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我主动放弃体制内的“铁饭碗”，到一个已经快散摊的基金会谋食。当时完全没想过离开体制的风险，我就是觉得既然当不了官了，也回不去医院了，这个医学基金会好歹跟医沾点边，多少能弥补一些我因任性离开空军总医院
（今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的缺憾。
没有雄心壮志，没有远大目标，我稀里糊涂地就进了中国医学基金会。别看基金会牌子挺大，但由于被“假李逵”夺了权，新上任的会长郭子恒
（前卫生部副部长）
不得不带着我们另起炉灶。我去的时候没有办公室，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当时首都儿科研究所的王永麟书记将他们的一间房子借给我们暂时栖身。事业没开展，没有资金进账，基金会发不出工资，上级主管单位每月发我两百元生活补贴。
我进基金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印”斗争，组织、队伍“纯洁”以后，基金会就慢慢走上了正轨。郭部长
（指郭子恒）
栽培我，把会长一职让给了我。后来，我被调去中国市长协会，不再为生计发愁，但也未舍得离开基金会，并且一干就是十年。这期间，基金会开展了“智力工程”项目，设立了 “医德医风奖”，成立了 “戒毒专项基金”……
后来，卫生部人事司把我弄去听也没听说过的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这又是一个账上没钱，发不出工资的基金会。我当时担任理事长，这一干又是十多年。这期间，我们开展了“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爱尔启聪中国行”等公益活动。成立“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后，我们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东乡县）
组织了“女市长手拉手扶贫助学”活动。我还与聋儿康复专家万选蓉、时任基金会秘书长的李京华一道远赴美国，请来了国际著名的大慈善家奥斯汀，并于二〇一二年在中国开展了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大型捐配助听器活动，至今已执行完毕，受惠者超过四万人。
二〇一六年，我与中国市长协会联合发起成立了爱尔公益基金会。由于有几个特别有爱心、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鼎力支撑，基金会总算摆脱了自我安慰式的“小而美”模式，迎难而上，豪情万丈，专啃硬骨头。二〇一七年，爱尔公益基金会开展了“爱尔向日葵计划——脑瘫儿童救助工程”项目，成为一家以手术方式解救脑瘫儿童的慈善机构。二〇一九年，爱尔公益基金会又启动了“启明星工程——孤独症儿童关爱行动”项目。除此之外，爱尔公益基金会还做了很多扶贫助学活动，足迹几乎遍布中国西南、西北各省。
我认为，
所有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点开始的
，连至高无上的宇宙都是由一个奇点爆炸形成的。我也只是从一个点出发，从一个不高、不轰轰烈烈、不引人注目的原点起步，走了一段，点就变成了线。线越来越长，
待走了三十年，回首一望，我才发现自己走过的原来已经是一条路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我在这条路上走啊走，黑发慢慢变成了白发。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这些杂七杂八的文章能结集出书，除诚惶诚恐之外，还有点不知所措。我何德何能啊！这感觉就像是范进中举一样。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直以来自己都有一个文学梦想。我父亲写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及《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书，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松树的风格》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都是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我母亲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也是一版再版，成了脍炙人口的一部传记。他们做到了立身、立德、立言、立行这“四不朽”，我也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至少是朝那个方向努力的人。
我从小就热爱文学，一直有一个文学梦想。我这一生，做过医生，当过官员，任过社会组织掌门人，还当过这个委员那个常委，其间，我对公益痴情难放，一直不间断地做公益。不过，我对文学一直都是心有戚戚的，不敢奢想自己有一天会圆梦。
