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本书叫《新星》，感触挺深，聊一聊
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县委书记》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是主旋律，这也引领一代人员职业选择。
一、去小县城
1982年秋天，河北的一个小县城各种忙碌，要迎接一位新来的领导，有的清理打扫领导办公室，有的在讨论后续的工作安排，大院里都是大家忙碌的身影，已是秋高气爽的季节，额头的汗珠不住地往外冒。
在以经济建设为主要路线的大时代号召之下，这位青年在一直思考要为人民干实事，要选择一个怎样的路线。
经过思量和权衡，最终为完成心负人民情怀之志，决定放弃天庭的编制，下凡去一个河北的小县城。
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只有200公里，距离石家庄只有十几公里。
改革的春风一路吹，从东南一路向北，青年就任县委副书记，
与七八个老干部一起，并坐在县里的第三把交椅。
此时
新来的书记，还不满29岁。
在下凡之前，曾经
是天庭ZZJ委员、天庭副总理、安全长官的秘书。有天庭编制，且在天庭机要岗位工作。
关于为什么放弃天庭优渥的工作，选择到基层打拼，据说有两个传闻
第一个（个人认为不太真）：
当时的舆论对他们这个群体的刻板印象，
纵使是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工农兵学员，没有从事过专业工作，大学便被分配到天庭军事的机要位置。
这个起点，已足以让人称羡。
虽然有着全国最牛的学历，在层次上也与岗位需求相匹配，但与化工专业完全不对口，
难免引人非议
秘书工作的好坏，难以向老板以外的人证明。
对于志不在此的年轻人来说，只能说是一个过渡，后面选择走向群众。
最终，选择结束这几年的优渥的生活，回归乡土，空降到一个土里土气的华北县城。
第二个传闻（个人倾向这个）：
空降是来自老领导的授意
虽是军人出身，但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改革开放后出任防长，多少有点文官治军的意思，难以服众。
1981年小平同志提出要裁军后，由防长制定的裁军方案也已经出炉，但现实中却难以推行。
裁军本身就是很难的事，各方都有自己的想法，向前看，当时曾国藩裁撤湘军的时候，也花了巨大的力气，顶住了巨大的压力，而当时湘军对曾剃头可是心悦成服的。
威德不足以服众，政令执行难度也大，他也自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差不多了，淡出核心power圈只是时间问题，部下
趁年轻换一条赛道，到基层工作，可以说是一个优选
而离开后的两个月，防长从天庭副总理改任到国务委员（机构改革了），降半级，第二年秋天防长换人。
预计很快就可以光荣退休了。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84年因为在HK问题上的不当发言被雪藏
。
记者：你们是不是要驻军
答曰：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
中央：你们去发一个消息澄清一下，说他讲的这个是胡说
可以说82年告别自己的领导，这个时间节点，当真了不得。
当然也不能说这个时候开了天眼，上帝视角提前遇见了这个事情，从历史价值观来看，那些跳曹时机选择不当的人，早已被遗忘了，毕竟成就低。
而成功人士的过去，总有上天眷顾的成分，这就是天选之子吧。
对于部下的离开，老领导表示理解和欣慰，只是对于职业选择有不同的理解：
2000年还时任省长时回忆：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到河北之前是给老领导当秘书的，他当时是防长又是zzj委员。
他说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到地方下基层。
而自己始终认为，投身群众才是自己大显身手，实现价值的唯一选择。
现实是改革开放之后，主掌地方经济的要员崛起，这是明显的趋势，未
来数十年里，政治家所能达到的高度，也绝非是军人可比的。
事后证明防长的
确实看错了方向
。
也正是这一次的选择，改变了一生的成长路径，再次证明了选择大于努力。
二、为民干大事
