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丨什么是日本的“昭和史论争”

孙歌，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文学的位置》（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台湾人间出版社，2010）、《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等。

什么是日本的

“昭和史论争”

文丨孙  歌

今天我要谈一个日本思想史中的个案，这是发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日本思想界的一场论战。这场论战后来被称作“昭和史论争”。大家知道“昭和”是日本的一个时代，从1926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是昭和天皇从继位到去世的这一段时期。在昭和的前半期，最主要的事件就是侵略战争。这个我不需要多讲，我们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同学们大概在历史书上都学过。那么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日本的知识分子，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一直面对如何处理战争这一史实的问题：如何对待日本发动战争，最后在一种被强迫的状态下接受战败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所有日本人都卷入了。因此日本知识分子一直在面对这个问题，特别是史学界。在五十年代的日本史领域里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有相当地位的，而且他们有一些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力的知识和政治实践活动。我要谈论的这场论战，就是围绕着一本由三位日共背景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书写的著作《昭和史》（岩波书店，1955年）展开的。

《昭和史》只是一本小开本的通史。简明扼要，是一本口袋书。它是关于昭和前期历史，特别是以侵略战争为主导的这一段历史的入门书。三位作者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它的书写方式，对于我们中国的同学们来讲，应该并不陌生，我们在从中学一直到大学历史课上、政治课上学到的通史的书写方式，基本上也是“昭和史”的写作方式。简要地说，它的基本视角是唯物史观，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经济危机往往是导致战争的基础，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了历史发展正确方向，等等。我可以给大家简单地念一念这本书的章节目录，大家就会有一定的了解。我简单地念一下：

第一章：“昭和的新政”

第一节 转换的时代

第二节 金融恐慌下的政变

第三节 对于中国革命的干涉

第四节 “满洲的某个重大事件”

第二章：从恐慌转向侵略

第一节 大恐慌与日本

第二节 动摇的统治体制

第三节 右翼的抬头

第四节 满洲事变 （这是日语的说法，我们叫“九一八事变”）

第三章：在非常时期的名目之下

第一节 五·一五事件

第二节 走向国防国家的道路

第三节 二·二六事件

第四节 准战时体制

第四章：无涯的战争

第一节 日中战争

第二节 “国家总动员”

第三节 近卫新体制

第四节 太平洋战争前夜

第五章：走向溃败

第一节“初战告捷”

第二节 战争经济的实态

第三节 “一亿人玉碎”

第四节接受波茨坦公告

第六章：战后的日本

第一节 占领政策的推移

第二节 战争的力量与和平的力量

以上是《昭和史》初版的章节目录。从这个目录不难看出，这是一本国家视角的政治简史。它讲的是昭和前半期日本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事件。因为这是一本国家视角的历史书，所以我们看到，它写作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如何动员民众去参加侵略战争，又怎样地一步一步走向失败。这本书由三位史学家合作写成，仅仅用了半年时间。所以，可以说是为了对应当时的社会氛围、出于政治上的现实斗争考虑而突击写作的入门书，作为急就篇，完成度是很高的。三位史学家中最主要的作者叫远山茂树。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非常著名的、很有建树的一位。他自己的专业并不是现代史，而是近代史，主要是研究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他自己花大量精力去做的研究，是关于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的研究。从搜集资料开始到用最简洁的方式给每一个复杂的、有多种变化的事件加以简洁的概括，这个工作量是很大的。应该说，这本书作为一本入门性的历史书，其实是有相当高的质量的，特别是作为通史，它的简洁明快很难得。所以它出版之后就卖得很好，这里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在日本史学界，通史的写作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一旦有通史出现，它的需求量就比较大。更重要的是像《昭和史》这样正面总结和整理日本侵略战争的历史著作，在当时还是很少见的。它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范畴，也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在战争结束正好十年的1955年就能出版这样一本书，对于日本的读者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

