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这句话出自20世纪最伟大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他曾在西班牙内战时，拍下战壕中倒下的士兵；也曾奔赴上海，用镜头揭露日本侵华的罪行……“相机无法阻止战争，但能揭露战争”。卡帕曾多次表达自己对于战争的厌恶，甚至痛恨自己的职业，常常眼见生命瞬间消亡，自己却不得不冷静记录下一切。他的每一个镜头对准的都是战场，他的每一次聚焦都朝着炮火的方向，他的生命也随着硝烟而散尽……
1954年的今天，匈牙利裔美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在越南战场误踩地雷不幸身亡，年仅41岁。今晚，让我们重温他那“聚焦”也是“失焦”的一生。
1913年10月22日, 一个名叫安德烈·弗里德曼（André Friedmann）的孩子出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那时他的父母未曾料想到这个有着浓密黑发的孩子，会在若干年后以罗伯特·卡帕的化名被世人熟知，被历史铭记。
△1910年卡帕父母结婚时的合影
年轻时的卡帕希望成为一名作家，但由于法西斯的严格限制，犹太学生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在匈牙利上学。为此，他常常参加街头示威活动，并曾被捕入狱。
1931年7月，他离开匈牙利前往德国柏林，在德国政治学院主修新闻学。
△卡帕在德国政治学院的学生证
求学期间，卡帕开始在一家图片社当助手。老板很欣赏他的才干，安排他去哥本哈根拍摄俄国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
△卡帕拍摄的列夫·托洛茨基小样
然而，当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后，身为犹太人的卡帕不得不继续踏上逃亡之路。在巴黎，他面对的是穷困、饥饿和仇外情绪。幸运的是，卡帕遇到了摄影家安德烈·科特兹，科特兹夫妻二人收留了卡帕，帮他找工作，还教他拍照。
△安德烈·科特兹是率先探索在艺术和新闻摄影中使用35mm莱卡相机的领头人之一
更幸运的是，卡帕还在此时遇到了他此后的一生挚爱，一个大他三岁名叫姬达·博赫利尔（后改名为姬达·塔罗）的德国籍犹太姑娘。他们在巴黎租了一间办公室，卡帕负责摄影，姬达作为经纪人负责包装和推销。
姬达对卡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劝他改掉了随意的发型和装束，这样看起来会更专业；她还在事业上鼓励卡帕，仔细为他的照片配上图片说明。卡帕也开始教她摄影入门知识。
△1935年秋，卡帕和姬达在巴黎
但因为他们的犹太名字并不讨喜，而且当时一个名叫乔治·弗里德曼的摄影师较年长且已经立足。而杂志署名时一般只注明摄影师姓氏，这很容易和卡帕的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混淆，于是二人异想天开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著名美国摄影家“罗伯特·卡帕”——神秘而有品位，有着天才般的摄影天赋，拍照不为赚钱，只为兴趣。他们对外声称是卡帕的经纪代理公司，每张照片标价150法郎，是市场价的3倍。
这样的高价竟然在几个月后掀起了“卡帕热”，欧洲重要报刊都争相索取这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大摄影家的照片。这个“骗局”最终被一家杂志拆穿，但从此安德烈·弗里德曼便正式以罗伯特·卡帕的身份亮相。
1936年，卡帕被派往采访西班牙内战，也正是这一次的采访拍摄使他名声大噪。更为准确地说，是他拍下的这张名为《倒下的士兵》的照片公布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地摄影作品。
△卡帕经典之作《倒下的士兵》
由于这张照片拍摄时机太过于“恰到好处”，以至于引起了人们对它的质疑，关于这张照片是否是摆拍争论不休，这场争论最终以证实了该士兵死亡而告终。多年后卡帕回应此事时说道：“有一点你们必须了解，不管怎样，西班牙战士绝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摆出自己被射中的姿势拍照。在西班牙拍照不必要耍花招，不用摆布相机或被摄者，照片就在那儿，你拍就是了。真相就是最好的照片，最好的宣传材料。”
