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格雷尼尔丨美、俄保守派展开跨国对话，寻求联合的可能性

今年九月，在美俄之间敌对和外交封锁的风暴之后，美国发起了长达一年的激烈运动以妖魔化俄罗斯，在这期间，一个名为西蒙娜·韦尔政治哲学中心（Simone Weil Center for Political Philosophy）的项目组在莫斯科组织了一次会议。会议在莫斯科智库的社会经济政治研究所 (ISEPR) 的办公室中召开。与会者包括俄罗斯哲学家、莫斯科国立大学和社会经济政治研究所的鲍里斯·梅茹耶夫，国家战略研究所的智库主席米哈伊尔·列米佐夫，社会经济政治研究所的列昂尼德·波利亚科夫，《意见》杂志(Vzglyad)的首席政治事务评论员德米特里·德罗布尼茨基，俄罗斯宗教（民族）主义电视台察里格勒的著名评论家和主持人叶戈尔·霍尔莫戈洛夫，以及其他几位著名的俄国学者。

会议的目标，反映了西蒙娜·韦尔中心的总任务，即探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政治问题，从而寻求走出当前死胡同的方法。 会议有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代表共约15个人出席。其中，俄罗斯的学者、记者和智库成员普遍较为保守，而由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的大学教授、记者、作家组成的西方代表团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更加复杂：有些人自认为保守主义者，而有些人则自称为“后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由现实主义者”。

会议首先探讨了为什么俄罗斯和大西洋联盟成员的关系会变得毫无理性可言。众所周知，对话是人类互动的一种形式。在对话中，是理智的力量而非武力的力量占据支配地位。但今天,主流政治家和权威人士的言论似乎很少旨在促成对话而是暗藏敌意。

当华盛顿和莫斯科都呼吁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时,当前这种理性缺失敌意当头的表现似乎令人费解。 但是,渥太华大学的公共和国际事务教授保罗·罗宾逊在会上解释说,美俄两国对规则的含义和目标有着完全不同的解释。对俄罗斯来说,规则是对称的，他们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冲突各方；对美国来说,规则的适用是不对称的,取决于被适用方对规则正义与否的看法。

罗宾逊认为，此种对立源于最近的“正义战争”理论的创新：“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认为无论谁发动了战争（或对于战争发动有更多过错），实际上对每个参与者来说都适用相同的规则。”其中的理由很实际:若规则不具有普适力则将被所有人忽视。 罗宾逊说，如今的美国在事实上反对了此种对称性。在规则对称适用的观点中，规则的适用主要在于维护正义。正如被警察追捕时罪犯必须投降并接受逮捕一样，在战争中非正义一方的士兵必须屈服于正义一方。

但谁能定义什么是正义？正义意味着什么？对于美国及其最亲密的盟友来说,自由国家可以做出规则正义与否的判断,而这恰恰是因为正义的概念主要体现在由西方历史发展而来的 "尊重个人人权" 的理念上。根据这一理论,在美国解放摩苏尔或拉卡期间发生的平民伤亡是正义的，虽然令人遗憾；而由俄罗斯支持的阿勒颇解放期间发生的平民伤亡则是非正义的。由于俄罗斯和叙利亚不同意美国对人权的理解,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都不能被认为符合 "最低限度的正义"。

总之, 美国和俄罗斯都是理性的,但是,在经典的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的思想下二者是按照不同的理性运行的。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一差异吗？美国似乎不太可能放弃其自由主义的逻辑,同样俄罗斯也不太可能放弃其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更不用说其非个人主义的公民观。

罗宾逊的发言使这个政治问题呈现出一种清晰明了的哲学形式，这种形式有助于规划对话的其他部分。

也许西方自由主义和俄罗斯现实主义之间的和解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也不必尝试。尽管梅茹耶夫承认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会影响到二者关系的本质，但他并不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梅茹耶夫认为,只有认识到这种差异的深层内涵, 我们才能摆脱竞争,并最终达到一种稳定的和平相处的状态。 也许这样的概括过于简单,但这是鲍里斯·梅茹耶夫对文明现实主义提出的建议要点。

