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经常对着地图做梦的人。梦里有精准的地名、里程、环境，却空无一人。但先学历史，后来写小说的何大草，使这些地图活了起来，并且，地图上活动着各种人。不同的是，他借助小说复活的，常常是历史地图。
《春山》写唐代诗人王维，他借此复活了长安城至辋川别墅的整个沿途，长安城的酒市、沟渠、柳树，终南山麓的松树，辋川河上的浅滩、春雪，山中的新月、余晖，一一俱现。《刀子和刀子》写一群正值青春的高中生，他借此复活了炙热、溽湿的成都夏日。《拳》写在四川大学念书的几个大学生，他借此复活了1980年代的成都城，望江楼、薛涛井、九眼桥、镗钯街、大慈寺、河津街、纱帽街、王建墓、文殊院……完全可以把这本小说当作真正的地图，带着它走进每一条街巷。而今年新出版的《隐武者》，写隐藏在人群里，以打锅盔为生的武者何小一，他借此复活了晚清民国时的整个川西坝子……他复活的，何止是一张地图，是一整个声色俱全的世界。
三年前第一次读到何大草，是《春山》，一见钟情。再之后，是时隔二十年后重版的《刀子和刀子》、“武小说”的初尝试《拳》，以及六十岁时写成的《隐武者》。他成了这几年我们最爱的作家。像他小说里那些主人公一样，他也以隐武者的身份，在这个时代的暗处发着光。
▲何大草用四川话，不管写小说还是说话。那些尚未被普通话规训的、活脱脱的方言里，带着野蛮生长的力量，藏在他缓慢、平静的叙述底下。
这篇访谈也用四川话完成，并在文字里作了完整保留。
摄影/陈领唱 （照片上，何大草穿着一件服装品牌"远家"根据《春山》设计的同款卫衣。）
作家和他的写作地图
黄菊：你这两年的小说，《拳》、《隐武者》，都在写成都，但之前很长时间都在写历史小说，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何大草：作为小说家，他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生养他的地方，对我来讲就是成都。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故乡，就是我从小阅读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中国的历史，还有那些因为长时间活跃而留在文字里的古人，像荆轲、李广、李清照、王维，他们都是我的故乡人。小说家应该依托他的故乡来写作，我首先写的是我的精神故乡，挑战我的想象力，看能不能把那些没见过的人物栩栩如生地落在文字上。
所以当我开始写小说时，没有想到写成都，我想让它离成都更远一点，让自己的思绪能到一个离今天的时代更遥远的地方，我根据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写了中篇《衣冠似雪》，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第二篇是中篇小说《如梦令》，写的是流落江南的李清照。我想看看，我在我的文化里能够走多远。
当我把目光收回来时，看到我最熟悉的城市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变化到我都很难认出来，这时，关于成都的记忆，在我脑子里特别地清晰起来。那些细节，那些曾经听到过的叫卖声，我上学的路上，锅盔店里打锅盔的声音，在我耳朵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既不是多愁善感似的觉得从前最好，也不是觉得从前不好，但我愿意把它写下来。
我熟悉的成都，是小时候生活的成都，那时80%以上的建筑都是清代留下来的。楼房特别少，只有后子门有几栋四层楼的楼房，最高的建筑就是我们今天在天府广场看到的四川科技馆，当时叫“万岁展览馆”，是拆掉清代的贡院以后建的。展览馆最高的地方有两个瞭望塔，就是火警，看到什么地方着火了，马上打电话。那里一眼就能看到整个成都城，因为整个城市非常低矮，两层楼都很少。
