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拉图尔：与病毒的斗争，是为下一次的环境危机做预演 | 欧罗万象·新冠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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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Bruno Latour

翻译 / 左榕华 李晓

校对、编辑/ 杜卿

“新冠专题”是欧罗万象为帮助中文受众全面、深入地理解欧洲疫情而新推出的译介项目。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主要开创者之一，著有《巴斯德的实验室：细菌的战争与和平》、《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等。

原文标题： Bruno Latour : « La crise sanitaire incite à se préparer à la mutation climatique »

https://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20/03/25/la-crise-sanitaire-incite-a-se-preparer-a-la-mutation-climatique_6034312_3232.html

法国《世界报》网站，3月25日

作者：Bruno Latour

原文版权归法国《世界报》所有

全国隔离期与四旬斋意外重合，这对于居于后线的人来说，也算来得是时候。出于举国团结，他们被要求停下手头的一切事情。这被迫的斋戒，这世俗与共和国的斋月会成为一个绝佳时机，让他们反思什么才是重要的，什么是微不足道的。

这次的病毒防治仿佛成了下一次危机的总彩排，而在下次危机中，生活状况的调整将波及所有人，人们必须学会仔细甄选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节。像许多人那样，我提出一个假设，即这场卫生危机是一次预备，它引导、促使人们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好准备。我们仍然需要检验这个假设。

这两个危机之所以相连，是因为我们突然痛苦地认识到，对社会的经典定义——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毫无意义的。社会状态始终取决于诸多行动者（acteur）间的联系，其中大多数不具有人类的形态。自巴斯德以来，我们就知道了微生物，此外还有互联网、法律、医疗系统、国家能力以及气候等等。当然，尽管与病毒作战的“战争状态’’引发了不少争议，但病毒不过是链条中的一环，而口罩库存管理、病毒测试管理、产权管制、公民习惯和团结姿态，都在链条中对确定病原体的毒力强度同样重要。

一旦病毒被放入整个网络去考察，而它不过是其中的一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同一种病毒在台湾，新加坡，纽约或巴黎并不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这场大流行病不比过去的饥荒和当前的气候危机更像是一种 "自然 "现象。我们的社会早已超越了狭隘的社会局限。

虽说如此，我并不清楚我们是否可以继续做类似的对照。因为，公共卫生危机毕竟不是什么新鲜事，国家迅速和彻底的干预到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什么创新之处。你只需看看马克龙总统对承担国家元首这一角色的热忱就知道了。他先前是多么可悲地缺少这种机会啊。大流行病比起恐怖袭击——这毕竟只是警察的事——要好得多，它在领导人和被领导的人身上，都唤醒了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必须保护你们” 、“你们必须保护我们”。这充实了国家的权威，并允许其提出一些在任何其他情况下都可能激起暴动的要求。

但是这种国家不是二十一世纪的和生态变化的国家，而是十九世纪的和通常所说的“生命权力”（biopouvoir）的国家。就像已故的统计学家Alain Desrosières所说的，这是所谓的统计国家：在专家权力居高临下的领导下，它在全境对人口进行网格化管理。这正是我们如今看到的复苏的迹象——唯一的区别是它一步一步地被复制到了遍布全球的地步。

在我看来，现状的独特性在于：人们闭门不出，户外只有警察权力的扩张和救护车的呼鸣，我们在一种“生命权力”的讽刺漫画中一同演出，这图景仿佛是直接从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一门课里出来的，其中甚至不乏对诸多隐形工人的抹杀，他们仍然要被迫工作，以便其他人可以继续躲在家里——别忘了还有那些无法定居的移民。但是，这幅讽刺漫画展现的正是一个不再属于我们的时代。

国家有能力说“我保护你们的生死存亡”，这意味着它保护民众不被病毒感染——其轨迹只有学者了解，其效果也只有数据收集专家能读懂——，敢于说这一点的国家，与敢于说“我保护你们的生死存亡，因为我将保障你们赖以生存的所有生物的生存条件”的国家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吧：想象一下，马克龙总统以同样的丘吉尔式的口吻，向你们宣布一系列节约天然气和石油的措施，其目的是停止农药商品化、取消深耕，甚至更大胆：不再给酒吧露天座位的吸烟者们供暖……如果说燃油税是“黄马甲”运动的导火索，那么此刻，我们光是想到这些举措会带来的全国骚动便不寒而栗。然而，在环境危机中本着为法国民众利益着想而保护他们免于死亡的要求，比在公共卫生危机中要更合理千百倍，因为毫不夸张地说，这关乎所有人，而不仅仅是几千人；也不是为了一时，而是为了永久。

然而，我们知道这样的国家并不存在。更让人忧虑的是，我们不知道从一个危机步入另一个危机时，国家将如何筹备。公共卫生危机中，政府的角色是传统的教导者，它的权威恰好以古老的国境线为分野——过时的欧洲各国边境在此时回归便是这一点的痛苦佐证。

但在环境变化方面，关系却是倒置的：政府应该向各个层级的、有着各色生活型态的民众学习在各地的生活是什么模样，为了走出当前的全球化生产模式，这些土地都将被重新定义。这样一来，政府就完全无法身处高位来指挥群众。在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确，正直的民众应该如小学生们一样，重新学习如何洗手、咳嗽时如何用手肘挡住。而对于环境变化，则是国家成为民众的学徒。

“与病毒的战争”这一图景中，还有一点让人费解：公共卫生危机中，或许人类确实可以团结一致“对抗”病毒——尽管后者对我们一点都不感兴趣，它们只是从我们的喉咙走到鼻子，不带愤恨地将我们杀死。

悲剧的是，环境变化的情况恰恰相反：这里，用可怕的剧毒改变了地球上所有生物生存条件的致病因子，不是病毒，而是人类！不是所有人，而是其中的一部分人，向我们发起了一场没有宣言的战争。面对这场战争，国家政权同样无可救药地没有准备、没有规划、没有布局，因为战争多点开花，且把我们每一个人卷了进去。在这一层面上，对抗病毒的“全民总动员”并不能说明我们也能够为下一场危机有所准备。并不只有士兵才总是在战争中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