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恢复40年：那时没人怀疑“知识改变命运”

1977：个体命运的转折与社会常态的回归

撰文   |   杨津涛

中国高校招生制度在1949年后经历过几次大变。1952—1965年，实行的是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66年“文革”爆发后，高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华等学校进行“推荐制”试点；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至于应届高中生，或者进厂务工，或者下乡劳动，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

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积压十一年的历届中学生，才又一起走进考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老老少少”，“老三届”（1966、1967、1968年三届初高中）的毕业生，很多超过30岁，早已娶妻生子；而同场竞技的在校高中生，还不到20岁。甚至有的地方出现师生、父子、叔侄、兄弟同考，一起上大学……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资料图）

废除高考

 “无产阶级化”的大学只有工农兵才能上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分数挂帅”“智育第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等，被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大肆批判，高考制度随即被废止。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两个估计”——1949年后的“前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学校教师“大多数是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但是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既如此，大学要实现“无产阶级化”，就要尽可能多地招收工农兵学员。

清华、北大、北航等7所大学1971年试招工农兵学员8916名，从阶级出身看，来自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其他劳动人民家庭者，占到总数的99.8%。1972年大多数高校都开始实行“推荐制”，当年北京11所高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中，初中以上学历者仅20%，初中毕业者占60%，还有20%新生的文化程度相当于小学。为让新生具备听课能力，高校不得不增设半年的文化补习班。

北大学生，1972年4月。当时，大学生都是“工人，农民，士兵学生”。

很多1977年考上大学的人们，都有参加推荐被刷下来的经历。首先，政审关不好过，“黑五类”出身的青年，表现再好，都是没有机会的。作家陈建功高中毕业后到煤矿做工，1973年得到师傅们一致推荐，加之又发表过歌颂“工农兵上大学”的诗歌，以为稳操胜券。谁知道因为父亲是“臭老九”，自己有“反动言论”，陈建功还是被挡在大学门外。

更重要的是，所谓“推荐”，并无实际标准，全凭领导一句话，以至在很多地方，上大学成为干部子女的一项特权，流传着“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的说法。

早年在四川下乡的薛道华，所在公社1976年获得两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一个给了他，另一个给了某休养院副院长的孩子。实际录取时，薛道华上大学的名额被休养院另一副院长的子女顶替，他被安排到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结果当时县文教局局长的女儿也要上学，又把薛道华挤到了“中师”——温江地区师范学校。开学时，薛道华抱怨了一句：“我填写的大学录取表，怎么会录取到中师？我有点想不通。”第二天，他的中师录取通知书也被收走了。

《我的1977》

作者：陈建功 等

版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6年12月

恢复高考

 1977，“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1977年6月，“文革”结束已经半年多了，但中央对高等教育改革尚无指示。在太原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上，有些教育工作者想改革“推荐上学”，又不敢否定“两个估计”，于是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工农兵学员之外，允许成绩突出的高中应届毕业生直接上大学；同时，将上大学的文化门槛，由初中程度提升至高中水平。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后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提出上述规定无疑是可贵的，但这样局部的改进显然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那么，要恢复高考，必须中央直接推动了。

太原会议后不久，邓小平复出，要求“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与会者谈到高校招生弊端，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直言，“一是埋没人才，一些热爱科学有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二是卡了工农兵子弟上大学，他们如果没有特殊关系是上不了大学的”，“三是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四是严重影响了中小学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他希望恢复全国统一招考，“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吴文俊、邹承鲁等与会学者纷纷对查全性的发言表示同意。

查全性，著名电化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博导，中科院院士。在其积极建言下，停止了11年之久的高考于1977年冬季恢复。

时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的刘道玉回忆，邓小平在查全性发言后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最后，他提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于是在太原会议后，1977年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期间，邓小平找刘西尧等谈话，要他们推翻陈见：“‘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你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

在很多回忆中，当事人都特别提及邓小平对政审的简化，“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避免考生因家中亲属的“历史问题”被牵连。

邓小平和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

在教育部发布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规定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在20-25岁；“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在30岁以下，只要满足三个条件：“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都能报考。

