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还记得电影《分裂》（2016）里那个叫凯文（James McAvoy 饰）的多重人格患者吗（23种人格）？
试想，一般人意识到自我是一个“我”，而对解离性人格障碍患者则意味着“我们”，这么多“自我”该如何相处？
解离性人格障碍
患者的每一个人格都是稳定、发展完整、拥有个别思考模式和记忆的。分裂出的人格包罗万象，可以有不同的性别、年龄、种族，甚至物种。他们轮流出现控制患者的行为，此时原本的人格对于这段时间是有意识也有记忆的。分裂出的人格之间知道彼此的存在，称为“并存意识”（co-consciousness），如果并存意识较好的，他们甚至可以内部沟通，或进行内部会议；也有一些情况，人格之间并没有察觉彼此的存在，这会导致严重的“遗失时间”现象——比如文中出现的那种不记得自己已经结婚的患者。
文/Emma Young
译/大药
校对/安德烈
原文
/mosaicscience.com/story/my-many-selves-multiple-personalities-dissociative-identity-disorder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大药在利维坦发布
© David Brandon Geeting
在40岁之前，莫兰尼·古德温（Melanie Goodwin）对自己16岁以前的生活没有任何记忆。接着，一场家中的悲剧在她身上触发了毁灭性的精神病变。瞬间，她意识到存在于她体内的其他的个体，将她们分隔开的壁垒开始崩塌。这些不同的个体身份都属于她，但是，莫兰尼察觉到，这些个体分别是从3岁到16岁，和从16岁直到成年的不同“自己”。
这些人格的年龄不是随机的。在不同的声音交织混合而成的同一个显意识中，她记起了自己在童年被虐待的经历，第一次发生在她3岁时，最后一次在她16岁的时候。“我没有证据，”她强调，“我只能经受着我以为发生过的事情，和我的现状。”
莫兰尼的症状以前被称为
多重人格障碍
（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现在广泛使用的名称则是
解离性人格障碍
（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DID）。名字的更替反映了人们对这种疾病认识的更新：
它不仅仅改变患者的人格。记忆、行为方式、态度和心理年龄都会随人格切换。
“我们”——她通常把她
自己称为“我们”
——“有不少成年人的成分。成长应该是没有断层的……但是我们没有自然地长大，我们使用更新的形式自我的形式成长的……
最后，这里有9个不同的成年身份，每个身份都管控着不再受虐的成年生活中的不同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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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和解离性人格一起生活的日子比作“在地狱中”。我们正常人习以为常的那种“我即自我”的状态她的生活中瓦解了。对莫兰尼来说，
多重身份的突然斗争足以让她失去理智。她怎么可能找到办法让这些身份安定下来呢？
“在绝境中，你得靠消散自我的方式来活命。创伤会让你觉得时间停滞。”
位于英国诺维治的博特盖人格解离与创伤中心（Pottergate Centre for Dissociation and Trauma）的一间安静的咨询室中，莫兰尼坐在沙发上，讲着自己的故事。这家中心的负责人是莱米·阿奎龙（Remy Aquarone），这位精神分析治疗师曾经掌管着国际人格创伤与解离学会（the Study Trauma and Dissociation）。
在30多年的工作生涯中，阿奎龙已经面对过数百个有人格解离病症的人。大多数情况下，他说，
病人从5岁前就开始经受着虐待。
按照理论，在处理创伤经历的尝试中，孩子开始“解离”——他的自我被分成几部分。
其中一部分用来承担受到的虐待、担惊受怕的情感和身体上的伤痛，另一部分则伴随着他继续生活。
或者，一部分被用来承受虐待，另一部分帮她拖着身子回到卧室，当第二天早上，她下楼吃早餐的时候，又是一个不同的人格主导着他的行为了。如果虐待持续了多年，过程中有受虐的场景和施虐者产生变化的情况出现，会促使其剥落更多不同的自我碎片。
图源：amudu-gowripalan
人格解离使得孩子能够继续生存。事实上，“
这是种终极的适应系统。
它利用你潜意识的认知，通过改变你行为、想法的方式以保全自身，”阿奎龙说。
莫兰尼这么描述这件事：“在绝境中，你得靠消散自我的方式来活命。创伤会让你觉得时间停滞。这种可怕的经历持续了多年，所以这种‘停滞’处处都有。”
不是每个经历童年虐待（或者任何形式的长期创伤）的人都会有人格解离的症状。
根据他的研究，阿奎龙说，“人格解离”的形成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即缺乏和一个成年人正常、健康的
依恋
关系。
从发展心理学的视角看，“依恋”有特殊的含义：它指的是在一个婴幼儿和看护、养育他/她的人之间形成的联结，这种联结既是感情上的，又是在实际生活中的；“依恋”有助于婴幼儿学习并管理他/她的反应。当由于丧亲、遭受父母的忽略或者虐待时，这种联结便无法形成，一个受到精神创伤的孩子只能依靠自己来面对情况。
作为DID患者群体中的一员，莫兰尼反思道：“在我们是小孩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还有一个可以护着你、帮你学会处理自己问题的家长的存在。”