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历史背景，就是1955年这一年，日本政治上形成了所谓“五五年体制”，这是日本政治转向保守化的开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文部省对于历史教科书的审查显示了明确的右翼倾向，即试图以民族自信心和保护人民对天皇的感情等等理由，阻挠进步知识分子在历史教科书中正面记述侵略战争的努力。

《昭和史》虽然不是一本教科书，但是作为简洁的通史，它具有某种教科书的功能。在亲历战争的一代人步入战后的时期，这本书提供了官方和民间社会缺少的视角，因此，它会立刻受到关注是很自然的。

岩波书店的《昭和史》（新版）

但是，《昭和史》受到欢迎并不意味着它受到一致的好评。这本书是1955年11月出版的，在1956年上半年就引来了很尖锐的批判。始作俑者是一位文艺评论家，叫龟井胜一郎。龟井在三十年代曾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并没有加入日本共产党。我需要做个简单的说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里边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并不一定在政治实践上加入日本共产党，甚至不一定认同日本共产党，但是他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可以在思想上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二十年代开始到三十年代初期，日本曾经有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被作为“西方理论”输入日本知识界，其理论的魅力吸引了大批政治取向并不相同的知识青年。龟井也是其中的一位。后来，龟井因为参加了一些左翼文化活动被逮捕。他为了保释出狱，发表了转向声明。粗略地讲，这似乎就是一个叛变行为，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单纯，因为龟井并不是“组织上的人”，他恐怕也没有谁可出卖。日本的转向有好多类型，龟井并不属于政治叛变的那种类型。这个问题我没有条件展开讨论，在此姑且省略。也许和这个有些关系，当龟井挑起了《昭和史》论争，同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阵之后，基本上没有人出来揭他转向的老底，倒是他自己专门写文章讨论转向的意义。还有一个与龟井有关的，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我们没有翻译过来这个座谈会的文本。我相信翻译过来销路也不会好，中国读者不会有兴趣去读它，读了也会有云山雾罩之感。但是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读过竹内好的论文《近代的超克》，“近代的超克”座谈会重要的发起人之一，就是龟井胜一郎。我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在结构关系上了解龟井胜一郎相对于远山茂树这一群历史学家，他们在政治取向上的一个距离。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说，如果他不是左翼，不是共产党人，那他就是右派。龟井不是右派。尽管他的很多言论，如果想上纲上线，都可以说他是右派。但是，他不是右派。我可以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战后积极地推进与中国大陆发展日中友好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就是龟井胜一郎。他有一个说法，说日本人在战争时期所以会协从战争，是因为对中国一直存在着歧视感觉。所以我们要克服日本民间的这种歧视感，要积极地推动日中友好。

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些轮廓性的要素之后，我想尽快进入学理性的讨论。龟井胜一郎发表第一篇批判《昭和史》的文章时，他批评的要点是《昭和史》里没有“人”。在这本书里，看不到普通日本人的喜怒哀乐，看不到大时代里各种人的心理纠葛和矛盾痛苦。它不仅把所有历史人物概念化，归类为某一个既定的阶级，而且在军国主义统治阶级和共产主义以及自由主义者的对立框架中叙述历史，动摇于其间的“国民”却不可见，也听不到死者的声音。基于这一基本判断，龟井提出下面的几个论点。这些论点非常有意思，所以我才要在今天讲课开始的时候强调，不要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方式去想问题，因为昭和史论争里面所有的讨论，假如你用二元对立的视角去看，你就不能准确地抓住它。

龟井是这么批评的，他说，我们为什么需要历史呢？通常，我们需要读历史，是基于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在我们民族的、时代的长河里边去寻找生的根源。也就是说我们生命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是在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个脉络里边。所以我们需要去读历史，读了历史我们才能知道我是谁，我所在的这个文化从哪来，怎么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说我们读历史是为了和历史上的一些优秀人物相遇，我们要邂逅一些有质量的生命，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形成自己生命的伦理。因此在危机迭起的时代，一定是史书大量出版的时代。因为在这样的危机条件下，人最需要思考上述这两个问题。龟井说，可是《昭和史》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因为这是一本给中学生死记硬背用来应付考试的书，是一本可以背知识点的读本。他接着有一段很厉害的批评，我把原话给大家念一下：