为了最大程度招纳人才，还特别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可自己申请，由学校介绍、参加报考”。具体招生工作，“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由于“文革”期间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中小学教育有名无实，各省教育水平差别很大，所以此次高考由各省自主命题。

备战高考

 从头来过，全国上下手忙脚乱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当天，天南海北的知青也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报中，听到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很多回忆中，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杜甫那句“漫卷诗书喜欲狂”形容当时的心情。知青们有机会上大学了，但要复习，一没有时间，二没有资料。

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在山里插队的刘延民每天从早上6点到晚上7点，要喂三次大猪、六遍小猪，还要准备饲料、砌猪圈、垫猪圈等，只能利用有限的空余复习。参加1977年高考前，王新辉在一个山村中学当老师，要在批改完学生作业、备好课后，才有时间复习下要考的内容。他回忆，“时常是一边吃饭，一边背记，晚上一边洗脚，一边看书”，不得不通宵达旦。

无论是厂里做工，还是乡下务农，想参加高考的青年们都只能在工作之余，挤时间复习。电影《高考1977》再现了这一场景。

相比于时间，复习材料更加紧缺。当时文理科都要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另考史地（历史、地理），理科另考理化（物理、化学），外语作为参考，不计在总分。为能获得这些科目的资料，考生们各显神通，有人拿出留了十年的中学教材，有人得到城里亲戚寄来的油印材料，还有的人只能手抄各种习题。

材料都是有多少复习多少，现在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孙文泱回忆，他姑姑从上海寄来好几册《几何》《代数》，有了丰富的数学材料；弟弟在一个中学任教，帮他找历史老师要了十几页有关中国史的填空题；世界史资料用的是他爸爸单位发的周一良、吴于瑾《世界历史》；地理内容不多，只有一些传抄的材料。

复习之余，考生们还要想报专业的事。“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于“文科”心有余悸，倾向于学理工科、技术类的科目。后来从事党史研究的薛庆超曾说，“在七七级大学生中，凡是报考文科的，基本上都是因为报考理工科，没有考上大学的把握，才这么做的”，这种说法当属实情。

历史学者雷颐从军队报考大学文科，成绩高于重点分数线，但雷颐的父亲希望他放弃入学，补习下数理化，来年再考，上个理工科大学。总的来说，当年大多数考生填报学校和专业时，都比较随意，首选把握最大的或最熟悉的。在他们当时看来，只要能上学就好，上什么学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

“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社会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老三届”、学者雷颐

招考部门也和考生一样忙乱。1977年召开了两次招生会议，错过了正常的招生日期，直到当年10月，招生意见才通报到各省。高考已经11年没有进行过了，现在一恢复就是面对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考，无论是考前命题，还是对监考人员的培训，都极为紧急。

如辽宁在得到恢复高考消息的第二天，就组织了20多人的命题组，送到一个远离市区的宾馆里工作。直到这时，命题组的老师们才得知基本原则——考查范围不超过高二，以基础知识为主。20余天后，经过数十次审核和校对，辽宁省高考试卷才交付印刷。

1977年山东高考试卷

在当时，印刷试卷的纸张需先向本省计划委员会申请，再由出版局调拨，但恢复高考时已届年尾，没有多余的纸可供使用，一些省份于是奉命征用了准备印刷《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由于经验不足，河南、山东一些地方把正反两面的试卷，只印了一面，导致考生需要参加补考；吉林延边印刷试卷时，对废纸处理不当，出现了泄题情况。

即使是装试卷的麻袋都不敷使用，那时麻袋是防洪和战备的专用物资，如云南是省委亲自下令，才征用了2000多条麻袋。当时在江苏组织高考工作的胡星善说，“试卷印妥后如何包装，用什么袋子，装多少份，有什么保密要求，袋子上需要何种说明等等，必须精心设计，现做实验、现写说明、现订货、现投产……”，一切都是从头来过。