我过去在报社，住在市中心，后来为了好好写小说，选择了到成都东郊的狮子山上去教大学。所谓“狮子山”，也是成都人少见多怪，一个缓坡，就把它叫“山”，而且名字取得还很大。那时狮子山周边全是农田，我住在一个红砖屋顶的右上角，就像一张报纸的报眼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象山下的世界。我脑子里老想着一片一片的青瓦屋顶，那一个一个的院落已经不在了，但我的记忆完全可以抵达每一个细节。这个时候，故乡可以进入了。
我陆陆续续写了些成都的短篇小说，但还没有刻意用文字去描述我个人记忆中的城市。到《隐武者》的时候，开篇写清代贡院，也就是明蜀王府，张献忠入蜀后，把蜀王府烧成了一幅骨架架。清朝将就骨架，建了一座贡院，民间称之为皇城。皇城大门往南一里，耸立了一睹巨大的红照壁，非常气派，后来被推倒了，那条街就以“红照壁”命名。我婆婆爷爷的家，就在红照壁的一个大杂院，而我童年有八年时间住在婆婆家。
从红照壁一出来，在与人民南路的交叉口上，往左边一望，就能遥遥地看到一个特别高大的城楼，晃眼看，有点像天安门的城楼，那就是过去贡院的大门。每到国庆节或者重大活动，那里还有阅兵式、游行，各种各样欢天喜地的集会，都在那里发生。
红照壁和皇城之间有一条河，叫金河。天安门有条河，叫金水河，这条河叫金河。环绕皇城的还有条小河，叫御河。全是皇家的规格。为什么叫“皇城”？因为过去这是朱元璋第11个儿子，蜀王朱椿的王府，他特别爱这个小儿子，特许他的王府建制像紫禁城。后来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朱棣打到南京，把侄儿干掉，把皇宫烧掉，他要当皇帝，可是皇宫已经烧了，就派人到成都来看蜀王府，后来是按照蜀王府的图样修了北京的紫禁城。今天如果你到成都博物馆的四楼去看，那里有个很大的蜀王府复原图，第一印象是：唉，怎么故宫在这里呢？几乎是一样的。
皇城在1968年被拆掉了，因为政治的需要，修建了一个万岁展览馆。金河经过展览馆前面，我就在金河边上读小学（我读了三个小学），就是现在的成师附小，边上有条街叫染坊街，再边上有条街叫梨花街。
上学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经过院子里的两口井，走到巷子口，经过红照壁、人民南路、梨花街、染坊街、金河边，就到了成师附小。那时候叫“一师附小”，第一师范附小，名字听起来就特别有古意。我们校长是个女校长，很有民国范儿，长得端庄、大气，我还记得叫梅校长，特别和蔼，但又让人肃然起敬，现在想，年龄就在四十岁左右。
▲小红书上，一名叫“书鬼Aphrocage”的人拍摄的《隐武者》封面。
黄菊：这是从红照壁往东走一里路的样子，《拳》里专门有一章节讲红照壁往西走一里路，到人民公园鹤鸣茶社这一段。
何大草：红照壁和南大街交汇的地方，伸出去有个小巷巷，叫南灯巷。南灯巷过去有个忠孝巷。忠孝巷再过去就是陕西街，过去这里有个陕西会馆，是成都最早，也最辉煌的会馆，住了很多陕西来做生意的。陕西街再往西边走，就到了半边桥。清代的时候，桥上砌有一道墙，把大城和少城隔开了，一半属于少城，满蒙人住；一半属于大城，汉人住。后来墙没有了，但桥还在，桥下面是金河。
半边桥再往北，穿过去，左边是祠堂街，从前有一座年羹尧的生祠。祠堂街上有四川电影院，经常去看电影。电影院对面就是成都市图书馆，初中开始，我经常去那里看书，在图书馆的矮墙边，望着金河发呆，就想，什么时候会不会我写一本书，让别人读我的书就像我读别人的书那么着迷？图书馆再过去，有个很大的照相馆，我们在这里照过毕业照。照相馆再过去，就是人民公园，前身是少城公园，是末代成都将军玉昆用菜园子改建的。五分钱的门票，进去，旁边一个湖，湖边就是鹤鸣茶社，坐下，一碗茶也就五分钱到八分钱。里面还有游泳池，读小学时，夏天每个星期去游一次泳，水冷得发抖，因为用的是地下水，成都的地下水非常丰富。
黄菊：你书里写了很多水井，写得成都像个“泉城”。