图源：Tumblr
拥有这种稳定关系的婴幼儿在未来的生活中会过的更好，温迪·琼森（Wendy Johnson）说。她是一位在爱丁堡大学工作的心理学教授。“首先，他们对待他人的方式更成功；和人的关系更为融洽。他们挣钱更多，更受人尊敬、认可，更少地被绞入争斗中。他们的生活轨迹也更平缓，也就是说，生活对他们而言更加舒适。”
这不是说我们的性格在婴幼儿时期就已经定型。一种相对稳定的环境，包括更稳定的关系和事业，能够帮助我们维持更加稳定的人格。“我觉得，趋于稳定的生活环境有助于我们在人前展现这种人格上的一致性，”琼森说。但是这些来自外界的影响变化了，我们也会随之改变。
养育孩子，失业——这些重大的人生转折都会触发我们自己意想不到的新行为，对人的性格特质也会有所改变，例如对
尽责性
（conscientiousness）和
外向性
（extraversion）的影响。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处在早期成年阶段的年轻人会频繁地向自我发问，琼森补充道，因为，在这个阶段，很多事情，包括家庭、周围环境、朋友，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
没有“依恋”和稳定的环境，对自我的统一认识就很难形成，解离下的自我会让一个人的性格看起来相当的摇摆不定。莫兰尼有一部分患有厌食症的自我，还有一部分无法忍受迫近的人格边界而两次试图自杀。当她遇到勾起旧时的创伤的回忆的事物，例如
某种气味或者某个男人走路的方式，这些东西很容易就会吓坏她3岁的部分；这时她会害怕地一动不动或者干脆躲起来。另一方面，16岁的她又喜欢卖弄风情。
“谁”在她脑海中占据了主动，她的行为就会因此变化，这合情合理。她并不是像3岁时的莫兰尼那样行动，她甚至一点儿也不记得自己3岁时是什么样子。她就“是”那个3岁的小孩——直到另外一个人格取代她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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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结婚了。但是我没有全身心地在‘经历’婚姻，更像是我在看着、观察着这一切发生。”
由于在一种人格下经历的记忆不总和其他人格共享，因此有些患有DID的人会“失去”生命中的几段时光——他们觉得自己在时间中向前跳，一次能跳过几天甚至几周时间。“
（婚后）有些人出去，和别人发生了关系。好吧，其实算不上什么婚外情，因为这些人压根儿就没有关于自己结婚的记忆，
”莫兰尼观察到。
对她来说，上述的影响让人
无法分清生活中事件发生的次序
。“在婴儿时代，你被生出来，然后就有了一个贯穿你人生的时间表。如果，你的自我破碎了，这个时间表也不存在了。”
被压迫的正常情感反应使她的记忆更加模糊。她和阿奎龙都提到，正常的情感反应对于面对创伤来说至关重要。但是，这种情感的缺乏在虐待停止之后依然继续着：它变成了莫兰尼大脑运作的方式。“我知道我结婚了，”她举了个例子，“但是我没有全身心地在‘经历’婚姻，更像是我在看着、观察着这一切发生。”
患有解离性人格障碍的患者总表示自己只有肤浅的情感，阿奎龙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确如此，因为那个真正的自我，重中之重，被藏起来了。”对于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我们有着真正自我中蕴含着的感情强化后的记忆。它让我们觉得，我们的自我是连贯的。“打个比方，我可以回想起自己青春期时的举止，”他说，“但同时又有能把控自己“完整”的形象……而解离后，人格的运作方式是……他们不能回忆起自己过去的房子。”不论和家人还是老友在一起，与这些在过去有许多共同经历的人（交流）可以增强这种多年来自我维持不变的感觉。但是这种对过去的人的依赖也有问题，因为，注定地，老朋友们会搬走；人总有一死。
宗教信仰在心理上的益处之一在于，理论上来说，和神的关系，以及与其有关的记忆，能从童年延伸至死亡，并且无论你在地球上任何什么地方，它都伴随着你。像阿奎龙所言，“
你不能带走它——它超越了物理的所在。
”
也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让“自我”在过去重现。心理学家们曾认为，怀旧感——这种利用记忆，多愁善感地回溯美好时光的行为——是消极并有害的。但是，现在有研究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实际上，怀旧感能够培养自我的连续感，并且增强人对这个世界的归属感。
这种始终如一且连贯的自我感知可以帮人掌控自己的生活，尤其是社会生活。但是如果它能随着经验强化和弱化，或在DID的情况下完全消失，这种自我感知能够反映真实的你么？
“我们在实验中得出的结论与前几个世纪中哲学家、神经心理学家们的想法恰恰相反。”
“在《油腻》（Grease）中，姗蒂（Sandy）从她开始的乖宝宝形象转变成后来一身皮衣，行为浪荡的坏妞形象。当然这个吸着烟、跳着舞的人是姗蒂。但是同时确凿无疑的是，这是她为了赢得同学们好感所设计好的表演，并不是“真正的”姗蒂。”
妮娜·斯卓明哲（Nina Strohminger）和她在耶鲁大学的同事们在一篇论文中着重描述了姗蒂的现象，以探讨“真正自我”的概念，
这个问题并不局限于DID患者，而是与所有的人都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