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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民国旧事儿。1935年11月13日，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在天津居士林，刺杀了正在诵经念佛的孙传芳。施从滨原是山东军阀张宗昌的部下，1925年率军同孙传芳作战被俘，随后遭杀害。10年之后，施剑翘“为父报仇”。
施剑翘行凶后并未逃走，反而在现场散发传单，随后被赶来的警察拘捕。当月底，此案交由法院审理。在此后近一年的诉讼中，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法庭之外，社会围观热情亦颇为高涨。
同情者，力挺施剑翘之举蕴含“孝思”，呼吁宽赦。施剑翘的律师，亦据“父受诛，子可复仇”之古训，为其辩护。而检方则以法治无情相诘难，指斥被告以数千年之旧伦理，文饰其罪。
法理权威与道德伦理骤然紧张之时，法权并未占得上风。法庭与社会各方，围绕施剑翘之所为，在“罪行”与“义举”之间反复博弈。
1935年11月25日，天津地方法院开审施剑翘一案，文人豪担任主审法官。控辩双方主要围绕“自首”及“情可悯恕”两问题展开争论。关于自首问题，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并未逃离，反而散发传单，申明为父报仇之意，并遣现场人员替己报案。
但因案发之时，众人慌乱逃命，并无人前去报案，后警察赶到，逮捕了施氏。控方认为，施剑翘是自知无路逃脱，不得不缴械投案，并非主动自首。辩方则认为，施剑翘刺孙之后，并未逃匿，且传单上写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等字样，所以施剑翘有自首情节。控方据此反驳，谓“自首”乃施氏事前预谋，以此希冀减刑，实乃犯罪计划之一部分，其设计之工，用心之巧，实属情无可原。
为父报仇，是否“情可悯恕”，是法庭上激烈争论的另一问题。辩方称，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作为俘虏，被孙传芳冤杀，其女为情思所激，方有报仇之举，据春秋之义，父受诛，子可复仇。故施剑翘的刺杀行为，情有可原。
辩方的立论，理据有二：其一，施从滨并非死于沙场，而是作为俘虏且未经军法审判，被孙传芳个人杀害；其二，替父报仇乃中国传统应有之义，故情有可原。控方针锋相对，指出施从滨并非死于孙传芳个人之手，竭力强调施从滨之死，乃按军法处置，若以其死为仇，应仇法，而不能仇人。且反问，施从滨杀害之人，亦不知几何，岂都能报仇乎？
回应第二个问题时，控方已从根本上否定传统大义，慨然指出，春秋时代，法律尚未进化，国家权力之观念，社会秩序之重要，未为世人所知，故有复仇之说。但近世以来，国家进化，法律颁行，子报父仇已不适用，否则，法律失效，社会秩序不堪设想。此一论说，以当下社会秩序为凭藉，断然否定复仇的道德正当性，隐藏其后的逻辑，乃是传统道德同当下社会秩序的对立。
1935年12月16日，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宣判，认定施剑翘有自首情节，但未采纳“情可悯恕”一节，判处有期徒刑10年。双方输赢各半，都对判决不满。控诉方以为，自首殊难成立；施剑翘则认为判刑过重。由此，案件上诉至河北高等法院。
孙传芳
1936年1月29日，河北高等法院开审。控辩双方仍围绕前此两问题争论。法庭上施剑翘有意以情动人，声称孙家有钱有势，自己孤苦零丁，凸显“以弱女子之躯，勇搏军阀”的形象。
其实施氏并非孤苦零丁，其弟施则凡时为冯玉祥参谋，其夫施靖公在阎锡山手下当旅长，此二人为施剑翘后来获得特赦出力甚大。但时人囿于信息闭塞，加之为情感所激，多以“小女子”敢与“大军阀”相搏为想象剧情，社会同情之声甚是高昂。
辩方的另一策略，是要求援引之前的司法判例。3年前，郑继成以复仇为由，刺杀张宗昌，最终被特赦。因案情相似，辩护方据此要求宽赦。但控方反驳道，郑继成本为国法不容，被赦乃侥幸之事，被告亦受此影响，妄思效法，倘再不依法严惩，将来盲从之人又不知凡几，足以妨害国家秩序，扰乱社会安宁。
1936年2月11日，河北高等法院宣判，否定了施剑翘自首情节，但认定“情可悯恕”，判处施剑翘7年有期徒刑。虽判决依据恰好同前次颠倒，双方又是输赢各半，然而刑期减轻，辩护方算是略胜一筹。此后，双方又诉诸南京最高法院，虽然状词变动不大，但控方新提出一质疑，却也值得注意。
“情可悯恕”是建立在“为父报仇”这一说辞之上，而为父报仇之说能否成立，则取决于施剑翘之父是死于法，还是死于孙传芳个人之手。但问题是，即便认定施从滨死于孙传芳个人之手，而事情已经过去10年，施剑翘刺孙之动机，是否还能纯粹的被认定为“为父报仇”。控方指出，在迭次审理中，毫未调查施氏刺孙之真实动机，竟以犯罪行为，誉为壮烈之举，是变惩罚为奖励。当时及后来坊间有传言，称施剑翘背后有更大的支持者，甚至有人影射蒋介石为幕后主使。但传言是否属实，无法查证。法庭及民间似乎更倾向于接受“报仇”之说。
