、长期的关联和变化提供更为可靠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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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蜉蝣概念”的生与死
作者简介：
王海洲，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
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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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月刊》2024年第12期
本文作者：王海洲
东晋名士郭璞诗云：“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从事概念史研究的学者们似乎也有着相若的态度：在他们关注的概念中，多为寿命悠长的“龟鹤”，稀见朝生暮死的“蜉蝣”。个中缘由也并不深奥。首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克罗齐的著名论断，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得到反思乃至反驳，对学者们筛选概念时的时间观都产生了持久的潜在影响力；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大多数学者都怀有构架一种普遍性理论的强大内驱力，而那些存续期较长的概念能够更为清晰地反映出政治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变化。我们试举以概念或观念研究著称的赖因哈特·科泽勒克和昆廷·斯金纳为例，虽然两人理路有异、重心不同，但都偏好生命力悠长的概念，或是偏好概念悠长的生命力。的确，“长命”概念人人爱。在广义知识社会学领域的探索中，学者们还喜好身体力行地参与创造“长命”概念——这些概念能够内化为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成为那些跨越各时间尺度的文化和制度悬索桥上的思想拉索甚至主缆，如马克思的“资本”、库恩的“范式”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等，皆属此类。
在概念史研究中，“长命”概念拥有多种名字，如长期概念和基本概念，与之相对的“短命”概念则被称为短期概念和一般概念。后者要么旋生旋灭，要么无足轻重，只是学者们在关注各种“长命”概念的过程中，出于比较的目的会论及的对象，浅尝辄止自是意料中之事。这种简单依靠生命力长短的分类法实际上很难与经验世界相合，特别是在现代概念史、思想史和观念史等研究理路上，大多数学者都意识到了政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具体概念的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科泽勒克在时间意义上还给出了一种三分法，出于简化的目的，可作形象性的转述：“旧瓶旧酒”“旧瓶新酒”和“新瓶新酒”，其中“瓶”为政治社会环境特征，“酒”为概念的基本语义特征。概念存活的时间长度问题，就被转换为概念存在的时间层次问题。这种转换，在一定程度上将概念史的基本目标限定在研究概念在不同时间层次中的结构化特征及其转变过程。所有概念，特别是那些在时长上具有中长期特征的概念，也就被置于一种“同质化”的分析框架之中——“鞍型期”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方案之一。其实，在思想史和观念史研究中，同样存在这种“同质化”地对不同时长的概念进行“批处理”的习惯。
这种同质化处理方案是现代知识再生产过程中的学科化的基本特征，当然无可厚非。我们在此只是想补充性地指出，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概念的确难以被纳入这种同质化处理的框架中。只要使用最简单的现象学悬搁的方法便可发现这一点。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更想补充一种在前述的两分法和三分法以及更多的概念分类法中都尚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概念，笔者将之称作“蜉蝣概念”。请注意，“蜉蝣概念”其实完全不同于前述的“短命”概念。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一下蜉蝣这种生物。亚里士多德在相近的时期用相似的方式撰写了《政治学》和《动物志》，在后书中“蜉蝣”被称作“Ephemeron”，意为“一日虫”（Dayfly）；西塞罗曾将短期职官嘲作“蜉蝣执事”（Consul Dialis）。《诗经·曹风·蜉蝣》也借用蜉蝣讽喻贵族醉生梦死，感叹人生苦短。他们都和本文开头提到的郭璞一样，是一群只能观察到蜉蝣的短暂成虫期状态的古人。实际上蜉蝣的卵期和稚虫期能长达数月甚至一年以上，比其成虫期长百倍有余。更有意思的是，蜉蝣也并不是一种微不足道的生物，它是地球上最古老和最原始的有翅昆虫，而且对水环境极其敏感，和石蝇、石蛾这两种同样常见的水生昆虫一起被称为水质评估的“三巨头”。
以蜉蝣为隐喻，我们先给“蜉蝣概念”下一个极简的定义，后文再作进一步解释。“蜉蝣概念”主要指那些以各种前导性语言形态长久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社会活动中迸发性地发挥出显著影响的概念。所谓“前导性语言形态”即与该概念在语素、语义或语用等方面具有内在连续性或相关性的词汇；“迸发性”和“显著影响”作为两种质性判断，以概念在日常实践中的传播速度和重要程度为主要依据。