感谢命运，在我七十四岁退休之后，终于可以“随心所欲”了。虽然激情和灵感都大不如前，但对社会、对人生却看得更加深刻和透彻。我悟到，一切事物就像是一块黑白相间的布，如果我们把黑色相加，那这就是一块黑布；如果把白色相加，那这就是一块白布。然而，黑布也好，白布也好，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不如黑白格子布漂亮。所以，我的文章不会一个劲地诅咒黑暗，也不会廉价地歌颂光明，也就是说，我不会有那种黑色相加或白色相加的极端行为。
我给大家展现的，就是我眼中看到的一块块黑白格子布，真实、朴素、干净！
我虽有文学梦想，但一直难以抽出时间从事写作，这次疫情，把我堵在海南岛的一个小渔村半年多。百般无聊中，我拿起了笔，一口气写了多篇文章，没想到反响还不错。
因为我没有博客，不开微博，不是“大V”，也不是网红，当爱尔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告诉我，在“爱尔公益”微信平台上，我还有几千名粉丝时，我又吃惊又感动。尽管我的粉丝数量与那些明星大腕、网红的相比就是一毛对九牛，但他们依然是我写作的动力。后来应出版社之邀，我又写了十几篇杂感随想，一直遵循我的风格，不专捡黑，也不专挑白，而是有白有黑。白，就是赞扬祖国的进步，点赞各行各业的凡人小事；黑，就是不掩盖、粉饰社会上的种种丑陋和不端。
我认为，爱与善是不可分割的，
爱是本心，善是行动
。没有爱的行善是假善，光有爱而无善举则是空头支票。所以概括地讲，
我这本书的核心就俩字——“爱”与“善”
。
我的第一本书，注定不会是畅销书，但我依然是这样的快乐！因为如我父母一样，我也有一本书了！
和陶阿姨成为公益伙伴和文友，成为有说不完的话的忘年交，于我而言是一件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中学时候的语文课文《松树的风格》非常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影响着我最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对陶阿姨红色家庭的崇敬，是我们那一代千千万万人共有的情愫。我跟陶阿姨的联结，最开始是两年多前我偶然得知陶阿姨喜欢我的书。
后来，我在北京的一个小土菜馆跟陶阿姨首次见面，陶阿姨露出明净的笑容，亲切得可以融化冰雪，她笑声爽朗，像一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她拉着我的手说话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我离世多年的母亲。那天一起见面的还有几位社会成就很高的企业家和退休的部级领导，即使是旁听他们的交流，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然而，我感觉到了陶阿姨特别呵护我的感受，好像生怕我受到冷落，她总是没说几句话就会面向我，亲切地笑着把话题引过来，让我能够时时参与到交流中。
陶阿姨成长在革命家庭中，而我只是一个在山区农村长大的普通孩子，但是她的一举一动让我觉得我们像是在同一个屋子里长大的。陶阿姨的父母为了普天之下的劳苦大众奉献了一生，而陶阿姨待人接物的风格恰恰是最能体现这个革命家庭的成长氛围的。那年春节，得知陶阿姨来南方过年，我和爱人霞一起去看望她，陶阿姨和霞是第一次见面，但她们欢乐拥抱，就像是重逢的母女。后来，我成了陶阿姨创立的爱尔公益基金会（全称为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的理事，也到过陶阿姨家里跟陶阿姨和理由叔叔促膝畅聊，陶阿姨还带着爱尔公益基金会的伙伴来到深圳恒晖公益基金会交流。
和陶阿姨打交道多了，我观察到她对人对事真的是始终保持着极度的一致性，就如同她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一样——简单真诚，随心所欲，爱我所爱，无问西东。拿到陶阿姨的书稿后，我坐在灯下安安静静地看完。陶阿姨对她母亲的深情回忆笔触细腻，让人泪目，让人动容；她对成长过程中陪伴过她的那些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长辈和同辈的回忆，就是一幕幕革命时期的影像，让我回忆起少年时看过的《啊，摇篮》，无比温暖；她对中国现代慈善的奠基人阎明复的回忆，令人百感交集；她笔下的从医经历和慈善事业经历，看似平铺直叙，实则静水流深，无不闪耀着她极度真诚的人性的光辉。
这哪是一个外人想象中的有显赫家世的人啊，这是一个灵魂干干净净，内心无比纯粹的赤子啊！这样的书，是能够给人带来无尽的温暖和力量的。能够给陶阿姨的书写序，是一件让我这样的后辈热泪盈眶的事。这种感觉不是“与有荣焉”，而是一朵白云连到另一朵白云的清爽，也是一阵风儿遇到另一阵风儿的亲切；是在他乡旷野之中遇到家乡故人的温暖，也是默契同频的灵魂在世间相遇的欣喜。
想到“母亲的芬芳”这个题目，是因为陶阿姨仅比我母亲大两岁，我爱人第一次见到陶阿姨后，回来跟我说她恍然间好像见到了奶奶（我们都跟着我儿子称呼我母亲为“奶奶”）。的确，陶阿姨的笑容与我母亲极为相似。陶阿姨曾跟我说，她特别喜欢我在《我是演说家》上讲的那篇《我的母亲》，我想这是她们干净善良的灵魂在共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陶阿姨的母亲曾志老人，她是中华民族母亲形象的时代缩影，只要提到曾志老人的名字，我们就会联想到母亲。
谨以这些简单的文字为陶阿姨的新书作序，祝愿陶阿姨和理由叔叔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地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