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八世在最后的日子里，担心自己死后，新国王年幼，会使得英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幼主加冕而权臣或外戚掌权的局面重演，临终前设置了一个由多名大臣组成的摄政委员会。其中包括小国王的舅舅爱德华·西摩和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JohnDudley）。
约翰·达德利（设计台词：
老子就是看爱德华·西摩不爽）
对于改革派来说，他们对于亨利八世的死已经期盼已久了。
他们认为，停滞已久的宗教改革又可以继续前进了！
自从克伦威尔在1540年被处死以后，宗教改革已经停摆了7年。
这7年间，宗教改革不仅没有丝毫进展反而有了大幅倒退。
改革派把希望都寄托在国王的独子爱德华身上。
老国王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倍感珍惜，给他提供最好的教育，剑桥学者理查德·考克斯负责爱德华的教育，剑桥的希腊语教授约翰·切克则被任命为指导老师，而这两位都是具有伊拉斯谟传统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教育对日后爱德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改革派的其他成员也在竭尽所能影响小王子的思想，再加上亨利八世的最后一个王后凯瑟琳·珀尔也是拥护新教，因此爱德华小小年纪就有了坚定的新教信仰。
然而，宗教改革的重启，对于英国却不是一个好消息。
宗教改革进行到中途，因为经济环境的逆转而被迫中止，但是保守派力量仍然很强大。
现在强行压制矛盾的高压已经不在了，积蓄已久的教派矛盾就要迸发出来，社会又将陷入动乱。
亨利八世晚年进行的战争耗费巨大，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就因为过量输入的西班牙金银导致的通货膨胀，人民怨声载道。
由于通货膨胀，导致与宗教改革伴随的工业化难以推进，再进行宗教改革只会激化社会矛盾，对于暗流汹涌的英国社会来说，如同火上浇油。
然而，当权的改革派成员没有一个人能看明白这个问题。
虽然亨利八世临终前对于王权旁落心怀警惕，并进行了种种布置，但是在他死后，爱德华六世的大舅萨默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通过种种手段架空了摄政委员会中其他成员的权力，政治大权落入他手中，英国再一次陷入了幼主加冕外戚掌权的怪圈。
爱德华·西摩一直以来野心勃勃，作为摄政并不能让他满足，他甚至对王位有所企图，打算采取措施收拢民心。
他看到了圈地运动很不得民心，成立圈地委员会对圈地行为严加控制；
同时，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他提出征收羊毛税。
他操纵1547年11月的议会，废除亨利八世的叛逆与异端法的法令，并规定谁若是企图改变亨利八世遗嘱中所规定的王位继承顺序即为叛逆罪。
这届会议还通过了另外两个有关教会的议案。
一项议案规定了主教选举的形式，教会必须选举由国王提名的候选人。
另一项议案是附属教堂法案，它规定把亨利八世时期未被充公的附属教堂和教会学院收归国有。
爱德华·西摩打仗还稍微靠谱，政治智慧实在是不敢恭维，他推出的为政举措本打算讨好所有人，却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控制圈地行为和征收羊毛税得罪了改革派，将教堂充公则得罪了保守派。
很快就有谣言说，摄政要支持穷人反对富人，在德文、康沃尔和东盎格利亚都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
爱德华·西摩对于结束危机表现出来的彷徨无能进一步引发政敌的攻击。
国王的二舅，也就是娶了亨利八世遗孀凯瑟琳·帕尔的托马斯·西摩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自己大哥掌权期间，被权力欲望冲昏头脑的他，施展各种阴谋妄图夺取最高权力。
爱德华六世从小就体弱多病，说不定哪天就会挂掉，托马斯·西摩自认为高瞻远瞩，打算在王室继承人上做文章。
他力图撮合爱德华六世和萨福克公爵的女儿简·格雷（前文提到的查尔斯·布兰登和亨利八世的妹妹玛丽·都铎的外孙女）结婚，还对伊丽莎白动起了歪脑筋。
他的如意算盘是：
如果爱德华六世能生下后代，只要控制住简·格雷，就等于掌握了未来的国王；
如果爱德华六世不能生下后代，把伊丽莎白控制在手里，仍然等于掌握了未来的王位。
当时新教势力一手遮天，信仰天主教的玛丽公主直接就被他忽略了。