在概念或关键词研究中，“立足当时，继往开来”的时间观是绝对的主流。但我们在考察“蜉蝣概念”时发现，这种时间观不太适用。一是因为“蜉蝣概念”与其之“往”的关系经常是模糊的、间接的，这对把握“继往”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二则在于“蜉蝣概念”短暂迸发后会迅速“死亡”，在语言学意义上能够留下来的重要“遗产”是比较少的，在大多数时候不值得我们消耗额外精力去探寻其微弱的未来影响。“蜉蝣概念”的时间特征是潜伏期较长而迸发期较短，如同一支长期价格稳定，然后突然大幅拉升并快速巨跌的股票，或是一座突然在平地上耸起的极为陡峭的锥形山。正如锥形山大多是火山喷发后堆积而成的地质结构，“蜉蝣概念”则是政治社会变化中不断集聚的动能，极速突破原有的制度、文化和思维框架后形成的语言结构。所以，这些看似兴亡倏忽的“蜉蝣概念”反映出的不是政治社会的断裂，而是一种厚积薄发的特殊类型的连续性，其蛰伏状态有助于评估日常政治的质量，其迸发状态则有助于评估政治结构变革的烈度。
“蜉蝣概念”虽是笔者创造的一个词组，但并不意味着从未有人发现它的存在痕迹。科泽勒克就曾发现：“当时新词的爆炸式增长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尚未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角度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科泽勒克的“鞍型期”重在描述一个长达百年的现代社会过渡期，他更中意的“界限期”虽然更加强调语言和社会双重变迁之间的关系，但也没有识别出“蜉蝣概念”显现出的悄无声息的蛰伏和迅疾凶猛的起伏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斯金纳虽然更喜欢短期变迁所彰显出的“顿悟时刻”，但他也认为，“想要勾画具体规范性词汇的起伏进程，我们还是必须积极考察长时段”。不可否认，在学者们关注过的大量具体概念中，有一些接近乃至就是“蜉蝣概念”。不过，他们鲜少会有针对性地和比较性地去揭示和解释这些概念在其蛰伏状态和迸发状态中的特殊功能，也鲜少专注于描述和分析概念在两种状态间的转化方式和变化过程。我们之所以提出“蜉蝣概念”，还有着更为重要的考虑，那就是当下中国正是一个大量“蜉蝣概念”飞旋其上的“池塘”，2017年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1年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及2022年提出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三个“蜉蝣概念”聚集区。三个聚集区的诸多“稚虫概念”各有其蛰伏的独立环境和方式，也随着特殊的水流而产生了碰撞和交叠。此外，三个聚集区都在之前有过爆发“ 蜉蝣概念”的历史——这既意味着该区的水域质量更适合蜉蝣生存，也意味着一些虫卵和稚虫具有漫长的蛰伏期。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的提法有着深刻的联动关系。相对来说，之前数十年乃至百年的变化烈度被调低了评级，当前的国际国内态势被迅速地推高成一个锥形山。这种判断一方面催生了大量“稚虫概念”迅速地成熟起来飞出水面，另一方面也决定了“成虫概念”的生命较为短暂，以应对政治社会态势的高速变动。近些年来，特别是在国际事务、国内公共政策和社会文化等领域中出现的众多昙花一现的新概念便是明证——而那些少数持存下来的概念则有成为基础概念的潜质。在这片“水域”中，此前至少有过三次重大的“蜉蝣概念”爆发期：距离我们最近的是改革开放，催生出大量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新概念；再远一些的是新中国成立，涌现出无数与新国体和新政体相适配的新概念；最远的则是发生在清末民初的那场堪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变局，急堆出一座传统和现代间的概念分水岭。变局实际上是对“蜉蝣稚虫”的唤醒机制，国家、社会和民众都会参与其中，在既有的语言体系中形成一种迭代更新乃至创新的风潮。
“中国式现代化”可以被视作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国家战略。在这片水域中，“稚虫概念”的给养主要来自中国国情，向成虫高速转化的动力则主要来自深化改革。改革本身具有持续性，但改革的对象和方式必须随机应变，这便是在此过程中会出现大量朝生夕死的“蜉蝣概念”的原因。就此而言，“蜉蝣概念”的涌现非但不是改革浮光掠影的表征，反而反映出了改革在力度和深度等方面朝乾夕惕。现代化的具体进程决定着这片水域的水质，历史上几次水质的急剧变动都促成了“蜉蝣概念”的爆发，诸如清末新政、新文化运动以及土地改革和改革开放等，都带来了规模不等的新词生发潮。在此过程中，“蜉蝣概念”之死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方案的完结，更重要的是，一些“蜉蝣概念”留下了丰富的虫卵，或是利用自身的遗蜕为新一批蛰伏的稚虫供应着营养。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同样是为了应对加速演进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显现、探索并确立“中国式”的主要方案之一。