“我所重视的是，皇国史观与唯物史观（注：皇国史观基本上是日本右翼拥护日本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就是认为日本的历史万世一系，由天皇的血脉一脉相承，所有的人都要效忠于天皇，这种意识形态叫做皇国史观）立足于完全不同的立场，却双双促成着那种套用现成框架，味同嚼蜡般干燥无味的史书的泛滥。历史学家必须是不亚于文学家的文章高手。要通过写人来创造魅力。魅力就是说服力。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左派的历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承续着官僚的文章系统，这实在令人吃惊。” （龟井胜一郎：《对于现代历史学家的疑问——要求历史学家具有综合能力真的不可能吗》，《文艺春秋》，1956年3月号）

完全一样的表述，在1942年的“近代的超克”座谈会里也出现过。这个座谈会纪要后来结集成册的时候，龟井写了一篇导言，在那个导言里，他也表述了同样的看法。他说日本的唯物主义左派和皇国史观右派是双胞胎。他们主张的内容不一样，可是他们意识形态化的那种操作方式是完全一样的。时隔十多年，这个批评，被用来具体针对1955年出版的这本《昭和史》，而龟井几乎没有改变他的基本判断。

那么《昭和史》是不是这样的一本书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龟井也没有说错。但是龟井把他所批评的这样一种研究形态归结为文章表现力，这是有问题的。《昭和史》的解释框架，基本上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框架。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日本为什么会发动侵略战争呢？是因为它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危机，它需要对外扩张，它的人口超过了国土容量，社会内部产生了阶级分化，阶级斗争导致的社会压力迫使统治阶层要转移矛盾，于是发生了对外侵略战争。而在对外侵略战争的过程当中，统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也不断地产生对抗。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发动人民从内部牵制侵略战争、扭转远东战场局势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一直在代表着正确的历史发展方向，而且在动员组织群众方面也获得了一定成功。这是1955年这版《昭和史》所建构的叙述框架。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本书的写作，作为一本国家视角的政治史，它使用的是高度整合的写作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框架，它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中国对日本，统治阶级对民众，每一个范畴都是高度整合的。当然了，由于这是一本简史，又是在这个现代史写作的积累很薄弱的时期出现，它基于对形势的判断短时间内赶写出来，这种情况本身情有可原。但是，当《昭和史》论争发生后，它引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以《昭和史》为媒介，引发了进一步的讨论。接下来的讨论，实际上渐渐离开了这本书本身。因为这本书只是一本入门书，它在事实上无法承担那么多的功能，我们没有必要把历史学的原理问题全部加在一本入门书上，这是违反学理常识的。但是，由于这场论争是由这本书开始的，因此这本书就变成了大家都要去研究的一个对象。可以这么说，《昭和史》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它的功能并不在于它本身的是非对错，而在于它占据了一个不可替代的结构性位置，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讨论。因此，读这本书，目的却并不在于对它做出评价。

远山茂树很快写了两篇反批评文章。他在第一篇里面，明确地谈了他自己的思想立场和学术立场。有意思的是，他基本上没有理会龟井关于阅读历史两个需求的论述，更没有理会写作风格的问题，他基本上把“历史学应该写人”的问题，归结为文学的要求，认为这不是历史学的责任。在反批评文章第一节里，他强调的中心问题是，当时日本社会出现了一种反科学的、主观主义的历史叙述倾向，这样的历史叙述，由于它违背了历史学客观性的准则，所以它和日本政府以及右翼保守势力产生了共谋关系。远山不是在谈一个抽象的问题，他讨论的是所谓“五五年体制”形成的这个时期里，日本文部省开始对历史教科书进行审查，并且以教科书不能具有“政治偏向”为名，封杀揭露日本侵略战争、助长民众阶级意识、反对天皇制的历史教科书，同时，社会上开始流行“揭露内幕”的战争记录，而暴露战争内幕的当事人，多是发动战争的亲历者或者有间接关系的人。至于普通民众的战争记忆，远山认为，个人的记忆难免以偏概全，过于情感化，因此发生了民众记忆与历史的客观真实错位的情况。鉴于上述理由，远山强调，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势在必行，不如此，不足以在整体上把握日本发动战争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机制。