弱女子含恨十年，卧薪尝胆，最终刺杀大军阀，实现为父报仇之夙愿。此一故事，暗合传统伦理与社会心理期待，蕴藏着丰富的想象与言谈空间，极具戏剧性，故起始就为社会各方深切关注。刺案当日，《新天津报》刊出号外，予以特别报道。第二天，此事又上了京津各大报纸头版头条。
在狱中的施剑翘
刺案之后，施剑翘利用各种机会，向大众媒体反复诉说为父报仇之心迹。据其事后回忆，此种作为，是想利用复仇故事，博取社会同情，以达减刑之目的。从社会舆论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看，施氏此一策略，确实准确把握了公众心理，可谓相当成功。
河南省开封县总工会反应最为迅速，早在1935年11月18日即致电国民政府，要求特赦。施剑翘的家乡安徽更为积极。旅京安徽学会、安徽各师范学校、工人团体、同乡会、商会等纷纷上书或通电请求特赦。此外，全国妇女界，如江苏、浙江、上海、云南等地妇女团体，亦发表公开言论，多以施剑翘为妇女界之光荣，请求免予处刑。因社会舆情过于汹涌，天津地方检察院敏锐地意识到，审判有被舆论左右的危险，故而规定不准外人会见施氏，意图阻断施氏通过媒体与社会互动。
另一方面，孙传芳的亲友也在努力消解施剑翘所构建的复仇故事，以求在道德伦理层面不输与人。案发后，孙家后人积极联络报界，澄清刺杀经过，力证施氏凶残，同时着力声明，孙家“虽有后嗣，绝不报复”，意欲彰显孙家之宽厚，以博社会同情。
同孙传芳私交甚好的前国务总理靳云鹏，亦积极声援孙家。他一边指斥施剑翘凶悍泼野，目无国法，一边声言孙传芳早已改过自新，横遭不测，实乃可叹。另外，因孙传芳是山东人，山东同乡会亦为孙传芳开追悼会，指出孙传芳建山东会馆，捐款赈灾，其功德可感。无奈当时的中国民众对孙传芳往日涂炭生灵的军阀形象，记忆犹深，一时难以刮目相看。
综观检察院、施剑翘、孙家亲友之作为，无论是意图扩大舆论还是限制舆论，三方都意识到社会舆论同审判的密切关联。且都重视情对法的影响，彼此的差异点，仅在于对“情”的争取与限制。
后来事态发展表明，检察院的限制、孙家亲友的努力，较之于社会对施剑翘的同情，都不免相形见绌。各地请求特赦的电函，多认为孙传芳为军阀余孽，民国罪人，施氏刺孙是为国除奸，饱含着孙传芳死不足惜的味道。另一面，认为施剑翘报仇举动，其志可哀，其行可悯，所表现出的忠孝之气，亦能振奋世风，在民德堕落之际，甚是可贵。
总之，细品各方函电，施剑翘非但无罪，反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基于法律条文而被规定出的“罪”，全然不被社会接受。至此，传统伦理所认同的正义，同现代法律所规定的正义，在施剑翘一案中，以激烈的对立方式呈现出来。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同情施剑翘的行为。部分知识精英，指出施剑翘的作为属于愚孝，是封建信仰的余毒。如《国闻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若以孝为基础的私人复仇被提倡，将引发暗杀之风，导致社会秩序崩溃。
还有一种声音，乃是要求司法独立，坚持法外无情，唯法律是尊。如《法律评论》《独立评论》中若干文章，都力图申说“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然而，此种法律至上的主张，却被舆论边缘化。甚至在法律界内部，也有人质疑独尊法条的做法，例如芜湖律师公会就致函司法院，请求“原情特赦”；而法学家胡宝蟾也提出“论法还是要讲理，讲理首先还是要推情”的观点。
有关施案的争论，基本囿于报纸杂志，参与者、发出声音者多为知识精英，上书要求特赦者也多是各团体的头面人物。那么当时一般平民百姓对施剑翘刺孙案具有怎样的认知呢？因资料所限，今天已难寻踪迹。但有一线索值得注意。施案发生后，各地剧院纷纷据此编导戏剧，搬上舞台。11月25日，《施小姐枪毙孙传芳》在东南大戏院上映，12月5日，《施剑翘枪毙孙传芳》在著名的共舞台演出。这些戏剧的传统伦理道德倾向性极为明显，无不突显施剑翘的孝女、侠女形象。一部原名《孙传芳被刺记》的戏剧，上演过程中直接改名为《孝女复仇记》。这些戏剧的迅速流行，正是契合了当时民众的心理期待，亦可见一般民众早以传统伦理道德为根据，做出了自己的“正义”审判。
最具意味的是，施剑翘被宣判后不久就被国民政府特赦。特赦的缘由，并非全因舆论压力，据说权势人物的活动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传闻冯玉祥曾为此事积极奔走，国民党两位女中央委员张默君、陈璧君也出力甚多。一审主审法官文人豪事后回忆亦称，施案受到社会权威人士的种种干扰。
无论如何，一场交织着现代法治、传统伦理、权势运作的审判终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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