梅茹耶夫承认俄罗斯与欧洲和大西洋集团的其他国家有着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但没有人认为这些亲缘关系具有明确的决定性。在梅茹耶夫看来,达到一种过渡状态的关键是要克服那种坚持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最人道的生活方式的错误的道德观。与俄罗斯相比，欧洲人（欧洲大西洋集团的其他国家）更人道, 更有道德吗？不, 这只是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的选择。如果乌克兰想加入西方集团，它完全有权加入。但它同样有权利不加入。乌克兰内战的双方都有 "权利"选择是否加入西方集团。

为了深入阐释自己的观点, 梅茹耶夫引用了最近《纽约客》上亚当·戈普尼克的一篇文章 《我们本来可以成为加拿大》。 在谈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戈普尼克认为英国的做法与美国独立的选择在道德上是平等的。梅茹耶夫和戈普尼克问道, 有谁能判定那些在1775年宁愿留在英国的美国人就是不正义的？在这一语境下，道德的评价不能澄清任何东西。

另一方面,梅茹耶夫承认,如果说避免错误的道德观（即上文所指的认为存在一种普遍的、最人道的生活方式的错误的道德观）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关键,那么这样做会引发其他问题。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如何能避免在国际事务中陷入尼采式的相对主义或非道德主义？是不是仍然需要一种普适的东西？毕竟, 任何一方都不想在另一场卢旺达种族屠杀中被动地袖手旁观。但是,如果（普世的价值）不是人权,那会是什么呢？

卡尔·施密特，这位著名的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在他《政治的概念》一书中写道 "征用人道一词，援引和垄断这一术语可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比如否认敌人之为人的品质……如此发动的战争可能变成极端不人道。” 在这一点上,罗宾逊和梅茹耶夫似乎同样在强调 政治分歧的绝对道德化, 包括援引 "人权" 的概念, 可能会造成人为冲突在广度和强度上都发展到意想不到且不可估量的程度, 到时候这种冲突将只有在一方完全投降的情况下才能平息。我们真的希望与莫斯科的关系受制于这种逻辑吗？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做什么呢？

以人权为基础的正义逻辑在美国或西欧的自由主义文明中可能运作得很好。但施密特的反思强化了在莫斯科的对话桌上出现的共识。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种以人权为基础秩序的实际效果使美国能够自由地在其认为适合的地方使用武力。更重要的是,通过假设人权仲裁者的角色,美国能够随时更新权利的定义, 并让与之竞争的其他政治力量远离国际秩序的中心,在国际道德层面永远处于下风。

美国充当世界人权仲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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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从现实来看，这样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秩序似乎并不比其他各种选择更糟糕，在反乌托邦的现代现实主义之下，不是一个大国取得某一特定秩序的全球支配地位，就是相互竞争的文明“集团”之间不断发生战争或持续冷战。我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俄罗斯的一个答案是文明的现实主义:事实上让西方为西方,俄罗斯为俄罗斯。这种理念认识到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和西方在两种截然不同对目标下开始发展自己的社会,并承认他们之间的务实合作比任何一方企图强加其社会或政治秩序于另一方来得更为有利。

例如,米哈伊尔·列米佐夫认为西欧国家根植于基督教和现代性，其后现代与后国家主题是面向权利、个人和解放的。他认为,俄罗斯政府不应该,也没有任何借口来挑战这个主题。正如他在与罗宾逊的一次交流中所说的, “我认为俄罗斯不是一个苏联式的超级大国,它没有力量反对西方世界并建构自己的世界, 俄罗斯反而是全球帝国的反叛者。” 当然，这里的全球帝国是指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世界）。问题是: 这个帝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这样的叛乱者？