何大草：过去成都的水井有上千口，不过味道咸、涩口，不能喝，能喝的，只有一口薛涛井，在望江楼公园。据老年人说，这个水可以用来泡茶，但我从没喝过。大杂院的居民用井水来洗菜、洗衣服，游泳也是用的地下水。不像现在的游泳池，半年都不换水，过去一个星期换一次，我们游泳的那一天，恰恰是换水后的第二天，特别冷。
黄菊：今天我是骑车来的，我家到“屋顶上的樱园”，五公里，但感觉沿途很稀疏，而你的小说里，从“红照壁”到人民公园，到梨花街，一里路，被你写得密密麻麻，像一整个世界。
何大草：现在一个铺面可能要占半条街，过去都是小铺子，铺面可能就是一丈宽，甚至不到一丈，一条街构成的密度就很大。小时候走起来很累，要走很久，大人的步子走得快，但爷爷带着我，就会照顾我，边走边看边讲，就觉得这条路很长。而且我现在和你讲的时候，那些形象就非常清晰地浮现了出来。比如南灯巷的口子上有个自来水桩桩，平时是锁起来的，要到下午四点或者四点半，才有个老头子来把它打开。那个地方排了很多人，每个人都拿着个桶在那里等到，一分钱三桶水，如果家里没有劳力，像我婆婆爷爷家，就会请一个人来挑水。专门有挑水的人，肩膀上搭个布垫子，缝了一圈圈的针线，很结实，又让肩膀软和些，也免得把衣服磨破，挑三桶水大概两分钱。挑了水就倒进水缸里，每家每户家里都有个很大的水缸。
自来水桩再往那边走，两边的墙弯弯曲曲的，街道很窄，都是院落，院落的院墙就构成了街道。墙上都是很大的青砖，上面长满了青苔、草草。
黄菊：现在走还有感觉吗？
何大草：很多时候开车从那里经过，完全没有感觉了。但是我一回忆，脑子里浮现出来的一定是我刚才和你讲的这些，一砖一瓦都非常清晰，包括那两口井，是什么样子也很清楚。有一次，院子里有个阿姨要去提水，她的表掉下去了，咋个办呢？就找个小伙子来，她的弟弟，或者院子里胆子比较大的年轻人，顺着竹竿子下到井里去捞。先是拿脚（穿了水靴）去试，试不到，就把水靴脱了，用光脚板去捞。摸到了，拿起来，大家都很开心。那时候一块表非常金贵，院子里有表的人很少。我们一个大杂院，20多家人，只有一家人有收音机，有表的人也很少很少。表捞起来，马上拿到铺子里面去，看有没得水进去，马上擦干，吹干。夏天的时候，如果不去游泳，就把井里的水打起来，用个盆子往身上一泼，还要把头伸到盆子里去，看哪个闭气的时间长，那个时候的快乐就是这些，天很蓝。
黄菊：曾经的皇城坝，今天就是一个空荡荡的广场，周围一圈高楼，人很难再与它发生亲近的往来。
何大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了，唯一能让它们复活，能永远流传下去的，就是文字。我很刻意地把我的主人公安排在皇城脚下，在我曾经生活、学习过的地方，在那里成为我自己的一部分。《隐武者》里的锅盔店，就在我读小学的地方，那里本来就有一家锅盔店，老板抽叶子烟，就像我爷爷一样，我爷爷也抽叶子烟。对那条街记忆很深，而且有点神秘，在一个城市中心，从一条最宽广的街的边上一下去，就是很窄很窄的一条街，特别藏得住东西。
黄菊：我看你的小说时，能复原整个环境，王维从辋川别墅出来去长安的整个旅途，何小一在银草巷的锅盔店，斜江边杏花烧酒楼上能看到的风景，染坊街上树冠像一朵云的两棵树，梨花街上的烧春楼、叶窝子。
何大草：我要看得到这一切才能写，要完全地、清晰地看得到。但对空间的感受，是在记忆中累积而成的。过去在这里生活过，就不断地回忆它，在回忆中会重构它。当你作为一个小说家来回忆它，要有意识地把它写到小说里去时，肯定有些东西会强化，有些东西会弱化，有些东西会重新组合，这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不是故意的。像顾颉刚说的，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尤其对上古。写到小说里的，可能风土人情、环境，绝大部分是真实的，但对故事情节来讲，这些是种子，会在小说里重新生长。
