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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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
——谨以此文，纪念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100周年
01
1917年1月4日的北京，寒风萧索。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簌簌而来。车行至北京大学门口，骤然刹住。
蔡元培一撩帘一挺身，健步走下车来。北大门口，校工们早已整齐分立两侧，齐刷刷地向迎面行来的新校长鞠躬致敬。
蔡元培摘下礼帽，回敬以深深一躬。
校工们面面相觑，全惊愣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从不把校工们放眼里。
“校长竟然鞠躬致敬，感觉不同以往啊！”
不是感觉，是太“不同以往”了。
1868年出生的蔡元培，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26岁成为翰林院编修。而就在所有亲朋都觉得他前途无量时，蔡元培却辞官而去，回绍兴办起了学堂。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受孙中山之邀，蔡元培出任民国教育总长。他担任教育总长时，教育部连他就三人：总长、次长和秘书。而且堂堂教育部，还是借了两间房屋办公。
如此教育总长，真是旷了古绝了今。
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不满其独裁，蔡元培毅然辞去教育总长之职。
袁世凯诚意挽留：“我代四万万人坚留总长。”
蔡元培回了一句：“元培亦以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这一句回答，是何等的胆大包天。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他颁发委任状——力邀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朋友得知后，纷纷上门劝阻蔡元培不要赴任：“北大太腐败，进去，若不能整顿，对声名有碍。”
确实如此，此前北大已走马灯似的换了四任校长。
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皆何等人物，但最后都灰头土脸地被“赶出”了北大。
面对好友劝阻，蔡元培道谢后说了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17年1月4日，当他脱帽向校工鞠躬时，校工们哪里会知道，这一躬不但彻底改变了北大，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大学之帷幕。
当时的北大，乌烟瘴气，如同魔窟。
学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捧戏子、打麻将、吃花酒，对读书毫无兴趣。入北大读书，就是为了混一张的文凭，以“第一学府”的身份去社会上捞个官位。
老师呢，多是开后门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所谓讲课，就是把讲义印出来，然后分发给学生，再诵读一遍就完事。
史学家顾颉刚当时就读于北大，他记忆中的北大是这样的：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车直奔“八大胡同”，北大师生那时被妓院们称为最佳主顾。
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就是“结十兄弟”。何谓结十兄弟？就是十个学生结拜为兄弟，毕业后各自钻营作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这个官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花钱买来的，那么钻营费就由十人分摊。
这样的学校哪能出人才？只能培养出一批贪官污吏！
顾颉刚说：“所以，当时的北大被戏称为‘官僚养成所’。”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走马上任了。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飘飘。这一天，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一开口，他就对大学的性质进行了精准定位。
“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
随即，蔡元培明确向学生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
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之学术渊薮。“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此篇演讲，抱负之宏大，志向之高远，惊震中国。
在场之师生，在漫天飞雪下，皆被蔡之气势所慑。
当时还是一名学生的罗家伦后来回忆说：“那深邃、无畏而又强烈震撼人们心灵深处的声音，驱散了北京上空密布的乌云，它不仅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而且激励了全国的青年。”
随后，蔡元培委托鲁迅设计了北大校徽。
鲁迅采用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将“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意即“三人成众”，肩负开启民智之重任。
而蔡元培自己则为北大设计了校旗。用红色代表物理、化学等“现象的科学”；用蓝色代表历史、生物进化等“发生的科学”；用黄色代表植物、动物、生物等“系统的科学”；白色是七色的总和，故用其代表自然哲学；黑色可视作“无色之色”，故用其代表玄学。
北大之宏大抱负，尽展于校旗校徽中。
北大学子们后来感叹：“北京大学虽然在维新变法中成立，却是在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时才得以真正诞生。”
1916年12月26日，一接到委任状，蔡元培就直奔北京正阳门西河沿胡同。胡同里有家旅馆，住着一个安徽人。
这个人不怎么爱守规矩，早晨蒙头大睡，午后不见踪影，夜间则出没戏院。但他是一个大才子，姓陈，名独秀。
找到陈独秀，蔡元培开门见山：“想聘你做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却不愿：“我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蔡元培说：“也可以在北京办啊！”
陈独秀仍不愿：“我觉得还是上海好。”
蔡元培没有放弃，隔天就往胡同跑。半月后，陈独秀终于被打动：“那我留下来吧！”