所以，远山茂树等人写这本《昭和史》是为了对抗淡化侵略历史、甚至是美化侵略历史这样一种政治上的右翼倾向。同时，因为当时在日本社会很盛行回忆录式的写作，远山感觉到，这种写作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战争的亲历者、当事人，特别是战犯的回忆录肯定是避重就轻，是不客观的。而民众自己写的个人生活史，由于它过于局部化，所以也不具有历史学所要求的整体性和客观性。因此，远山说，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进行客观的整体叙述。

那么，科学的历史学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里面核心的观点，叫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唯物史观表述的这个历史过程，其实不是这些抽象概念所说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们先来看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怎么对待这个问题的。

远山在他的回应文章中说，历史学试图逻辑性地揭示人作为历史的社会的存在，与此相对，文学通过形象来描写作为历史的社会的存在的人本身。他首先做的这个区分，我相信没有人会反对。远山接着说，文学的任务，是描写人及其生活如何是富有个性的，具有偶然性的。大家要注意，他强调文学要描写偶然性，就是说，要描写那些存在于不可替代的一次性特殊状态中的人和事物。文学要描写的是那种不可重复的、那些偶然的、个别的状态。那么，历史学呢？历史学需要揭示的是必然性，就是说，尽管包含了个性差异，但人是作为阶级而存在的。尽管贯穿了偶然性，还是要不断实现必然。 （远山茂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点——与〈昭和史〉批判相关联的问题》，《中央公论》1956年6月号）

远山的这个论述需要做一些仔细的斟酌。我们可以看到，远山对于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理解，并不是宽泛的一般定义式理解，而是具体的、有政治意涵的理解。换句话说，远山所说的必然性，基本上不是一个哲学范畴，而主要是一个政治学范畴。在这个视野里，人只有归结到阶级的范畴里面去，才能与必然性发生关联，才能不断实现必然性，因此，个性作为历史学的范畴，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因为在远山的表述里，特别是《昭和史》的写作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种追求必然性、轻视偶然性的思维方式里面，暗含了对于局部的、个别状态的忽略；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变成了只要求史学家描写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个总趋势是阶级斗争的，是政治形势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只要是这样的一些要素被一个一个的历史事件呈现出来，那么，历史书写就完成了它的任务。远山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去描写人，你描写的就是个别的、偶然的对象，不能呈现历史的法则。所以这是文学的任务，跟历史学没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回到龟井的这个批评上，那么可以看到，龟井对历史学的要求和远山对历史学的要求，它们是对接不上的。如果进一步追问的话，我们会发现，远山视野里边的这个历史对象，和龟井视野里边的历史对象，尽管存在于同一段历史时期，但是它的主体，它的内容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场论争在它的核心地带，在两个对峙的知识分子之间，是缺少接触点的，是缺少足够进行进一步延展的前景的。

那么，关于这场论战，我们是不是就只能到此为止呢？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问题。

我们今天在场的可能有历史学专业的同学，也许将来你们有时会遇到历史上的某一些争论。历史上很多关键的问题，常常通过论战，而不是个人的著述被呈现出来的。这是因为，论战由于各种不同观点的对立纠葛，可以充分地显示历史上关键问题的立体性格，甚至于揭示那些问题内在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这是任何个人著述所无法取代的。而论战的核心部分往往是错位的。一个有含量的论战，它除了核心部分之外，还会有外延。论战在整体上有点像一个同心圆，往外不断扩散，就昭和史论争来说，它至少是由三个同心圆组成的。如果说龟井和远山组成的圆心算是第一个圆圈，那么，在它向外扩展的时候，在第一个圆圈的周围，形成了两个更大的圆圈。第二个圆圈里是那些并非当事人、但是对这场论战有兴趣的学者，他们参与进来直接发表意见。这些参与论战的人是论争的重要推动者，他们有转化论题的作用；第三个圆圈是旁观者，他们不参与论战，或者稍微涉及到一点，但是不正面参与；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所讨论的问题会和这个论战激发出来的问题直接相关。因此，在外观上与论战没有关系的这部分讨论，也可以放到我们关于论战的研究视野里来。因为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在核心地带的这个问题究竟有可能向什么方向推进，并且获得更为具有建设性的思考资源。