▲历史学家王笛写过一本关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消失的古城》，书里附了这张可能来自民国时期的“成都明细图”。《拳》和《隐武者》里提及的地方，大都能在地图上找到。我不止一次带着这张地图回到小说里的“现场”，以及何大草本人的生活版图。地图外的街道是黄瓦街，一墙之隔就是长发街，何大草上小学的地方，曾经的“少城”一隅。
黄菊：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何大草：在少城里的实业街，二产院。出生50天后，就送到了婆婆爷爷那里，就是红照壁那个大杂院。
黄菊：大杂院的具体格局是怎样的？
何大草：很有意思，我们的地址都是附1号、附2号、附3号……进去后，左边有个院子，大概住了十来户人；穿过一段窄道，左边又一个小院，住了两家人。再一进去，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里面就有20来户人一起生活。比如晾衣服，一根竹竿竿，可以从院子这边的屋顶搭到那边的屋顶，上面挂衣服、被单，小朋友调皮捣蛋，从衣服下面钻过去钻过来，大人就要骂，把衣服弄脏了，所以晾衣服的时候，妈、老汉就必须把娃娃喊回来。竹竿竿在肩膀上扛起，先搭在这边屋顶上，衣服晾好后，才放到那边屋顶去。
黄菊：院子里种菜吗？《春山》里，王维想写首诗，把自己比作耷在棚架上的豇豆，但他走近了看，豇豆在阳光下十分饱满、晶莹，没一点蔫样，这让他自愧不如。看到那一段，觉得你应该种菜。
何大草：大杂院里种不了菜，地方不够大。在红照壁生活了五年多，父母搬到羊市街羊市巷29号，市委家属大院，我回那里去住了两年，那边就很宽敞，可以种菜了。
▲何大草的画，《少年王维》。在他的自我介绍里，总会有一句“文学和绘画的创作者”。
他画画，不求在绘画史里占有一席之地，是从小就有的向往，但直到51岁，才和一群几岁大的小朋友一起，跟着三位年轻教师学习。学了一年后，开始自己在家创作。他说，能打动他的当代绘画很少，他想用色彩来破那些他觉得不够好的东西，“很过瘾”。
黄菊：家属大院和大杂院差别大吗？
何大草：大，但具体每家的格局又不一样。（家属大院）是像一个中西合璧的大院落，原来可能是民国年间的，后来以这个为中心，往周围扩展，就变成了市委家属院，住了100多户人。有些房子是后来修的，有些房子原来就有，我们家属于中西合璧的房子边上的一个厢房，有一块地，还有一个花台，我就在花台上面种菜。种了丝瓜，每年都结好多哟，吃不完，等老了就做成丝瓜布，用来洗碗，或者送人。还种了玉米、蓖麻、芭蕉，还喂了鸡。
黄菊：很像我在北京胡同里的生活，也在一条叫“东黄城根大街”的边上，四合院里，夏天，屋顶上爬满了丝瓜南瓜，晚上回家，门口就堆着邻居送来的丝瓜茄子海椒。
何大草：你是讲21世纪，我讲的基本是1970年代，1979年我上大学以后就没种这些了。后来再回家去，我种的芭蕉树越长越好，芭蕉还会开花，隔壁子有个老太婆很惦记我的花，因为她心脏不好，芭蕉花特别像一个人的心脏，中医说，你要吃一朵心型的芭蕉花，所以她随时惦记，一开花就来看。我妈说，这是我的，要我同意才行。有一次我回去，她又来看花，我说那就拿起去嘛，反正长成熟了。就把它割了，拿回去炖猪心子，因为猪心子和芭蕉花都像心脏的形状。
黄菊：你从来没写过这个场景，多有意思。
何大草：以后会写的。我还是很享受种菜、种花，虽然院子很小，但我种的喇叭花，就是牵牛花，特别旺盛。院子里有两棵核桃树，我把牵牛花引到核桃树上去，第二年核桃树就被缠死了。
黄菊：你书里也写了很多本土植物，朴树、女贞、菩提、青杠、桢楠……小时候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树吗？
何大草：大杂院的树不多，院子小，我印象很深的是，爷爷种了一棵桑树，又种了一架葡萄，隔壁也种了葡萄，两边的葡萄藤可以连起来。院子里有一对最有文化的夫妻，是中学老师，没有小孩儿，穿得苏苏气气的，和大家都不一样，屋头还有收音机。他们种了两棵桉树，我看到它们从小树变成大树，其他就没什么树了。
但家属院很宽，很大，有两棵几个人才能抱得住的皂角树，非常高，掉下的皂角可以用来洗头洗衣服。还有很多枸叶树，叶子可以用来洗碗，洗茶杯里的茶垢。核桃树特别多，还有石榴树、棕榈树、白果树。