但陈独秀是一介白丁，既没学位，也无任教经历。要说服教育部同意，不是一桩易事。
蔡元培竟然胆大包天：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
陈独秀这才得以“妥妥地”进了北大。
如此“造假”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1917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写的一本哲学书寄给了蔡元培，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得到赏识，进北大读书。
不料蔡元培回信说：“你可以到北大教授印度哲学。”
梁漱溟惊呆了：“我只有中学学历，而且近几年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
面对邀请，梁漱溟哪里敢答应。
蔡元培找到梁漱溟，彻夜长谈：“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就大胆地干吧！”
梁漱溟感叹：“欲当北大学生而不得，却一下子成了北大教师。”
如此用人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性是学问，是一门艺术，性生活是人生美好的精神享受，它有利于男女双方的身心健康……”
这是性学博士张竞生编撰的《性史》。
按今日之开放度，张竞生《性史》部分观点，亦不能被大众所接受，更不要说当时之民国。故张竞生被视为“中国文妖”，人人避而远之。
没想到蔡元培竟邀之，让其到北大教授哲学。
于是，有人跑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树兰让蔡元培抄录20遍旧学堂之规矩。
蔡元培拂袖而去：“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不如待在翰林院好了。”
如此求贤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
有时旁听生来早抢了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
华罗庚、沈从文等，都做过北大旁听生。而最有名的旁听生，名字叫做毛泽东。
“他经常跑来听陈独秀、胡适等教授讲课。”
1920年，蔡元培更是石破天惊——让北大招收女生，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之帷幕。
有人问：“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何不先请教育部核准？”
蔡元培答：“教育部大学令，并无专收男生的规定。”
如此揽才之魄力，舍蔡元培其谁？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这是蔡元培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人才为大学之根本，兴化致治，必俟得人。”这正是蔡元培千方百计延揽人才之原因。
正因不拘一格揽人才，北大师生力量才得以大幅提升。
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陈垣、徐悲鸿、熊十力、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李四光、丁燮林、翁文灏、朱家骅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傅斯年、罗家伦、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
于是北大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
实现了蔡元培所冀望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顾颉刚说：“这所维新变法遗存下来的旧书院摇身一变，遂成为中国现代大学之楷模，成为新思潮旋风之中心。”
教授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教授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
黄侃讲课时，经常攻击白话文：如果胡适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
“长达11字。而文言仅需四字——妻丧速归。”胡适听闻后，回击也令人叫绝。
课堂上，胡适对学生们说：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
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仅12个字，也算言简意赅。
但胡适说：“我的白话电文就５字：干不了，谢谢。”
这就是蔡元培主张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胡适、钱玄同等绝对提倡白话文学，黄侃、刘师培等极端维护文言文学，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就让他们并存。
胡适与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
王宠惠信奉三民主义，李大钊、陈独秀信奉共产主义；李石曾信奉无政府主义，辜鸿铭憧憬君主立宪；蔡元培也毫不干涉，就让他们共存。
可以这么说：当时有多少学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学派；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师生中就有多少党派。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并坐讨论；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同席笑谈。”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大局面大自由，跨越2000多年后，始方出现在北大之校园。
1917年，蔡元培出版了《石头记索隐》，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并指出：“书中本事，在吊明亡，揭清之失……”
但胡适觉得蔡元培的索隐完全是牵强附会。
于是准备寻找《四松堂集》，以推翻蔡之观点。不料四处寻找而不得，胡适逐渐心灰意冷。偏在此时，蔡元培托人找到此书，送上门来。
胡适根据书中史料记载，证明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述”的说法。
蔡元培的举动，无异于给敌人送弹药，此等雅量，天下几人哉？
陈独秀称赞道：“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蔡元培就这样以身垂范，一手塑造了北大精神：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