到了地方，他土里土气的派头，一直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讲排场，全无权贵风采，只是年纪轻轻，娃娃脸，
不得在刀山火海摸爬滚打的老干部的信任。
那些真刀真枪在基层猛干的领导，也有自己的骄傲，也不认为毛头小子，可以独挡一面。
以为来几天又要回去，就没有太当回事。
所以要在大院内立足，让大家服你，就得出成绩，是骡子是马遛遛。
于是他烧出了第一把火，开展农业改革，
对农民减负
。
经过几个月的深入了解群众和调研，他决定从农业着手，提出要削减粮食征购指标。
插播一下，这个征购指标。
1953年开始实行国家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在农村实行粮食增购计划，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
因此，政府是唯一的收购和销售商。
从购粮端，ZF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又用较低的价格卖给城市居民，一方面控制了量，一方面也控制了价，里面有价差虽然不多，但量足够大，所以这个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各级干部清楚 ，多年来粮食征购的价格极低，这是相当于从农民手中拿粮，对城市进行补贴的政策。
当然也是这个政策，为建国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让城市科研生产得以进行。
但也是被认为是数十年农民贫困的根源之一，实际用农村补贴城市。
因为采购的价格极低，能买到就是赚到，
各级地方政府将粮食征购数量当成是类似农业的税收，征购的数量的多少，可以简单的认为是对国家做贡献大小
1982年
县里一年产量是4亿斤，当年的征购指标是7600万斤，是当年河北省征购最多的县。
县领导以此为荣，增购计划也在不断上调，预计未来要征购到1亿斤甚至更高的水平。
青年副书记到县里后很快发现，所谓的好县强县，征购粮全省第一，却出现了农民吃不饱饭，大家在年底基本都要饿肚子的情况。
经过了解，农民们在卖完粮之后，其实余粮不足。大量的交征购粮，是建立在农民口粮不足的基础上的，征购粮也成为农民的沉重的负担。
实质征购大县并不等于是产粮大县，有点打肿脸冲胖子的意思。
农民们卖完粮之后，
只能偷偷跑到隔壁的县换红薯干和山药干充饥。
为什么跑这么远呢？
因为担心坏了公社和粮产大县的形象。
按全县粮食4亿斤计算，在交完农业税，以及种子饲料储备、征购粮之后，剩1.8亿斤左右。
再平均到43万人口，每个人每年只有400多斤口粮。
而且还是带壳的。
这个征购大县农民只能吃粗粮度日，还吃不饱，最终还是出现各处借粮的现象。
因为极低的征购价，7600万平均每个人177斤，小麦1毛二，玉米8分
400多斤的余粮总价值不足20块钱，还不如城镇职工半个月的工资
可见，当时城乡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本县农业也陷入了产量越高，农民越穷的怪圈
青年调研之后，十分的震惊，决定以此入手，经过团队的计划，便大胆提出，要向中央削减2800万斤的征购指标，相当于给农民减税30%，
还要削减粮食种植面积，改种经济作物。
当时在向县委领导汇报这个计划时，领导们大为震惊，甚至觉得离谱，不讲武德。
对于省里来说，这简直比狮子大开口还大，本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这个削减幅度，从一个对国家做贡献的城市变成了国家负担，这能忍？
再者这么搞下去，就动摇了全县的发展的基本路线，上级对本县的评价极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这是政治问题。
以后还干不干了？而且此时的省里，动荡不安，暗流涌动。
刘子厚派系仍活跃在省委，占着全省近一半的干部职位，他们走的是最旧的路线，极度的保守。
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要顽抗到底，企图阻止对他们的清算。后来居上的干部要改革，要干大事，就形成了矛盾。
这批极端保守派和小壮改革派就水火不容
天天发扬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精神，天天写往上升打小报告，告黑状，人心惶惶。