和我们一墙之隔就是市委大院，我们经常过去耍，那里的树就更多了。还有炊事班养的猪，一圈一圈的，好多圈，算是挺大的养猪场。有几栋楼房是中西合璧的建筑，我们在里面打乒乓球，看电影，看电视，外面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黄菊：从红照壁回到羊市巷，就在那边上学了吗？
何大草：我不是读过三个小学嘛，回到羊市巷后，就在附近的长发街上小学。清代叫长发胡同，清代少城一带全叫“胡同”，后来都改成“街”或者“巷”。那一带树特别高，院落特别低矮，瓦顶，黑墙，青砖。很多老房子，全部是清代留下来的院落，过去可能是一家人的，后来就变成了大杂院。从羊市巷去长发街上学时，要经过很多小街巷，很多院落，院落很深，经过时，看不到里面，因为有一道影壁。有些人家不认识，从门口就过了，如果有同学住在里边，我们就去玩儿。院落里的花木都非常茂密，一圈一圈的小院，小院里还有小院，觉得那地方特别深邃，藏着好多秘密，每家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黄菊：今天少城一带只剩下作为旅游景区的宽窄巷作为展示了。
何大草：今天的宽窄巷，是我记忆中少城里最不起眼的两条巷子，我记忆里真正特别深邃的院落，都已经推掉了。经过那些院落时，我会想到从前的主人，会在脑子里复活。但这个复活的过程非常漫长，从我小时候搬进去就在那里想，慢慢慢慢去看、去听，到五十几岁时，这些人物好像都成了我的熟人、我的邻居，我看得到他们，能够跟他们对话，就慢慢以小说的形式写下来。
黄菊：你写过院子里很多人讲故事，《荆轲刺秦》最早就是从这里听来的。
何大草：对，有些大娃娃会给我们讲反特故事（公安抓特务），有些老婆婆也会在家里讲鬼故事，听得心惊胆战，但是又很刺激，还想再听，那时候光线都很暗，灯光也没得好亮。
黄菊：你还在乡下生活过？
何大草：对，我外婆在大邑乡下，她带我妹妹比较多，我妹妹从乡下回来，一口地道的大邑口音，那是南路腔，入声字很多，读古诗词特别好听，有点像唱歌，很有古风。那里的“爸爸”就喊“伯伯”，《隐武者》里的刘安镇就是这种称呼。我在外婆家断断续续待了一年多，所以我大邑口音也可以说得比较地道。
黄菊：当时怎么去外婆家？《隐武者》的开头说，“从前，倘有一员小隶，火急公事去刘安，早间骑马出皇城，驰出西城门，路上换两回驿马，傍晚就到了。倘是大员，又设若这大员是风雅人，走走耍耍，坐十里轿子，又换二十里酒船，在岷江、斜江上吃喝吟唱，行程就更为可观，三天能到，三天或者还不能到。”
何大草：那是晚清民国时。我小时候是在青羊宫坐长途汽车，我还记得到车票是1.6块钱，坐两个多小时到大邑县县城。公路两边也不是很宽，将将够两辆车。行李大一点的就放在车顶上，车顶上有一个钢做的篮子，绳子捆一下，油布搭一下，防雨。经过温江，崇庆县，就到了大邑县。从车站下来，穿过县城，走5-6里路到外婆家，觉得很远，很累，当时小嘛，然后有条河，这条河就是斜江，原来都不晓得名字，他们就喊“河”、“河坝头”，我没问过，他们也没说过。
如果不是夏天，水就比较少，河坝会露出来，大片大片的鹅卵石构成的河滩，上面用竹篓篓做成圆柱体，里面堆了很多鹅卵石，就变成桥墩，桥墩就矗立在河里面，上面搭了木板板，叫板板桥，就这样过河。往来的人全部从这边过河，包括猪儿。有些胆小的走得心惊胆战，一浪一浪，一闪一闪的。
到了夏天，发大水，要把板板冲走，就要提前把板板收起来，汊河过去，就是脚踩到水里走过去。如果你不晓得哪个地方水深哪个地方水浅，很可能就被冲走了，村里面的人都晓得，手牵手过去。有年夏天，高考完了，我和妹妹去看外婆，他们村子就在河边上，一般是隔河把村民喊出来，给我们指点地方。我那年17岁，我说我们自己过去。结果越走越深，最深的地方接近脖子处，很恐怖，后来想了很多办法，才慢慢慢慢到了对岸。
他们这个村庄就叫王滩。《隐武者》里，王大福家就在小王滩，村子里的人全都姓王，旁边一个竹林里的人姓何，叫何明吉（类似发音），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我还在村小里读了半年书，当时说要打仗，城里的娃娃要疏散到农村去，实际又没打，我父母正好借这个借口就把我丢到那里去。