答案可能与这些叛乱者的野心和他们对帝国核心领土内的意识形态统一性的威胁程度有关，也就是说，俄罗斯是否会威胁到当今欧洲-大西洋世界及其进步的、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统一信条(如肯特大学理查德·萨克瓦提及的术语——"新大西洋")。这个问题适用于当今世界,但在莫斯科似乎尤为重要,叶戈尔·霍尔莫戈洛夫强调, 俄罗斯坚持保守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是孤立主义者, 或者说是内向型的。这与已故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瓦迪姆•塔斯伯斯基等著名人物有关。霍尔莫戈洛夫说,即使是被大肆贬低的极右翼和激进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拥护者亚历山大·杜金“本质上”也是孤立主义者。他补充说,尽管杜金的陆权与海权的概念在很多方面“可能都是荒谬的”，但他强调两种权力之间存在牢固边界的观点应该得到尊重。

以上是会议中莫斯科一方的声音。而华盛顿方面的问题似乎是,这些言论在双方的对话中能获得多大程度的体现。如何回应这种说法并不可靠的异议呢？ 对于强硬的现实主义者来说,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欲望不是基于哲学信仰 (无论是假装的还是真诚的), 而是基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现实。

但也许这种方式不能解决问题。正如《国家》的外交政策专栏作家詹姆斯. 卡登在他缺席的会议上发表的一篇论文所阐述的那样,在世界历史上我们不是第一代因建立政治原则产生国际冲突的人。其他人（先辈）同样如此并设法维持世界的相对和平与稳定。这难道不正是外交的精髓吗？

事实如此，正如卡登所解释的那样, 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早已不再是出于以外交途径弥合双方分歧的目的。相反,他认为华盛顿向俄罗斯展现的是"一种因自由文化帝国主义的挫败而产生的敌意"。

卡登本人并不反对美国的身份政治。事实上,他"丝毫不受美国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案（Obergefell v. Hodges）——同性婚姻案件判决的困扰"。在国内层面上, 身份政治已经在美国一些代表性不足的社区实现了难能可贵的效果。然而,他担忧的是, 通过选择将身份政治的主张带入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俄罗斯的关系之中,美国已经允许 "社会正义浪潮" 破坏其他任何负责任和理性的外交政策。

早在基辅独立广场事件之前，将俄罗斯妖魔化为违反美国身份政治规范的做法就已出现在奥巴马执政时期。政权更迭的支持者注意到身份政治可以为其所用。那时,美国媒体和其他精英们开始把俄罗斯的每一次失败都塑造成轰动一时的事件，通过取悦美国媒体和外国政策精英的方式来安顿国内事务。暴动小猫事件即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暴动小猫事件中暴动小猫乐队三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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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在美国外交策略的影响下）俄罗斯及其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成倍增长”,弗拉基米尔•普京成为了极端右翼势力的全球领袖。但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有何关联？卡登援引了外交学学者乔治·凯南的话,凯南曾指出, "政府的道德义务与个人的道德义务不同。他谴责"道德主义的装腔作势",他认为这只能反映出一种我们自认为高贵而无私的态度、姿态和言论,但却缺乏与国际生活现实的实质联系。

这暗示了卡登在自由传统本身中找到了“文化战争自由主义”的替代理念。值得注意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詹·沃纳·穆勒定义了一套完整的冷战自由主义学说,以赛亚·伯林和雷蒙德·阿隆为例,他们主要关心的是避免最坏的情况而不是达到最好的结果。卡登总结说，不同于当今的身份政治适用于外交关系,在与自鸣得意的新文化战争自由主义者的谨慎对比之下,可以发现这种"冷战"自由主义反而惧怕雄心勃勃的计划和乌托邦式的外交方案。

这与西蒙娜·韦尔提出的一个关键概念相呼应,这一概念与基督教的限制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韦尔来说,希腊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对限制的中心性的理解上是相同的,它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希腊人用"傲慢"（hubris）而基督教用 "骄傲"(pride)一词总结。一个更久远、更非实证主义的、更古典主义的现实主义学派同样对限制的概念以及与之对立的傲慢或骄傲十分熟悉。

那么,当我们超越现有的直接分歧而向前追溯到苏联政权的解体(有些人或许会称之为蓄意破坏)来看的时候，西方外交政策的问题(如它可以算是外交问题)是否正是在于 这些曾经警告过美国外交政策执行者不要让无止境的野心成为持久的身份政治革命中的重要部分的经典的基督教智慧之源？

