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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王明道先生在一起的日子
文
/
郑洁民
《生命季刊》总第
12
期
编者按：郑洁民弟兄曾经在王明道先生创办的基督徒会堂参加聚会，并跟随王先生学习服事，
50
多年中二人建立了深厚友谊。
1980
年王明道先生出狱时，郑弟兄即赶赴山西阳泉（监狱所在地）迎接他，
1991
年王先生离世前一个月，二人又有过一次长谈。郑弟兄录下了这次谈话的内容，为我们了解王明道先生生前最后一段时光的情形，提供了一份宝贵资料。本刊根据录音整理出这次谈话的内容，也将郑洁民先生录于其后的见证一并刊出。录此谈话时，王先生已经是
91
岁的老人。记录整理时，有些字句因无法听清只好空缺。（王明道先生录音内容将于明天微信播出）
1991
年
6
月，得知王太太眼睛复明后，我于
6
月初到上海，
6
月
9
日、
16
日、
23
日三次参加了在王明道先生家里举行的聚会。
6
月
25
日离开上海前，我和王先生作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把我们这
50
多年的友谊从头都叙述了一遍。时间很短，事情很多，潦潦草草地，想起什么来就这么漫谈。在这个录音带的前面，就是我们谈话的内容。在这后半面，谈到了中间，以后王先生就为我祷告，求主引导、保守、平安。可是这个录音带不知用谁家的录音机放的时候起了变化，后半部就全是噪音了，最可惜的是王先生祷告的这段话没有了，非常可惜。
26
日我离开了上海，
27
号到天津。
7
月
2
日王先生又发病了，以后我在北京又通了几次电话，才知道王先生
28
号到主那里去了。那么，这一盘录音带就成了王先生在世时最后的声音。得知我们的老哥哥、神的老仆人一生的工作安息了，我们在北京的同工在
8
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十几位弟兄姊妹聚会，我就主领了这个会，讲题是
“
王明道先生去世了
”
。我就讲到王先生的一生的概括，和我同王先生的来往过程。
……
我是
1932
年十四岁时蒙恩得救的。
1935
年宋尚节博士在北京成立基督徒布道团，我与三位弟兄组成了一队，在一次布道中，宋博士为我按过手。当年夏天布道团的月会，是王先生领的，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道。以后就常去炒面胡同听王先生讲道，很得造就。
1938
年我开始在史家胡同聚会三个多月，这时有人介绍我到王先生家，从此就与王先生认识了。
1943
年我经常到北京，去了就住在会堂，这样，与王先生接近的机会就更多了。从
46
年到
55
年这十年当中，我九次赶到北京来参加新年聚会，叫做回家过年。
1955
年王先生入狱，
56
年放回来，我们还常常见面。
58
年王先生再次入狱，从此阔别了二十一年半。
1979
年政府对冤假错案开始平凡，亲友们就经常打听王先生的消息。到了七九年冬，王先生有信要获释，我就与王先生的儿子天铎通信，相约一起去接。第一次是
11
月中旬接到的电报，因为有事没能去接。等我
11
月下旬到上海看望时，却发现王先生没有回来。原因是监狱当局让他签字释放，判决书上写的是原判无期徒刑撤消，改判一年，提前释放。王先生拒绝签字，声明我是无罪的。于是，接他的亲友只好返回。
到了年底，监狱当局为了在年内前结束这个案件，就在
12
月
30
日对王先生说，你可以换一个地方，去等北京的决定，到一个叫
“
三间房
”
的地方去等候消息。这样王先生就出了监狱大门，搬进了
“
三间房
”
。这时才知道，这是一处在旷野中盖的三间房，没有院墙，生活极不方便。实在没有办法，王先生才给他儿子天铎写了一个明信片。天铎打电报给我，我就从天津赶到了德州，然后我们一起到了阳川。
1
月
7
日，我们一同上山，来到了郊区。山上看见来了两个人，王先生就和其他的人一起出来看。我们相见之下，抱头相亲，泪如雨下。旋又破涕为笑。监狱当局对我们非常客气，安排了一切的食宿和交通工具，办理了一切手续。
9
日下山，搬运走了王先生的行李和几十年的日记。我们在山坡上照了几张相，
10
点多到了市内，
12
点多乘车东行，傍晚到了德州，夜
12
点送王先生和天铎南下后我返回天津。
自从
7
日见面到
9
日夜，大约
60
个小时，实在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从来没有这样单独与王先生团聚，读经，祷告，谢恩，背诵些古诗词，可谓畅叙别情。感谢天父，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回天津后，稍事安排，我就乘车去上海，与王先生团聚了一个多月，一月份又去了开封。
81
年去看望王先生，又住了一个多月，
83
年我去重庆讲学，回来又顺便去了上海一次。
91
年
5
月，景文女士（编按：即王明道太太）患了多年的白内障经手术后复明。
6
月
7
日，我代表北京的一些肢体去看望了王太太。本来打算住几天就回来，但铁路不通了，一住就住了
18
天。在这
18
天中，过了三个礼拜天，都是王先生亲自讲道。我就把他的讲道都录了音。
回忆这
50
多年与王先生的交往，第一佩服的就是王先生的圣洁的人生。几十年来，看过许多传道人，他们在台上讲的天花乱坠，但再看看他们的生活，却判若两人。王先生这几十年是怎么讲的，也是怎么样行的，给我们作出了极好的榜样。
第二佩服王先生的就是他为了真理不畏权势、不怕得罪人。日本侵华时期，他拒绝参加华北基督教团的事情，在《灵食季刊》和《五十年来》中都详细地叙述了，我就不多谈了。我要谈的是另一件别人不大知道的事情，就是
1947
年
6
月
18
日，内地会的外籍传道人在六国饭店邀请了百十位的教会领袖。可是王先生因为他们所讲的与我们的信仰不同，在开会完了留全体人员进餐的时候，那时已经到了晚上
9
点人们早已饥肠碌碌，但王先生为了真理不怕得罪人，就与同去的两位肢体以及王太太一起毅然离场，虽经多人的挽留，也没有留住。我在天津听到这个消息，就写信问他，六国饭店这么好的西餐你为什么不吃呢？王先生就回信，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现在原信我还保存着。
王先生关心肢体的灵命生活，对于信徒，他教导要在行为上注意两件事：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我经常记忆王先生这样的教导。由于接受了这样的教导，所以我能在我一次跌倒失败的时候，很快就能从失败的地方回转过来。那是在
1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