黄菊：比起父母，婆婆爷爷对你影响更大吧？
何大草：对，17岁以前，我有差不多10年生活在婆婆爷爷家，喝茶的习惯也是从爷爷那里来的，五岁时就和他去喝茶。爷爷是省建二公司的玻璃匠，长期在外盖楼房，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一回来就带我到茶铺里去。他会买报纸看，我记得是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戴老花镜，在我们插钢笔的地方，他插一把玻璃刀，有点像笔头那么大，菱形的，上面有很小很小一个锥锥，钻石做的，用这个锥锥划玻璃，“呼——”一划，下面再一敲，马上就划成了两半。他是先进工作者，一直为自己的技术感到自豪，在院子里也很受尊敬，他挣的钱比院子里其他人挣得多些，屋头也相对比较富裕，晚上吃饭的时候，对门子有个馆子叫利宾筵，“去切二两牛肉回来”，拿回来就是让我吃。
黄菊：你对刀子的兴趣和爷爷有关吗？
何大草：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是男娃儿，小时候就会接触很多东西，我们大杂院里头最崇拜哪种人？敢自己做火药枪、打火药枪的，敢打群架的，口袋里揣把匕首或者刺刀，那种人你就很崇拜，就和他关系好。我们肯定是跟在后面跑的，看到别个在前面冲锋陷阵，好厉害，好了不起哟。后来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开始是连环画，刀、枪、剑都画得非常具体，非常精准，也很经典。
但是回到家属大院后，这些人就和大杂院的孩子不一样，大杂院有野气。家属大院那些娃娃晓得打架会产生后果，一般是闹得凶，打得少，大杂院这边直接就整上去了，砖拿出来，“砰”，直接往人头上拍，的确充满野蛮生长的力量感。警察来把哪个带进去关几天，那是很正常的。红照壁对着人民南路那边有条街叫状元街，过去杨升庵在那里有个院子，大杂院里骂哪个小孩不争气，在外面鬼混、打架，通常是说，“把你弄到状52去！”状元街52号是拘留所，“状52”是简称。经常把这些娃儿弄到状52去关几天，但家属院就没有这种情况。
黄菊：你有两种环境参照，对大杂院也不排斥？
何大草：不排斥，很崇拜，那代表力量。要是哪个孩子去状52关了回来，我们很崇拜，他也很得意，“妈的，我怕哪个？状52我都去过。”不敢惹。
黄菊：女孩子呢？《刀子和刀子》里的何凤，一个女生，却有真正的男儿气。
何大草：大杂院的女孩子还是比较正常，但肯定不怕事，觉得打架这些事很日常，发生了也不会害怕。但如果发生在家属大院，“哦，这个娃娃，跟到外面那些野娃儿学野了。”家长肯定这么说，反差还是很大。
▲何大草的画，《张飞营》。
一个封闭的世界，需要荡出去
黄菊：你书里有很多南方干热河谷的描写，《刀子和刀子》里，何凤的爸爸在“南线丫丫谷”工作，《拳》里，“我”的父亲在渡口市工作，你写到那里的太阳，完全迥异于成都的物产，非常精准。
何大草：我爸妈都在五七干校待过。市委最初的干校在龙泉山，我爸在那里待了两年，上面来视察，觉得这个地方离成都太近，“你们完全是当到这里来度假，绝不行！”就把它撤销了，弄到西昌的大山里去。我妈去的就是西昌，待了两年半，1970年去，1972年回来。我并没有去过妈妈的五七干校，但渡口（今天的攀枝花）是专门去过，大约20年前，在渡口的峡谷里开车走过。的确和成都完全不一样，比如在成都，橡皮树就栽在一个盆盆里面。到了西昌，或者云南，橡皮树就是棵巨大的树子，比黄桷树还要磅礴。
黄菊：云南基本上出现在每本书里，一些云南就写那里的阳光，“阳光炙热，明亮得让人眼睛都发黑。”“云南的阳光把各种东西都晒出味道来了，空气中什么味道都有。”还有芭蕉树、凤尾竹一类亚热带、热带植物。
何大草：我对云南的印象是1985年，当时中越之间还在打战，我是我们报社第一个派到前线去采访的记者。
黄菊：具体在哪里？