在这样一个同心圆的多重结构里，核心地带提供的问题是：历史学家说，我们出于现实政治和学理的理由，需要有客观性的、没有主观参与的、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要通过有思想的考证来准确地呈现一段历史。文学家说，历史必须要描写人。你的历史里边写的全是范畴，全是概念，里边出现的所有人都是某一个阶级的代名词。比如说，是统治阶级，是军阀，是地主阶级，是人民大众，或者是日本共产党。他只有阶级身份，没有个人身份，所以你的历史书写里没有人。于是，在这个论战刚刚开始的时候，核心地带提出的问题就是：历史学要不要写人？这也是我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就叫做“历史与人”。

孙歌：《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

三联书店2018年3月出版

历史学要不要写人？接下来就有一大群人参与了这个讨论。很多文学家就开始说，历史学还是要写人的。不过仔细想一想，我们文学家的腰杆儿也不硬。因为我们的文学创作里大部分写的其实也是观念，没有人。历史学家采取的应对态度，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和远山茂树比较相近的，认为历史要不要写人的问题，这不是历史学的问题，只有文学家才那么直观地讨论问题。第二种人说，这个问题有一些道理，但是如果“写人”这个看法不转化的话，直接让我们跑到历史里边去找一个几个世纪之前的人，我们跟他邂逅，跟他交流一下，这种方法在程序上不对。因为历史人物有他们的处境，跟今人不同，在直观层面上的邂逅是不可能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伦理，内容并不一样，所以没有转换程序的话，邂逅很难获得意义。但是，虽然有程序的问题，我们在历史书写里边还是要充分考虑到人的功能，只是它不重要，因为历史里面的“人”，其功能在于承担历史要素。这一批论文，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第二圈的讨论，在这个部分出现了几篇比较有质量的论文，它们完成了同一个功能，就是把本来发生在文学家和史学家之间的这场论争转向了历史学内部。大概在论争发生了半年之后，就不太有人去理会文学家在说什么了，历史学开始热热闹闹地讨论。以至于1957年有一份报纸，在元旦致辞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今年是历史之年，由于《昭和史》论争，使得大家都开始关心历史问题了。

我刚才讲的第二圈里面几篇有质量的论文，主要谈了什么问题呢？我来做一点儿简单的介绍。

第一篇是1959年的一篇书评。我把这篇发表的时间比较晚的书评放到第一位来谈，是因为它具有某种提纲挈领的功能，并不是按照自然时间来排序的。这篇书评谈的是《昭和史》这本书的新版，没有涉及这场论争。但是，很显然，这篇书评的问题意识是以这场论争的核心问题为前提的。在讲这篇书评之前我需要做一个补充：1955年《昭和史》出了第一版之后，1959年出了它的修改本，叫做《昭和史新版》。而这个修改本大量地改写了第一版的内容，所以它不能说是第一版的增补版。为了对比，我把它的目录也照录一下：

第一章：一战后的日本

第一节：最初的世界战争

第二节：大正民主主义

第二章：政党政治的危机

第一节：金融恐慌

第二节：出兵山东

第三节：从田中内阁到滨口内阁

第四节：在大恐慌的漩涡之中

第三章：满洲事变

第一节：侵略的开始

第二节：五·一五事件

第三节：走向国防国家之路

第四节：二·二六事件

第四章：日中战争

第一节：准战时体制

第二节：日中战争的开始

第三节：“国家总动员”