1937年7月，姬达·塔罗采访马德里西部布鲁内特的战役，在混乱的撤退中不幸被一辆坦克碾死。
△战场上，姬达躲在士兵身后等待拍摄时机
法国共产党宣布她为英雄，并为她举行了盛大葬礼，塑立了纪念碑。有人说，姬达的死让卡帕更明白战地摄影师的职责所在，也有人说，他的冒险带着自毁的倾向，恨不得战场上飞来一颗子弹结束他的生命和痛苦。
1938年，卡帕来到中国，用镜头记录下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士兵，这些照片成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剪影。
这张闻名于世的中国士兵肖像就出自卡帕之手，并成为当年《生活》杂志的封面人物，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抗战的决心，赢得了广泛支持。
卡帕也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中国百姓，真实记录下了战争残酷的一面。
△数百万百姓因黄河大堤被炸决口而无家可归
△日军的轰炸使汉口如同炼狱，一名妇女守在已成废墟的家门前。
△随处可见逃荒的难民
卡帕最为著名的一系列作品是对诺曼底登陆的独家影像记录。1944年6月6号，盟军发动了诺曼底登陆，由此开启了解放法国的进程。
卡帕在自己的战地摄影手记《失焦》中这样记录下盟军在奥马哈海滩登陆时的情形：
我是个赌徒。所以我决定跟随E连冲在第一批进攻。凌晨4点，我们在甲板上集合。进攻驳船在升降机上摇摆，准备好下放到水里。2000个人站在一片绝对的寂静里，等待着第一抹阳光。但太阳不知道今天与其他日子的不同，依然照常升起。
第一批士兵摸索着登上驳船，然后，就像乘慢速电梯一样，我们降到海上。海浪十分汹涌，我们的驳船还没离开母船就已经弄湿了。很显然，艾森豪威尔将军将不会带领他的部队干着脚或者其他部位穿越英吉利海峡。
诺曼底的海岸离我们还有几英里远的时候，我们听到一记明白无误的钝响。我们忽地弯下身躲在驳船的底部，不再看正在靠近的海岸线。第一艘驳船已经把士兵载到了海滩，现在正经过我们的船，开回追逐号，那个黑人水手长给我们一个快乐的笑脸，并打出胜利的V型手势。现在的气氛很轻松，可以开始拍照了。我把我的康泰时照相机从防水油布里拿出来。
我美丽的法国看上去肮脏而难看，再加上一架德国机枪对着驳船狂扫子弹，彻底毁了我的回归。我们驳船上的士兵趟着水前进，他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手持随时可以射击的步枪，背景是进攻的障碍和冒烟的海滩――这一切对摄影师而言都足够好了。我在跳板上停了片刻，准备拍摄我关于进攻的第一张真正的照片。水手长急着想赶快离开这里，他错把我要拍照的企图当成了犹豫不前，就瞄准我的背后踢了一脚帮我做了决定。水很冷，海滩还有100多码远，子弹在我周围的水里打出一串洞，我冲向最近的铁障碍。一个士兵和我同时到达那儿，我们一起躲在了那后面。他撕掉步枪上的防水油布，不做太多瞄准就对着烟雾中的海滩开始射击，而步枪的射击声给了他足够的勇气继续前进，他把那障碍留给了我。现在我的地盘空出了一英尺，我感到可以安全拍摄那些和我一样躲着的士兵们。
天还很早，光线也很灰暗，不是很适合拍出好照片来，但灰的水面和灰的天空反衬着人们在希特勒智囊团设计的超现实主义障碍中东躲西藏的效果非常好。
我拍完了照片，海水在我的裤子里很冷。我不太情愿地试图离开我的铁障碍，但每一次都被子弹逼了回来。在我前面50码的地方，我们的一辆半燃烧着的水陆两栖坦克从水里冒了出来，正好给我提供了下一个掩护。我衡量了一下现在的情况，手臂上那件优雅的雨衣压得重重的，在将来也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我扔下它向坦克冲去。我在漂浮的尸体中冲到了它旁边，停下又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壮起胆子向海滩作最后的冲刺。
现在德国人搬出了全副家当，离海滩的最后25码被子弹和炮弹封锁得密不透风。我只能留在坦克后面。此时海潮涨了起来，现在水已经漫到我胸前口袋里的家信了。在最后两个伙计的人体掩护下，我终于到达了海滩。
德国人还有足够的弹药，从空中往下看，“小红海”一定像一罐打开的沙丁鱼罐头。从一条沙丁鱼的角度来拍摄，我的照片的前景充满了湿的靴子和涨绿的脸。靴子和脸的上面弥漫着榴霰弹的浓烟；烧坏的坦克和沉没的驳船构成了照片的背景。
迫击炮弹打在铁丝网和大海之间，它的每一个弹片都能找到一具尸体。下一发炮弹打得更近了，我不敢把眼睛从康泰时的取景器上移开，只顾疯狂地一张接一张地拍摄。半分钟之后，我的照相机卡住了――这卷胶卷用完了。我到包里去拿新的胶卷，还没等把胶卷放进照相机里，我潮湿、颤抖的双手已经把胶卷弄坏了。