也就是青年提出这个想法期间，中央刚把河北省的前三号人物同时调回北京，要
进行换血。
《省委第一书记》描述了当时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高扬的处境，险象环生，就像走钢丝一样，
随时有掉下去的风险。
这刚安静没多久，
这个农民减负改革的事情再来一下，
大家心脏真的
会受不了的。
县里要推翻农业大县定位，推翻以粮为纲的旧路线，减轻农民负担，少给国家做贡献，还要搞经济作物，提高经济效益。
这不就是跟老人们过不去吗？省里不得好好斗一下？
其中的政治风险，也
不是他们几个小小县领导可以承担的
书记和县长都有顾虑，虽口头委婉再考虑，实际上是对这个意见的坚决反对。
不过，青年副书记坚持仍要上报，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于是就想，要团结同志，把这件事做下来。
他找来了吕玉兰——
另一个县里管不了的副书记，
这个人来头也很大，是mao时代的劳模，也是一位好大姐，平民与妇女参政的代表，农民子弟兵，政治无比正确。
在特殊时期步步高升，1977年37岁便干到了河北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委员
在当时简直是一个离谱的奇迹。
1981年被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从省部级降到副县级，回到了真正该适配的位置。鉴于辉煌的过去，县里基本管不了这位好大姐。
于是青年副书记到这个好大姐，一顿输出之后，大姐同意了，各开门路，就跳过主要领导，直接向上书天庭请愿。
这是在县里第一次真正施展本事的出手，其结果是，是上书奏效，请神成功。
当时背景是经济建设为中心，实事求事的工作作风。
调查组直接从上面下派，调查结论为：同意该意见，征购粮从7600万降到4800万。
政策发布之后，人民群众拍手称快，如释重负，张灯庆祝。
次年，部分耕地改种棉花得以落实，农民收入直接提高到了1982年的2倍多，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农民积极性高涨，一举摆脱口粮不足的窘境，再也不用去隔壁县换粮了。
这位新来的领导，第一次所展现的能量，给小县城农民的
带来的福祉
，就比得上过去好几年的收成。
农民第一次在过年吃上好吃的饺子，第一次能正经吃口肉。
不管是人为还是自然，县里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小县城赶上这位青年领导，在当时确实是十分难得的福分。
三、为什么是农业？
当然，改革农业，且
敢于直言上书的底气当然来自于他的父亲。
早在1978年，在父任广东省一把手的时候，就发现了广东全省以粮为纲的极老路线，
最后搞得广东省全省上下吃不上水果，养不起鸡鸭，天天吃空心菜，可谓十分贫困。
经过大刀扩斧地整顿，先后出台各种政策，在经济上对接港澳，农业上调整种值结构，短时间内就获得了不可思议的进步。
作为当年亲身经历的小哥，跟在后面观摩学习，广东省几年内的发展成果及变化原因，自然了如指掌。
而他正在做的，就是父亲那一套，从广东搬到了自己主政的县城。
他既知道中央的态度，也知道这样做的结果。
自然有必胜的把握。
而此时的长辈是天庭的书记处一把手，只要他上书，他所在县的一切政策请求，都可以必然获准。
毕竟除了因私，在因公的层面也有政策鼓励支持且改革的风向。
当然，即便常规渠道上书，层层受阻，也可以直接在家里，直接汇报到中共中央核心机构的一把手。
和普通人比起来，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多年后，这个英名事迹让人传颂了。
当天，老天也在帮忙。
在1982年4800万指标同意之后，当年仍然完成了6092万斤，虽然没有达到目标，人们已经很感激了。
1984年，农业科技的进步，这里要感谢我们的袁老，在农业技术的重大突破，并且包产到户的实施，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
这一年粮食征购，完成了史无前例的1.76亿斤。
统购统销，价格都极低，人们丰收的余粮无处可去，堆满了收粮站。
从此，以前那些天文数字的粮食征购，
再也不是天文数字和沉重负担。
一代历史就此结束，新的序幕拉开。
四、升任一把手
农业的成功，让他一战成名，得到了大院里干部们的支持。
只是他的顶头上司执政的观点仍然非常保守。