从当时的情形来看，这个如意算盘还真是“智珠在握，算无遗策”。
托马斯·西摩对于亨利八世当年横刀夺爱，抢了凯瑟琳·珀尔一事一直耿耿于怀。
亨利八世死后，伊丽莎白公主作为未成年的继女，与凯瑟琳·珀尔一起生活，而凯瑟琳·珀尔改嫁托马斯·西摩后，伊丽莎白就成了他的继女。
在凯瑟琳·珀尔怀孕时，他就开始勾引自己的继女、当时年仅14岁的伊丽莎白公主，以求成为将来的王位继承者。
伊丽莎白当时正值少女情窦初开，对异性有朦朦胧胧好感的年纪，对于高大英俊的继父的过于亲昵的行为，也没有过分抗拒。
托马斯·西摩每天清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伊丽莎白的卧室去，如果她已起床，“他就向她道早安，问她昨夜过得怎么样，并亲热地拍拍她的背或屁股”，如果伊丽莎白还在睡觉，“他就拉开帐子，向她道声早安，做出似乎要向她凑上去的样子。
她就会在床上躲开，使他碰不着她。
”
即使按照今天的标准，继父对于继女如此作态也是过分亲昵了，而按照当时的标准衡量，托马斯·西摩就是个淫猥的男子，伊丽莎白就像是个不知羞耻的轻佻女子。
心细的凯瑟琳·珀尔发现了异常，她看到自己的丈夫一大早居然跑到伊丽莎白的卧室，对其搂搂抱抱。
伊丽莎白似乎很喜欢西摩向她献殷勤，每当西摩成为谈话的主题时，她常常感到脸红。
凯瑟琳·珀尔预感到，再这么下去迟早要爆出丑闻，她怕事情闹大，并没有大肆声张，只是另行安排伊丽莎白的住处，并禁止丈夫与继女见面。
1548年9月凯瑟琳·珀尔因产褥热死后，托马斯·西摩没有表现出多少对爱妻的悲伤，而是马上张罗迎娶伊丽莎白。
这件事与托马斯·西摩和伊丽莎白之间的暧昧被联系在一起，被有心人作为大丑闻捅了出来，这就是引起轩然大波的“西摩事件”。
甚至有恶毒的传言说，伊丽莎白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
根据1536年出台的法令，“未经国王同意私自与国王的姐妹、姑姨、侄女结婚者，都属叛国罪”。
托马斯·西摩勾引继女可不仅仅是道德败坏这么简单，而是犯了叛国罪！
护国公爱德华·西摩得知这一丑闻后，心中暗喜：
自己这个弟弟整天处心积虑，想取自己而代之，实在太危险了，正愁没借口除掉他呢，自己送上门来了！
犯了叛国罪，看谁能救得了你！
爱德华·西摩想除掉自己的弟弟，不是一天两天了。
托马斯·西摩常常以舅舅身份接近幼主爱德华六世，教这个小孩子大方花钱以取悦他，并婉转地提到自己的哥哥是如何卑劣、苛刻。
他常对小国王说：
“现在你简直穷得像个乞丐，你既没有钱找点乐子，也没有钱赏赐你的仆人。
”1547年秋，他试图说服国王绕开枢密院写信要求议会让他来担任国王的师保（相当于中国的太傅），失败之后，他又策划尽快结束幼王的未成年期，利用国王对他的宠爱，以达到他自己把持朝政的目的。
托马斯·西摩还在贵族当中广布党羽，要求他的党羽拉拢自耕农和自由民中的重要人物。
他的一个追随者是布里斯托尔管理造币厂的贪官污吏，他和这个官吏私造一万英镑的金币，以便他发起政变时作为手下人的军饷。
作为海军大臣消灭海盗是他的职责，他却暗地里与那些不法之徒相互勾结，引为外援。
托马斯·西摩的这些言行，通过各种渠道传入爱德华·西摩的耳中，这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而且这位“司马昭”图谋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别人，而是自己的亲哥！权力的巨大蛊惑，令
爱德华·西摩
恨不得将自己的亲弟弟除之后快，只是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
有了这个天赐的把柄在手，爱德华·西摩决定对亲弟弟先下手为强。
1549年1月17日，托马斯·西摩被逮捕并关进伦敦塔。爱德华·西摩
还怀疑伊丽莎白也参与了谋反阴谋，然而伊丽莎白却异常沉稳自信地给他写信，为自己申辩：
“大人，近来外界风传有辱我尊严的谣言，即是说我深居高塔，并怀上了继父的孩子。
大人，此等诽谤简直令人不齿，我全心全意地维护着王室的尊严，并愿当庭对质，以示我的清白。
”
爱德华·西摩震惊于伊丽莎白的临危不惧，而且也确实查无实据，因此没有对她怎么样，只是将妄图染指最高权力的弟弟以叛国罪处死，以儆效尤。
在这之后，伊丽莎白对自己的言行变得更加谨慎，专心致志于学习当中。
西摩家族兄弟阋墙，给了外人攻击他们的机会。
1549年6月20日，英国诺福克郡爆发了罗伯特·凯特兄弟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旗帜鲜明地反对圈地运动，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凯特起义。
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德利通过镇压凯特起义增加了自己的实力和声望，并趁机于1549年10月发动政变，将爱德华·西摩赶下台。