正如罗德岛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古拉•佩特罗所言，即使所谓的“保守派”所采取美国的外交政策也只是名义上的保守。对佩特罗而言, 保守的外交政策必须以现实主义为导向,摒弃世俗主义和意识形态道德主义的西方标准。 但是,如果像佩特罗所说的那样,道德主义仅仅表明我们在当今西方世界的身份又会怎样？佩特罗认为解决之道可能在于扩大西方的自我认同。我们已经开始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化的同义词。我们必须想办法摆脱这种习惯——变得更广泛，更有能力吸收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见解。

这几乎肯定是正确的方法。但其困难也不言而喻。 在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自由主义一直被认为是西方任何政策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然而,处理与俄罗斯关系的失败反映出在建构国家间的和平关系时,自由主义实际上是问题的一部分。

这是理查德•萨克在他对所谓的自由主义“一元论”的广泛批评中提出的观点。 尽管自由主义声称具有"开放性",但其现代西方晚期形态仍然是封闭的。全球化(一个在苏联解体后才开始普遍使用的概念)与作为“自由世界秩序”的权力结构相联系后，出现政治空间的同质化和多元化急剧收缩的趋势。

萨克认为，在与俄国批评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作品的相关的对话方式中，可以找到一种替代这种同质(实质上是帝国主义)政治逻辑的方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的变化往往是不可预测的，而这种变化正是通过与他人的对话实现的。他们的模式是采用一种双方能够平等交流、互相理解的对话，而这也是当今西方应当吸取的政治教训。

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型是公理化和价值论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预设了答案)，在保障提供一个非预设非模式化的平台的意义来说，对话方式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平台对于俄罗斯来说一种精神的、神圣的秩序。

梅茹耶夫的第二次发言回到了这个主题。他说，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都有“特殊地位”的想法，这是一个特殊的未来。和俄罗斯哲学家尼古拉·伯达耶夫和弗拉基米尔·索洛夫约夫一样，梅茹耶夫认为， 存在一种俄罗斯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基本的、最重要的基督教的理念。此种理念下的文学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走出目前僵局的潜在出路。 这就又回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1957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出现之前，俄国古典文学史上最后一部公开的正统基督教小说。但是，就像西蒙娜·韦尔一样，帕斯捷尔纳克不能接受《旧约》，因为它引入了“选择”的概念。对于梅茹耶夫来说， 圣经意义上的选择必须被接受为一个谜，但是若一个文明宣称其是由自己“选择”则其必然趋向于非道德主义。

因此，梅茹耶夫说其主张的文明现实主义不应该被误认为是文明沙文主义的遮羞布。相反，受俄罗斯古典主义者和地缘政治学者瓦迪姆的启发，其认为“傲慢”是强调“限制”理念的关键概念。 作为一个基督教文明，俄罗斯必须以谦逊的姿态接受这个世界包含不同的文明的现实。俄罗斯文明天然地具有一种与普遍真理的特殊关系。但这不是莫斯科把这种理念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的理由。梅茹耶夫说，将这一原则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是我们避免即将到来的“新冷战”的唯一希望。

在这一点上，列米佐夫把论争扩大到政治组织的原则。 他同样认为基督教是俄罗斯自我认知的核心而非某种文化装饰。但是，俄罗斯与西方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现代性的不同关系造成的，尤其是源于西方国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对规范化的国家形式的日益排斥。 作为后现代和自由主义的西方已经抛弃了国家的概念，而俄罗斯正朝着传统意义上的现代性发展: 其国家的自我认知不是通过社会契约实现的，而是通过拥有共同历史传承实现的。后一过程在本质上是保守的，因为该过程不是将人权、而是将共同的传承置于中心，人权是关乎个人的，而共同的历史传承则属于共和国全体公民。列米佐夫说，这种共同的历史传承要求我们作为国家或社会的成员相互合作。而帝国的思想抵消了组建一个以此种情感或者社会现实为本质的国家的可能。因此，俄罗斯以一个全球化和同质化的有力反对者的姿态而作出的举动，导致了整个民族的腐化。

