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唐朝鲜卑论”最早源头，是宋朝儒学大师朱熹的话，《朱子语类》中云：【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上世纪民国大师
陈寅恪
，便引朱熹这句话，进一步发千年之新论，相继提出了「唐朝河北胡化论」「李白西域胡人说」。
【唐代河北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两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族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它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属于种族文化之关系也……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夫以一元非汉姓之家，忽来从西域，自称其先世于隋末由中国谪居于西突厥旧疆之内，实为一必不可能之事。则李白其人本为西域胡人，绝无疑义矣；其父之所以名客者，始由西域之人其姓名不通于华夏，因以胡客呼之，遂取以为名；六朝隋唐时代蜀汉亦为西胡兴贾区域”，至入中国方改李姓也。】——《李太白氏族之疑问》
陈寅恪
主张李唐皇族并非出官方说法的凉武昭王李嵩之后，也不是其自称的陇西李氏，而可能是赵郡李氏破落户冒名。
而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民国大师的另一位民国大师
刘盼遂
，则相继写就《李唐为蕃姓考、续考、三考》，力主李唐皇室先人为胡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掀起一场关于李唐族源的大讨论。王桐龄、萨孟武、朱希祖等学者都曾前后参与讨论。
陈寅恪与吕思勉、钱穆、陈垣被称为上世纪的“前辈史学四大家”，随着年代推移，更成为历史学界被奉若神明的泰斗级人物。
从此当了一千多年汉人千古明君、不世英雄的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及其子孙一众大唐皇帝，甚至还有诗仙李太白，就在许多人的认知中莫名其妙被改了户口本，变成了胡人。
前辈史学家的贡献是必须敬重的，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必须正视的，谬误同样也是要予以批判与否定的。“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才是论史治史者正确的态度。如吕思勉的“岳飞军阀论”就长年被诟病，如今已经被史界彻底否定了。
陈寅恪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政治史文化史方面的各种创见，如“关陇集团”的提出，特别是「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这一精妙论述，皆是真知灼见。但他同样也不可避免有其时代局限性，比如很著名的一例，就是陈寅恪坚决反对汉字简化，坚决反对书籍报刊从竖排改为横排。因此他许多版本的文集，至今皆遵其遗愿，繁体竖排。此见解是否正确，相信自有公论。
同样，陈寅恪的「唐朝河北胡化论」「李白西域胡人说」，也只是证据极不充分的一家之言。
从初唐起，不断有突厥、契丹、回纥、高句丽、沙陀各部被迁入中原，其部酋为唐政府效力为唐将，中间也确实有过处置不当，后突厥回漠北复国这样的反复。
然则就总体趋势而言，一直是这些胡部被汉化，胡人被汉人融合，而从来不是相反。即使到唐末才迁入的西突厥沙陀人，经过五代几十年融合后，也彻底泯灭民族意识，和汉人毫无区别了。
而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所谓“尚攻战而不崇文教”，确是不假。
但他们的地域民族认同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当真变成了胡人。更不说河朔三镇同样还有大量的汉人士子，一样参拜孔庙，传承六经，参加朝廷科举。
陈寅恪先生以河北地域重武轻文，不重儒学，便大呼这是”汉人被胡化“之论，仿佛我汉人天生就不该尚武，就该用天灵盖去顶狼牙棒不成?以其魏晋史大家的身份，见识是不当至此。
对所谓“河北胡化说”，不妨反问，唐朝灭亡后经五代到宋朝建立，那些据说是“胡化了河北”的胡人怎么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唐末可没有再出个发布“屠胡令”的冉天王去杀光他们吧？后周至北宋都领有河北，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是个常识。甚至被契丹割去的幽云十六州，当地主体民族是汉人还是胡人？这还是个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