从反对削减征购粮到包产到户，当然，这些在我们现在看来非常平常的选项，在当时要转变过来，仍然具有很大的挑战和困难。
老干部们，经验保守，慢慢成为了，新干部们干活的掣肘。
为了大力发展经济，他提出了要高薪聘请技术人员引进的系列政策，也就是著名的
“人才九条”
青年副书记，没有止步于此，继续推行他的利民策略，
哪怕没有顶头上司的支持，凭借着亲民的形象，勤奋良好的工作作风，且有远见卓识，眼界更加开阔，解放思想的魄力，得到了县长和吕玉兰等排名靠前的县领导的支持。
团结干部群众， 继续为民执政。
在县里，以善于团结干部群众著称。
书记来正定，开始是副书记，他很尊重老书记，与县委班子非常团结，工作上配合得非常好，老书记对他也很爱护。当时的县长同志，思想上比较解放，吕玉兰同志，原来是省委书记，视野开阔，站得高，看得远。所以，三位在改革开放的思路都很清晰，也都很有冲劲。很多时候他们三个人在工作上是一拍即合。
一句话概括：小县城已经团结在了以他为核心的县委周边。
之后就是1983年农业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当年95%的生产队实行起了大包干。
冯老书记的保守派在县里只能腾出位置了。
10月冯老书记因身体原因，
腾出了位置。
11月他顺利接棒县委书记年仅30岁。
从数十年的回忆来看，这位冯老书记的形象是一位关心同志，和蔼的老人，以及永远反对意见的保守派。
这位老上司，也折射出了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博弈，其实也很明确得看出来，他们的关系也确实谈不上融洽。
在正式主政县城之后，发本地干部素质低下，跟不上他的工作思路和节奏的问题愈发突出。
老领导们毕竟都是干几十年的革命，斗争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新时代的工作环境下，能力就无法匹配时代的需要了。
还对年纪轻轻就当上一把手也有不服气的，
而一心改革的新书记又不打算重用他们
当然，这个问题也是时代的问题，于是上面就提出了干部四化。
他以干部四化的指示作为突破口，大力提拔更好用的年轻干部，让他们大展身手，为民服务。
当然，作为淘汰老人的安抚。
县大院里唯一的吉普车，给老干部使用，自己出门就自行车。
老干部缺少活动场所，他就把县里两个大会议室改造成了干部活动中心，让他们在里面玩儿。
同时对老干部最关心的医疗方面，则大开绿灯，有病优先诊，开立专门病房，专门医生，费用都用县里财政及时报销。
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这是一个高明的策略
老干部们交出了权力，却获得了非同以往的特权待遇，精神和物质上都令人满足。
他们怡养天年，心情舒畅，自然就不会关心县里的政策和决定了，也不会说三道四。
他
第一次在官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就是中青年干部要尊老。
赢家把输家当成坐上宾，风中枯骨再沐新风如何不令人感动呢？
一招把问题化解为无形。
五、报纸头条
成为了县委的核心之后，干部们团结一致，就可以干更重要的事了。
重点工作得进一步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前文提到了，小县成离石家庄只有十几公里，书记提出主张，应该从农业转向他首创的半城郊型经济。
经济上融入省会城市，以服务省会城市作为本县的产业发展方向，鼓励大搞乡镇企业
对高级人才开出高薪，全国公开招聘。
这些政策在今天看来，而是很基础的工作操作，但在当时来看，是非常大胆的创新，毕竟姓资还是姓社，大家的分歧还是很大的。
上面落实了沿海开放城市政策之后，还没有把经验复用到别的地区，小地方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意见还没有确定。
这些先进的思想和政策，是本县决定发展路线的重大政策，这波操作是强行把圈圈里的春风灌进了河北这个这个小城。
当然，也只有他们这些特殊背景，特殊的能量资源，同时有着信息优势和视野优势的人，才能想得出，干得出，也才有这种下重注豪赌的魄力。
一如同期的其他几位外放基层的干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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