第四节：近卫新体制

第五章：太平洋战争

第一节：太平洋战争前夜

第二节：初战告捷

第三节：战争体制的危机

第四节：接受波茨坦公告

第六章：战后世界与日本

第一节：二战的结局

第二节：战后的民主化

第三节：两个世界与日本

新版把《昭和史》的时代向前推进到了一战结束时期，从大正前后开始写起；使用的资料也有不少变化，可是它并没有成为另一本书。为什么？因为它的思路基本上没变。但是，这里边有一些重要的视角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关于这个视角的变化，我只能做最简单最粗略的介绍。在初版1955年《昭和史》的写作当中，高度强调了共产国际给日本共产党下达的两个命令，这是两个纲领性文件，一个叫《二七年纲领》，一个叫《三二年纲领》。这其实就是苏共中央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直接对日共下达的两个国内政治斗争的指示。《二七年纲领》的全称是《关于日本问题的纲领》，它指出战争的潜在危机，规定了日本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迅速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且对于一系列国内以废除君主制为首的政治改革、国际上支持苏联、不干涉中国革命等等立场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同时，还批评了日本共产党内部的宗派主义等等。到了《三二年纲领》，这些任务还在，但是问题集中到了对于日本政治结构的分析，针对当时日本一些政治团体把军部视为抵制垄断资本的力量的看法，《三二年纲领》强调日本军部是天皇制的马前卒，资本家与地主阶级是剥削劳苦大众的主体，因此，当务之急是强化对于天皇制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抵制。与《二七年纲领》一致，《三二年纲领》也强调了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只是更加强调日本国内主要的矛盾是天皇制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所以打倒天皇制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务。但是日本共产党没能实现，因为老百姓没有被发动起来，老百姓还是跟着天皇走。天皇制的社会土壤比较深厚，所以没办成这件事。日共在1927年参与《二七年纲领》制定的时候，内部就存在着分裂，难以克服宗派主义，而且到了1933年，几个领袖人物还在狱中出现了政治上的转向。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背叛了共产主义的立场。在1955年版的《昭和史》里，日共的失败没有得到强调，而共产国际的两个纲领的重要性被体现在它的章节里边。这两个纲领分别成为两个小节。然而到了1959年这一版，这两小节被取消了。共产国际的两个纲领只被简单地提及，而日共犯了错误这件事被正面书写。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变化？除掉内在的原因之外，一个外在的原因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这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政治事件。它对共产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为时间关系，这个部分我略去不讲，但是这个事件对于《昭和史》的写作者，对于它的新版的书写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不过即使是这样，总体的思路没有发生变化。因此，换了一些史料，调整了一部分观点，但是书写的方式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以一个整体性的、以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为前提的这样一个国家政治史的书写。

好，我现在回到上面的正题。1959年发表了一篇书评，作者叫松泽弘阳，在当时是一位年轻的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他在关于《昭和史》的书评里边，先肯定了它作为政治史写作的贡献，然后他着重谈了一个问题。他说，《昭和史》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使用的所有范畴，由于过度的整合，所以它的内容是含混不清的。比如说它使用的“国民”这样一个范畴，指的是谁呢？是哪一部分国民呢？因为在战时和战后，任何一个时期，“国民”都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介入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当你说“国民”的时候，你指的是谁呢？在《昭和史》的写作里，“国民”被处理成被军阀政府利用、欺骗、统治的对象。这是因为从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度去看，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被同情被肯定的对象。松沢提出，如果你这样去处理“国民”的话，那么这种历史书写恐怕过于简化，过于观念化，“国民”在里边是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再举个例子，他说，书里面使用了“统治阶级”这个词，那么“统治阶级”指的又是谁呢？我们可以理解的是政府，就是日本的内阁，把它说成是统治阶级，这个好像没问题。那么参议院和众议院算不算统治阶级呢？可能有人说这个也算。要算的话，参议院和众议院里边的反对党它是不是统治阶级呢？而且，这些反对党里面有一些人，实际上和《昭和史》里面所要描述的那个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对立，比如说制止侵略，建立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这样的理念实际上在参众两院的议员里也是存在的，甚至就连内阁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分歧。如果笼统地说他们都是统治阶级的话，那么这些不同立场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怎么处理呢？这就是这篇书评提出的最具有建设性的问题。松泽并没有对这些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延伸讨论，但是问题讲得非常清楚。问题就是当我们去笼统地写作历史的时候，是碰不到历史内部的那些复杂的关节点的。所谓的关节点一定是充满了内在张力的、由各种各样的对立或者说差异所组成的力学关系。如果你不去研究这部分力学关系，那么历史将是由一些笼统的范畴组合而成的静止的对象 （《书评：昭和史（新版）》，《思想》1959年10月号） 。