何大草：文山，麻栗坡。当时四川省第一个组织了“老山前线采访团”，我23岁。秋天，先坐火车到昆明，然后在一个军用机场坐军用飞机，又在某个基地转军用直升飞机，十多个记者，在飞机上翻江倒海，难受得不得了，因为颠簸嘛。下来之后有车来接我们，全是红土地，灰尘满面，踩上去，身上马上是红色的灰尘。到处的路都被坦克压坏了，到处都是军用帐篷、汽车、炮，和电影里看到的战争场景一样。在峡谷里，全是军队、营房，整个城里几乎看不到警察，都是军事管制。到了麻栗坡城，再往前线，到了山上，在一个高地住了一晚上，那高地的名字我永远都记得，是以它的海拔高度来命名的，在那个高地的坑道里睡了一晚上。
黄菊：当时觉得酷吗？
何大草：当时没想到这个字，就是好奇，想了解很多，但也很震撼，对战争带来的结果，在昆明就能看到很多伤兵。
黄菊：你后来去了大学教写作，对这种置身一线现场的记者生活没有向往吗？
何大草：你看到的，和你能写的，差距还是很大，但这些可以作为记忆，比如汽车轮子和坦克轮子翻压起来的那种红土，还有灰尘，真正的红尘呀！在那里，“红尘”就是一个很写实的白描，比如你坐在一辆中吉普往高地去。中吉普后门是打开的，车子一跑动，滚滚红尘翻起来、灌进来，每个人的脑壳上，身上，衣服上，都是红尘。战士陪着我们，抱着枪，给我一个手榴弹拿起。
很快就结束了采访，我们有四个人留下了，想要更多地去见识。后来我们多待了十多天，坐着法国人修的米轨小火车、长途汽车，东逛西逛，所以对云南，对热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黄菊：我知道你很怕冷，甚至因为这个原因不去北方。但你这几部小说里都有北方的场景出现，西伯利亚、哈尔滨、武威，甚至中哈边境，乃至中亚。
何大草：写一个封闭的世界，最好有一笔能够荡开，可以把人的视野荡得比较远。
黄菊：为什么荡到这里而不是别的地方？比如《拳》里，叶雨天毕业时要去敦煌支边。
何大草：这些地方会和成都形成特别大的反差，带一点异质的东西。故事里的人，既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想象，但某种程度上，这个时代的人是比较被动的，大家毕业都是被分配，要打破被分配的局面，唯一的机会就是你要申请到偏远的地方去。叶雨天申请到敦煌，就可以跳出被分配的程序。事实上，我的大学同学宁强就去了敦煌，一方面，他的确很爱敦煌，一方面也把握了人生的主动性，他走的时候，从北京到成都，很多媒体都发了这个消息报告。当时的敦煌极其遥远，极其荒凉，他去了七年，然后从那个地方去了美国，在哈佛读了硕士和博士，成了很优秀的学者，现在回来在北京教大学。当时也可以主动申请去西藏，像川大77级中文系的龚巧明，当时已发表了颇有影响力的小说，她申请去西藏，当时在学校引起过轰动。
黄菊：《刀子和刀子》、《拳》、《隐武者》，虽然都是写成都，但总有更大的空间作为背景，尤其是《隐武者》，我还专门为各个人物的活动空间做了张Excel表格，那些直接或间接出现的人，活动在陕西户县、川南自贡、山东兖州、安徽绩溪、洞庭沅江、甘肃武威、福建莆田、浙江会稽，最远的到了日本和歌山、浅草寺，或者是四川与陕西、云南交界处的梓潼道、剑门关、豆沙关，而全书最后，落在了大邑县西岭雪山的小青山和邛崃县白沫江畔的夹关古镇，一个用来绑架，几十个高手都攻不下来；一个用来躲藏一对私奔的小夫妻，多年不被发现。大家说起“川西坝子”，都是一马平川的印象，但你从皇城写起，到江安河、金马河、斜江，一直到老娘滩和白沫江，到小青山和夹关，像一幅长卷，把成都从平原到雪山的景深全都展开了，比地理书还精准，比绘画还清晰，比你童年记忆里，少城那些大院还深邃。
何大草：写作时，会不断去考量这些东西，你要重构它，重新去排列它，梳理它，选择你觉得最好的一个地方，一条街，或者一棵树子。像夹关古镇，很适合一对小夫妻躲在那个地方：一个小镇，有一条白沫江，有过去南方丝绸之路的故道。一个外地读者，可能从来没来过川西坝子，永远都不会来白沫江，但他脑中能够马上呈现出那个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