我停了一会儿……接着我就感觉很差。
空照相机在我手中颤抖。一种新的恐惧从脚趾到发尖震颤着我的身体，扭曲着我的脸。我身边的人们一动不动地躺着。只有海岸线上的死尸随着潮水翻腾着。一艘步兵登陆艇面对着炮火而来，头盔上印着红十字的医务兵从船上涌出。我什么也没想，也没做什么决定，只是站起来向那艘船奔去。我跨进海水里，在两具尸体之间，海水漫到了我的脖子。汹涌的潮水打在我身上，每一个浪头都刮在我头盔下的脸上。我把照相机高举过头，突然间我意识到我在逃跑。我想回头但却无法面对海滩，我对自己说：“我只是到船上去擦干净手。”
我奔到了船边，最后一批医务兵正从船里出来。我爬上了船，到甲板上的时候吓了一跳，周围到处是羽毛。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在杀鸡？”然后我看见船的上层结构都被炸掉了，那些羽毛是那些被炸死的士兵身上穿的木棉夹克里的填充物。船长在哭，他的副手被炸死了，血溅得他浑身上下一团糟。
我们的船正在倾斜，于是我们慢慢驶离了海滩，试图在沉没之前到达母船。我走到轮机房，擦干手，往两个照相机里都装上新胶卷。我再次走上甲板，及时给被烟雾笼罩的海滩拍了最后一张照片，然后又给在甲板上输血的船员拍了一些照片。一艘进攻驳船开到我们边上，把我们从这艘沉船上接下来。在汹涌的海上转移重伤员是件难事，我不再拍照，开始忙着抬担架。那驳船把我们送到了U.S.S.追逐号上，就是我6小时前离开的那艘船。追逐号上，第16步兵师的最后一批士兵被放到水里，但甲板上早就满是回来的伤员和死尸。
这是我回到海滩最后的机会，但我没有回去。凌晨3点穿着白西装、戴着白手套给我们提供咖啡的餐厅侍应生们现在满身是血，正忙着把死尸缝进白色的粗布袋里。船员们正在从旁边正要沉没的驳船上举起担架。我开始拍照，接着眼前的事物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谁也没想到的是，这些用生命换取的珍贵影像最后却被暗房师傅粗心地毁掉了，为了赶在截稿时间之前冲印出照片，暗房师傅将烘干箱的温度调得过高，导致大部分照片都烤焦，最后仅有11张照片幸存。
这些照片焦点不够准确，裁切不够精当，色调也不够丰富，《生活》杂志甚至用“轻微失焦”来形容卡帕的照片。但正是这种“轻微失焦”的存在让我们可以想象卡帕拍摄时周遭是怎样一种枪林弹雨的环境。所有这些“缺点”恰恰证明了其作品的伟大性。
1947年，卡帕和“决定性瞬间”的倡导者布列松、大卫•西蒙、乔治•罗杰、威廉•范迪维特等人一同创立了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成为了全球第一家自由摄影师的合作组织。他们以忘我的热情，甚至不惜以鲜血和生命深入到第一线去拍摄，为新闻摄影的形式和内容树立了新的典范。
△卡帕（左）和大卫·西蒙在巴黎
1954年，卡帕前往越南战场。5月25日，在一次拍摄时，卡帕不顾周遭人的劝阻，执意要走下吉普车，他希望离得“近一些”，就在他离开5分钟以后，人们听到了一声巨响。
卡帕一向以走运出名，同行的其他记者给了他一个绰号“走运·卡帕”，这些记者朋友听到这一爆炸声时，不由自主地说：“又让走运的卡帕抢到好镜头了。”结果却是地雷夺走了卡帕的生命。
△卡帕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彩色照片
△卡帕生前拍摄的最后一张黑白照片
1955年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了“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
1966年美国成立了“关怀摄影基金会”，以纪念卡帕及其它马格南图片社牺牲了的摄影家们。
卡帕深深热爱生命，热爱和平，他厌恶战争，痛恨自己的职业——眼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生死只在一瞬间，任谁也无法承受这种巨大的反差——尤其是当这种事情就发生在自己的身边，甚至随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时。
△二战战场中一身戎装的卡帕
然而卡帕却以近乎“冷酷无情”地忠实记录下这一切，他的文字，他的照片，无一不充分体现出这种冷静，而隐藏在冷静背后的，是用生命才能换取的勇气。
看卡帕的照片仿佛可以听到子弹疾飞、炮弹隆隆的声响，每一帧都是人类愚蠢行为的明证。
图文/央视新闻综合自中国网、《珍藏卡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