松泽虽然只是写了一篇书评，没有涉及昭和史论争，但是他的这个问题意识却是论争在转化为历史学原理讨论之后产生的重要问题之一。从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入手，我们再回到昭和史论争刚刚开始时提出的那些问题上来。在论争开始不久，有一位历史学家叫和歌森太郎，他写下两篇很有意思的论文参与了论争。和歌森不反对把历史学定义为一门用客观的方式去研究历史过程的学问。但是，他对“法则性”这个范畴提出了置疑。因为远山在他的很多发言里，一直强调说，我们研究历史就是要研究历史发展的法则性，我们要研究规律。和歌森在一篇文章里边提出了一个很温和的质疑。他说，很多科学都和法则结合，而且通过这种结合可以获得确定的知识，并且生产更多的知识。就是说，法则不是研究的目标，它是帮我们获得知识的一种工具。但是姑且不论这一点，进一步讲，历史学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学科呢？他说，这一点还在未定之天，我们还需要认真讨论历史是不是真的有法则。我们常常说要“进行历史性的把握”，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说这句话的时候，传达的是什么样的知识感觉呢？那就是在过去的历史过程中不去寻找一般性和法则，也不凭借着一般性和法则进行价值判断，而是根据促成了哪些历史事实、支撑着它们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条件，对其进行说明。最后的这句话听上去很抽象，但是非常重要。这是后来很多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不断强化的一个看法。就是说，我们说的是历史性的把握，那么，就不能依赖抽象观念。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上次讲的平移的普遍性。我们为什么要把高度抽象的普遍性相对化，就是因为当我们要进入各种具体事物的时候，用高度抽象的方式进不去。当然，抽象在各个层面都是存在的，经验层面的概括也是一种抽象，但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不能依靠抽象，并不是在逻辑意义上谈的，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进入历史的时候，概念、范畴这一类给人安心感的抽象，并不是历史分析的主要内容。所谓历史性的把握，就是要在很具体的状况里面去说明为什么这个事件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形成它的条件是什么。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在另外一种状态下被原样复制的。这就是历史学最麻烦的地方。

和歌森也对“历史要不要写人”的问题做了一点回应。他认为，写人不是目标，而是在历史当中要找到有一些人，他能集合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基本条件、基本要素。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人，你可以把他作为历史要素的结节点去进行研究。因此，历史学可以写人，但是写人不是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他其实也不支持龟井胜一郎所谈的“我们要在历史里边寻找生的源头”这样一个说法 （和歌森太郎：（《看历史的方法与人生》，《中央公论》1956年6月号；《历史科学与人性》，《中央公论》1956年11月号） 。

问题被推进到这个层次，昭和史论争开始有了深度。我需要强调一点，在这个问题转化的过程中，远山茂树表现出非常好的人格修养。他虽然并不赞同很多看法，但是一直保持了一个虚心接受批评并且真心学习和思考的心态。我想与他这一健康的姿态有关，论争的主要部分一直保持着学理讨论的底线。接下来就有其他的一些历史学家进行了进一步的介入，但是进一步的介入基本上发生在我刚才讲的论争最外围的第三圈，也就是说，不直接针对《昭和史》或者针对龟井的批评，但是针对它激发出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我现在着重要介绍的是这第三圈里边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很有意思。有些看法可能对大家来说还稍微有一点陌生。