这一方案目前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短短三年仅中国知网收录的相关主题论文就有500篇之多，遑论各学校和各学科举办的大量会议，以及众多报纸上刊发的相关讨论。这些成果或活动的主要作者和参与者是学者群体，他们或者说我们在执行此任务的过程中，创设新概念的欲望和动力的确表现得要比以往更加强烈。换言之，正是我们这群人的积极参与，直接促成了这片水域中的大量稚虫羽化而出。我们制造出的层出不穷的新概念究竟有多大影响力固然值得不断反思，但也不要全然否定那些迅速消亡在茫茫文献中的“蜉蝣概念”的价值，因为它们正是测试这段时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水质的另类指标。在这片“水域”中，我们主要关注知识分子在概念创设中的活动及其结果，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两个时期。一是1980年代到20世纪初，伴随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众多学科的恢复重建，学者们在引入西方知识体系的同时，通过翻译催生出了大量概念。其中的很多“蜉蝣概念”在与其他概念的竞争中被淘汰，或是因不适应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学术情境而消亡。二是更为久远的西学东渐时期，自明代后期以来不断涌现出的新概念持续冲击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从事中国概念史研究的同仁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虽然主要关注的是那些长盛不衰的概念，但对这片“水域”的水情水况进行了极为详实深入的描述，从而为我们寻找和分析同样出自其中的“蜉蝣概念”提供了助益。
行文至此，我们便可以更为精确地划出三个“蜉蝣概念”聚集区的范畴：它们是三个从大到小套叠在一起的圆，但有着各自独立的领域，形成了一种部分重合但圆心分离的结构。从全球视角到中国问题再到具体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它们单独或共同促生出的“蜉蝣概念”亦是回应中国之问的重要答案，这些概念的快速生灭反映出的并不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失败，而是在蹒跚中依旧前行的努力。在这三个聚集区中，我们不是要彻底地排斥或消灭其中的外来概念，而是需正视在共存中的“物竞天择”，这个“天”就是中国。
三、如何研究“蜉蝣概念”：从现象学到大语言模型
“蜉蝣概念”于时代激荡起的一道道波峰中起舞，其飞逝的生命恰能显现出时代变迁中的无数具体细节。它的稚虫概念也能在波澜不兴的时代中长久蛰伏，构成日常语言形态中常见、普通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此而言，虽然我们在上节重点介绍了当前正在涌起的这道波峰的特殊性，但不是说这是唯一能够产生“蜉蝣概念”的时机。就历史总是在变迁中前行来说，“蜉蝣概念”几乎在任何一个时间阶段都能够产生，只是在不同群落中此起彼伏而已。所以，对“蜉蝣概念”的研究，既可以使用传统的概念史方式去描述和解析一个概念与其所处的政治社会实践之间的中长期的互动；也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在更微观或者更宏观的尺度中去寻找并研究它们。我们在此分别提供两种方法。在介绍具体方法之前，有必要再简单概述一下“蜉蝣概念”的基本特性，因为观察对象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如何选择合适的观察镜片。同时我们也要借助对其特性的概述，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能够运用原理完全不同的观察镜片。
“蜉蝣概念”的第一个特性是其在稚虫期所具有的蛰伏性，这种属性令其可能会以一个甚至多个不同的语词形态出现——这种特性也使得“蜉蝣概念”只是一种隐喻，并不能完全对应于这种昆虫的生态特征。例如“和谐号”如果可以被视作一个“蜉蝣概念”，那么“和谐号”或者之前中国火车的一些正式或不正式称呼（如“先行号”和“绿皮车”等）都是其“稚虫概念”。唯有捕捉到了“和谐号”这一成虫形态，我们才能去反推其可能存在哪些稚虫形态，以及研究后者如何以单线或复线的方式完成向成虫的转变。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言：“每一个时期的词义演变，在进入书写纪录之前，必定早已在日常生活语言里发生过了。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书写本身有其局限。”突破这种局限的关键方式就是要澄清“蜉蝣概念”在蛰伏期的诸种形态和存活方式。“蜉蝣概念”的第二个特性是其在成虫期表现出的迸发性，最显著的表现是当时政治社会的制度、文化或功能等诸般情境都高度集中地在这个概念上涌现出来。这从“和谐号”对“和谐社会”的多维度映射中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蜉蝣概念”的第三个特性是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一以贯之的灵敏性，即它总是能够非常及时和贴切地记录并反映日常生活的持存和变化。“和谐号”之前的稚虫概念多有改变，如“和谐”被纳入党和国家重要表述后，其原本的古典含义被不断投射到现代生活之中。“和谐号”这一成虫概念自2007年出现，到2017 年“复兴号”成为中国高速列车主角的十年间，以其本身形象或象征载体，通过各种符号媒介广泛地与中国政治社会各领域事务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