会议最后一天以阿德里安·帕布斯特的发言结束。坚定的“后自由主义者”英国肯特大学的教授帕布斯特认为， 自由主义者正经历着一个完全内部生成的深刻的"异变危机"。在自由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自由主义正在侵蚀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和文化基础。而西方精英们却无视这一变化，接受了 "历史的终结"的观点并把进步的新保守主义所建构的趋同于西方自由市场民主的无国界世界的乌托邦标榜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

但这是不可持续的。 虽然自由主义模式有许多美德,不应被全盘否定,但其不足之处不仅在于经济和政治,而且还有文化方面。其对个人权利和个人选择自由的关注,导致其忽视相互义务和共同身份认同。"自由选择"主要适用于那些在不断流变的世界中如鱼得水的富人和权贵。关心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归属感的人最终会出现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因为那些珍爱的东西被以进步的名义清除了。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倾向于促进一种人人可得可知的低级的美国文化,但同时也侵蚀了世界性的高雅文化和其他本土民间文化。

帕布斯特指出, 另一种选择既不是大国沙文主义,也不是抽象的世界大同主义。而是他所言的 "后自由主义"。这就需要从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向经济正义和实现利润和社会效益的更大互惠的理念转变。它标志着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国家强制的自上而下的平均主义向社会团结和更友好互惠的关系的转变。在政治上,它标志着从既得利益集团和排他性的身份群体的少数派政治转变为基于利益平衡和共同社会认同的多数派政治。这也意味着重构国际秩序。

帕布斯特指出，尽管埃德蒙•伯克以坚定的保守主义者著称，但他的政治见解却对论证“后自由主义”出奇地有所帮助。现存的自由秩序是今天的旧制度。但与极端右翼和决心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左派不同， 伯克提供了一种避免在革命和极端自由主义（克林顿和卡梅尔）之间反复摇摆的政治路径。这一政治路径所践行的具体政策恰恰是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政治团体中进行真正有争论性的政治对话。但这种具体政策需要我们(重新)学习对话的精神，目的在于服务于共同的利益、避免革命以及确保以谦逊和现实的态度接受那些应该延续到我们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关系的限制。

最后,帕布斯特说, 我们的概念框架需要包含一种关系性的政治概念,这种关系性的政治概念促进一种既无等级划分也非简单平等的相互交流形式。这是一种把共同的义务视为比个人权利更重要、更神圣的东西的政治理解形式。

很明显，对我们这些西蒙娜·韦尔中心的组织者来说,无论我们是在莫斯科,在华盛顿特区,或者在谷歌总部工作,质疑自由、质疑基于人权的秩序形态并不是一种扬名立万的方式。任何提出这些问题的人都可能被贴上保守派的标签,这可不是一种恭维。我们说:我们接受批评,但拒绝被传统定义。

保守主义不是卑鄙的民族主义。它也不是非理性的、过度自信的或拒绝沟通对话的。此外,它也不是融合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和对修昔底德的错误解读的新保守主义,这种融合衍生出征服世界的压倒一切的欲望,使之成为自由主义者。

我们在莫斯科的对话展示了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元素，它的定义是根植于一个长期的哲学和实践传统 (实践一词采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对 "实践" 的定义)。 如果我们顺应这种保守主义关于对话的方式和限制的理念的要求，我们将找到与俄罗斯对话的勇气。我们的“保守”的俄罗斯同行们也在展示着同样的勇气——从打破各自封闭的阵营中寻求彼此对话的精神。

这 意味着美俄两国关系充满希望。但是西方势力反对这种对话，与此同时这种开放的态度又是强大且有意为之的。因此，我们应对未来任务之艰巨抱有清醒认识。

注：保罗·格雷尼尔作为关注政治哲学问题的散文家和翻译家，是西蒙娜·韦尔政治哲学中心的创始人。马修·达·桑托对这篇文章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作者对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