1550年约翰·达德利掌握了权柄，1551年自封为诺森伯兰公爵，并将爱德华·西摩关进监狱，次年将其处以极刑。
与爱德华·西摩还算是较为温和的支持新教改革不同，诺森伯兰公爵是一个狂热的新教徒，推行激进的宗教改革。
1552年英国通过《一致法案》，希望增大压力以使人们接受宗教改革的法令。
它规定在星期日和节假日不去参加公共礼拜的人将被开除出教，而那些参加规定礼拜仪式以外的礼拜的人第一次将被处以六个月的监禁，第二次一年，第三次则将受到终身监禁的处罚。
同时，对祈祷书作了修订，将原先的祭坛改为圣餐桌，同时教士的法衣被规定为只能是宽大的白色法衣，原先具有天主教色彩的驱邪仪式和涂油仪式全部被取消。
圣人崇拜、各种圣迹、朝圣之路全部被禁，天主教相关图案、雕刻、彩绘玻璃以及画作，被打碎、凿毁或用石灰浆覆盖，敢于阻挡的天主教徒一律被杀。
这一年还通过了《四十二条信纲》，概括性地全面阐发了英国教会的信仰原则，从教义上肯定了国教的地位。
这些激进改革措施，对于社会矛盾重重的英格兰无异于火上浇油，天主教徒趁机暗地里煽风点火，煽动民众对于当局的不满。
爱德华六世体弱多病，1553年已经显然看出他快不行了。
按照亨利八世的第三继承法，爱德华六世死后无子嗣，王位将由其姐玛丽继承。
然而，玛丽是个天主教徒，她要上台的话，被压制已久的天主教保守势力一定会疯狂反扑，到时候，掌权的这些新教改革派各个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不让玛丽继承王位，下一个就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三岁丧母受尽歧视，从小孤僻寡言，据说，在她6岁时已经庄重得像个40岁中年人的样子。
西摩事件后更是不与别人多说话，别人也很难猜透她心里的想法是什么，没有人能够确认伊丽莎白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
更关键原因是，在西摩事件中，改革派成员已经得罪了伊丽莎白，把伊丽莎白扶上王位，他们都会担心得睡不着，因此伊丽莎白也被排除了。
那选谁作为继承人呢？信仰新教的简·格雷郡主进入众人视野。
她的外祖母玛丽·都铎是亨利八世的妹妹，她就是亨利七世的曾外孙女，也有继承王位的资格。
在诺森伯兰公爵的鼓动下，爱德华与议会推翻了亨利八世的第三继承法，拟定了新的继承法，将简·格雷作为王位继承人，将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和伊丽莎白都排除在外。
爱德华亲自颁布了英王制诰，还有102名显要人物在上面签了字，其中包括整个枢密院，贵族，主教和伦敦市议员。
1553年9月，爱德华还让议会通过了这份诏书。
简·格雷
这一举动，接下来引发极大争议与政治混乱。
在1552年，也就是爱德华六世死前的一年，诺森伯兰公爵让儿子吉尔福德与简·格雷结婚。
王位继承人简·格雷是摄政诺森伯兰公爵的儿媳，听起来就是一股浓浓的阴谋味道。
所有人（包括签字的那些人）都认为，老奸巨猾的诺森伯兰公爵提前布局，这是要把都铎王朝变成达德利王朝的节奏啊！
诺森伯兰公爵的吃相过于难看，成为他众叛亲离的关键原因。
实际上，爱德华六世期间推进的宗教改革早已被沾上了很多污名：
首先，爱德华六世时期接的是亨利八世留下的烂摊子，再加上二百五西班牙造成的系统性通胀，经济雪上加霜，这些问题都被算到了掌权的改革派头上；
其次，改革措施过于严厉激进，引发了温和派的不满；
最后，改革派内部的争权夺利，使得人们普遍对改革派怀有恶感，特别是诺森伯兰公爵密谋将王位传于自己儿媳妇的做法，实在是让人愤慨。
国会提出的条件是，简加冕为女王可以，她的丈夫不可以加冕为国王。
而枢密院官员普遍认为，诺森伯兰公爵这是要自己当国王。
他们秘密派人与玛丽公主联络，玛丽声称自己现在已经不是天主教徒而是国教徒。
枢密院官员最终秘密决定，扶玛丽上王位，推翻诺森伯兰公爵的邪恶统治。
后世的真命天女伊丽莎白，此时还是一个无人在意的酱油党。
1553年7月6号爱德华六世去世，当天简·格雷就声明她是女王。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简是受诺森伯兰公爵操控，被迫接受的王位，根据国会的要求，简·格雷在加冕礼上拒绝把她丈夫封为国王，而是封为克拉伦斯公爵。
爱德华六世死后，诺森伯兰公爵立即下令搜捕并监禁玛丽公主，以防她聚集党羽发动政变。
然而，他的动作已经是慢了一步。
玛丽公主在确认爱德华即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马上从休斯敦的住所逃到了东盎格利亚聚揽支持者，诺森伯兰公爵派出的抓捕玛丽的人扑了个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