当时在北大就读的顾颉刚说：“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某个角落，学生因古典桐城学派的优美散文而不住点头；而在另一个角落，学生则正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
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风格，在同一个地方交错重叠的现象，在北大历史上、甚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正唯坚持与发扬“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北大人才方得以大师辈出，北大学术方得以硕果累累。
北大，遂成为全国新文化运动阵地和学术之中心。
当时，北大还有不少外籍教员，其中一个叫克德莱的英国人，仗着是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亲信，屡屡缺课，还经常混迹烟花之所。
北大评议会讨论决定：规范校纪，予以解聘。
说到评议会，就不得不说蔡元培之格局。
从踏进北大那天起，蔡元培就有一夙愿：建立教授治校体制。
“要使学校按既定方针办下去，不受校长一人去留的牵涉，就要建立以教授为中心的教授治校体制。这样，即使校长走了，学校也不会乱。”
于是，蔡元培任校长才3月，他就在北大设立了“评议会”。
“每5名教授中选举1名评议员组成评议会，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
如此不贪权不要权，把管理还给教职工，天下几人哉？全国第一学府，不设副校长，办公室只设一秘书，天下几人哉？
而评议会所作之决定，只要是难处的“恶事”，蔡元培皆出面担当“恶人”，比如开除克德莱。
克德莱被北大评议会开除后，朱尔典找到总统黎元洪，提出外交干预。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朱尔典也亲自出马找蔡元培谈判，
蔡元培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
最终不惜对簿公堂，以“胜诉”方才平息此事。
有段时间，教育部拖欠北大工资数月。北大教师生活失据，评议会决定征收少量讲义费。部分学生不肯交纳，为此包围红楼。
蔡元培挺身而出：“你们闹什么？”
为首学生说：“沈士远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找他理论！”
蔡元培说：“这是评议会决定的，我是校长，我负责。”
学生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
50岁的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
学生们被其气势所慑，尽皆散去。教授治校，规范校纪，北大之师生面貌，焕然一新。
学生罗家伦评价说：“陈陈相因、敷衍塞责之流弊由此尽去。”
北大不但由此成为中国最自由的大学，也成为中国最规范之大学。
蔡元培妻子王昭病故后，一个个媒人接踵踏进蔡家。蔡元培便在书房墙上挂了5条择偶标准：
第一、须不缠足的；
第二、须识字的；
第三、能接受男不娶妾的自我约束；
第四、丈夫死后可以改嫁；
第五、夫妇如不相合可以离婚。
不缠足、可以再嫁、可以离婚这三条，在当时都是惊世骇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甚至还有老夫子坐了轿子来找蔡元培辩论。
但最被北大师生们敬佩的却是第三条——能接受男不娶妾。当时之北京，嫖妓、娶妾皆是常态，
但蔡元培自己却提出“男不娶妾”，遂成北京传奇。这个传奇，必须得从其倡导成立的进德会说起。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
“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
“人人只有先改良自己，才可能重新振兴风气。”
1918年初，蔡元培率先发起成立了进德会：“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凡要入会者均须填写“志愿书”，写明自己愿为何种会员，签名盖章。入会以后，违反戒律者，将被罚之。
陈独秀、马寅初、胡适等人，选择了甲种会员。蔡元培自己和傅斯年等人，选择了乙种会员。梁漱溟、李石曾等人，选择了丙种会员。
蔡元培践行承诺，终老没有一犯，绝对遵守“不嫖，不赌，不娶妾”三条，成为公认的模范会员。
在蔡元培率先垂范之下，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嘟嘟冒出。
静坐会，“以为卫生进德之助”；技击会，“以强壮体格研究我国固有之尚武学术”；体育会，“以强健身体活泼精神”；雄辩会，“以阐发学理修饰辞令”……
而毛泽东，参加的是新闻研究会。
社团并起，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
林语堂对此深有感触说：“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使一班青年朝夕浸染其中。”
“人人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以求不落人后。”
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
梁漱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床后刚走到浴室，忽然口吐鲜血倒地，继之昏厥。
两天后，医治无效，溘然长逝。
蔡元培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衾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代筹，其清贫叫人落泪。
出殡之，很多香港市民闻声出来看热闹，遗憾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蔡元培是何许人。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此后，蔡元培之名在中国渐渐消隐，如同他隐没在杂草丛生中的墓穴。
1977 年，余光中特意到香港祭拜蔡墓，他四问路人，没想到竟然无人知晓，
几经周折，才在一处华人公墓内找到。因多年没人看顾，蔡墓已被荒草湮没。
余光中心中一酸，顿时泪洒衣襟。这个健忘的世界，总还有些人不曾忘记他。
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正好目睹了“五四运动”前前后后整个过程。
了解北大了解蔡元培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
大学虽已遍天下，世间再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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