1977年的高考报名点，时常能看到大龄考生拖儿带女来报名

考场实录

 公平的回归改变了不正常的教育秩序

时隔十年，能重新走进高考考场，大多数人用行动表示了对此次机会的珍视。在北京监考的鲁崇英回忆，“我原来想，青年们被‘四人帮’毒害了这么多年，个别人考试答不上来，可能捣乱。没有想到，考场秩序会这样好，考生态度会这样端正。学生真的变样了。有些过去被‘四人帮’一伙骂得抬不起头来的老教师，今天看到学生这样遵守纪律，尊重老师，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试，感动得热泪盈眶。”

其实鲁崇英担心的事，并不是没有发生。如一名辽宁考生在数学试卷上写诗，控诉“四人帮”当政，自己失去学习机会：“寒冷考试场，心绪漫无边。犹念‘四害’滔天罪，坑杀青少年。蹉跎晃十年，祸国谈何浅。罪当千剐难消恨，报国耻空拳。华主席英明，一举澄空间。江山绚丽花万朵，抒志在明年”。

考生水平普遍不高，还是在辽宁考场上，史地试卷有一道题问：“中国的四大发明是什么？”有考生回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还有考生说“长矛、大刀、火箭、原子弹。”语文试卷有一道题要求翻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考生答：“姐夫领着小姨子去游泳，到那里后看见游泳的人很多没有下去，那是不道德的……”如此种种，并不鲜见。

自古就有的考场弊案，1977年高考也不例外。河北省故城县发生了一场特大舞弊案，县委书记以下数十名干部涉案。县委书记马连宝共有6个女儿，前三个女儿都通过“推荐”上了大学，他还想故技重施，把高中在校的四女儿送进大学。

马连宝先后找到文教局长、招生办主任，让他们“帮忙”。考点负责人给县委书记家“小四”换了三次考号，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坐在她旁边；考试期间，马连宝派通信员以送药为名，给女儿传送答案。故城的其他多名县委常委也利用职权，或者巧妙安排座位，或者改试卷。被查处后，马连宝说：“我不知道今年(招生)办法改了。”——公平确实回来了。

即便在考场上发挥良好，也不意味着你能正常上名校。1977年高考，取消了原本要查祖孙三代的政审，没有了充满黑幕的“推荐上学”，但“文革”十年的思维惯性，并不会因一个文件、一次高考就改变。在高考政策的执行中，还是有不少考生受到政审的刁难。在教育部发布的《招生工作简报》里，经常能看到一些成绩很好的考生，或者因为父亲是国民党，或者由于母亲是“右派分子，与日特有联系”，而被县里扣押材料，无法录取。

1977年12月11日，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精神抖擞迈入考场。

王代文兄弟的经历更为荒诞，他们出身教师家庭，参加1977年高考一起上线后，有干部公开质疑：“这是什么政策，让地主资本家的子女上大学！”“他们家只能去一个！”这兄弟两人同母异父，王代文的生父被认为是“畏罪自杀”，他本人则“对现实不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近段时间新歌不多”，同时“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裁缝铺里帮人裁过一两件衣服。于是王代文的弟弟去上了大学，他只好第二年再考。

1977年有570万人参加考试，经过扩招，本科、大专总共招生27万人，录取率4.8%，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届。同过去的“推荐制”相比，这次考生质量得到了保证，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的7名新生，有5人数学考了100分；在广西录取14人，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的文、理科新生，最低分290分。高考选拔人才的功能终于开始恢复了，中国又有了真正的大学生。

1978年录取通知书

到1978年，高考制度确定下来，但还是很特殊。制定复习大纲必须照顾当时考生的实际水平，负责物理编写的老师担心，“这几年中学教三机一泵，一下子转成力学，弯子太大”“考动力学，但不知道中学是不是有天平”。大纲最大限度地兼顾了考生的特殊性，如历史考题以中国史和近现代史为主，外语考题要求在初三水平。参加这一年高考的人数，超过了1977年，达到621多万，直到2003年这一纪录才被打破。

恢复高考，最大的意义在于恢复了公平。当初从学校走出后，走进工厂，下到乡间的年轻人们，不会想到还有机会重回校园，成为作家、科学家、领导干部，他们的命运确实是因这次高考而改变。但是，当我们注意到5%左右的录取率，也会知道，真正因为这次高考改变命运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高考的意义，更多地还是改变了中国不正常的教育秩序，是中国逐步走向正轨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