首先，我要介绍一位资深的历史学家。他是五十年代在日本史学界非常有声望的一位大家，叫上原专禄。上原专禄是做德国中世纪史研究出身的，而且有很长时间留学德国的经历。但是回到日本之后，他致力于进行史学理论的在地性建设。我说的史学理论的在地性，是为了区别于一般的历史哲学研究。上原对于战后的日本社会有很强的危机感。他认为日本社会、日本国民面对了太多的现实课题，而日本的历史学家需要在这种状态下以历史学的方式介入。在这一点上，从出发点这个意义上，他的想法和远山茂树的想法，和这些左翼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在推进这个想法的时候，他们有重要差别。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用考证的方式，去直接论证南京大屠杀是存在的，它不是右翼宣传的那样，不是捏造出来的事实，不是一个虚构，它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这就是直接介入了国民的课题，也就是远山所强调的建立科学的历史学。但是对上原专禄来说，这样的工作不是没有价值，但是作为历史学的工作，它不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他认为历史学的工作是要为日本国民面对的那些基本的课题进行确认和造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每个人在现实中都会面临一些基本的问题，但问题在于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不是真实的。这是上个星期我们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你看到的未必是真的，这个说法大家都不陌生。我们看到的很多让人热血沸腾的现象可能是假象，它背后隐藏的真实的内涵可能恰恰是你最无法接受、无法赞同的。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破假象，确认背后的真实结构关系。而这个过程跟现实的实际政治斗争过程一定不是直接对接的。因为实际斗争要求的是短兵相接，常常它不可能顾及更深层的、有更广大脉络的思考。可问题是实际斗争在不断推进的时候，所有的战斗都不会以战斗者的意志为转移。我们都知道没有常胜将军。实际斗争有的时候会有局部的胜利，有的时候会遭遇挫折，只要它不停止，就一定是曲曲折折的。每一次转弯儿，每一次变化，站在斗争第一线的人都要进行判断。他判断的根据从哪里来？如果他只是跟着现象走，那么他赶不上瞬息万变的现实；所以他必须具有前瞻性，这个前瞻性依靠的是在各种可能性中进行选择的判断力。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可以不懂政治学的那些理论，但是他一定具备这种判断能力。这个判断能力是用抽象概念没有办法取代的。而知识界要提供的，并不是直接的判断或者是指出事态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而是面对复杂现实状况时候的有效思考方式。今天有许多年轻人认为，假如学术不能改变现实，那么它就是没有用处的；假如思想不能直接针对具体事件，那么就谈不上是思想。当我们面对严酷的现实，而良知使我们急于改变现实的时候，这么想是情有可原的。但是，问题在于学术和思想工作，究竟能够承担多少直接的现实功能？这不是个一厢情愿的事情，我们需要从结果上观察，而不是仅仅在动机上立足。从结果上考虑，学术和思想工作与第一线的实践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那就是它有可能游离于瞬息万变的现实，而满足于似是而非的政治正确。改变现实靠的是实践，而不是针对现实的说法，当一个说法刚刚证明自己的现实判断是正确的时候，现实可能就变了，这种政治正确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实践家们很少依靠政治正确的说法，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不断变动的现实过程中夺取主动权，甚至如何在关键的时刻作出“决断”，当然为此他们就需要更具体而精准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基本上属于实践的范畴，而不是理论的范畴。这种具有强烈实践色彩的思想生产，绝对不是政治正确的演绎或者常识性的认知可以取代的，它们是一种“关于可能性如何实现”的重要精神活动。实际上，历史学作为一种经验学科，特别需要建立与这种精神活动在认识论层面的关联。这里面有分寸感的问题，就是说，历史学需要以历史作为分析的对象，而历史分析不可能直接用来解释现实；但是，它必须以间接的方式为实践的思想生产提供营养，不言而喻，这种营养只能在认识论的层面产生，不可能在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层面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