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美最高法院能维持Tiktok禁令？真相远非那么简单

文化纵横 · 公众号 · · 2025-01-18 16:03

正文

↓ 进入公众号 点击右上角“...”设 置星标 ↓

防止内容走丢

2024全年 6期一次 发货 ，看得爽快，更享折扣

2024+2025双年、2025+电子刊， 组合下单更优惠

投稿邮箱： wenhuazongheng@gmail.com

《文化纵横》邮发代号： 80-942

✪ 李昊林

北京大学法学院

【导读】北京时间1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就TikTok“不卖就禁”法案做出决定：相关条款并未侵犯请愿人第一修正案权利， 最高法院支持这一法案，要求TikTok在19日(拜登任内最后一天)前从其母公司字节跳动集团剥离， 否则将面临美国全国禁令。此前，特朗普曾公开表态，正考虑在上任(20日)后发布一项行政命令，暂停执行TikTok禁令60至90天。 如何看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对政党政治的介入？它揭示出当下美国司法与政治之间怎样的关系？

本文指出，美国最高法院近年来对堕胎权、控枪法令等的判决，导致 其民调支持率暴跌至历史低点(低于48%) 。这与美国历史上最高法院的两大危机(1857年斯科特案和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存在相似之处： 社会存在核心冲突，法院判决加剧矛盾，最终导致新的宪法意志形成。 然而， 当前美国社会的争议与历史上有所不同：并非单一核心冲突，而是多个“去中心化”的政治议题 。他们影响的群体相对有限，难以形成足以改变宪法意志的广泛社会共识。当下，美国最高法院及美国社会似乎正处于一种 “新常态”之中，虽然判决持续激化社会矛盾，却难以催生新的宪法意志。

在美国的政党政治中，表现为 “合宪的强硬措施” 不断出现：政治行动明确挑战了既定的一些惯例或默认做法，并会对当时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但并不明确违反宪法文本或其他成文法，而更像是对这些成文法的某种扩张或限缩解释。一方面，两党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将自身意志彻底转化为宪法意志；另一方面，两党都会试图利用自己更具控制力的平台制度化己方主张，或挫败对方试图制度化对方主张的努力。

最高法院处理争议有三种方式：实体结果裁判、审查标准设定和决策主体分配。然而，其决策难以获得广泛支持，也难以彻底解决问题。作者指出， 从2024年的美国大选来看，美国更可能会持续处于“新常态”之中，美国最高法院及联邦司法系统会继续成为三权中相对最有行动力的一支。 如果美国社会出现政治议题的“再中心化”，美国最高法院可能会迎来第三次危机。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8月刊， 原题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三次危机？ 》，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三次危机？

美国最高法院近些年可谓是“大案不断”。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布鲁恩案和多布斯案：前者判决纽约州的控枪法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后者推翻了1973年的罗伊案和1992年的凯西案，判定美国宪法并未承认妇女享有堕胎权，是否保护该权利属于各州民主自决的范围。202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了拜登学生贷款减免案和哈佛大学招生案：前者判定拜登政府基于新冠事由减免4000万学生贷款的行为超越《高等教育法案》（HEROES Act）所授权限，后者判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招生中的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2024年，美国最高法院又判决了洛珀·布莱特企业公司诉雷蒙多案和特朗普豁免权案：前者正式推翻了美国行政法中的“谢弗林尊让”，后者则判定特朗普对其担任美国总统期间的职务行为享有完全的刑事起诉豁免权。

随着这些大案的不断下判，美国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2024年8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社会调查结果，发现2022年以来美国民众对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率已从之前的70%降至48%以下，而不支持率更是在2024年超过了50%。美国盖洛普民调也显示，目前美国民众对联邦最高法院及美国联邦司法系统的评价已经达到自197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Statista数据统计机构2024年8月发布的统计结果同样印证了这一事实：美国最高法院的民众支持率持续走低，赞成美国最高法院工作方式的受访者目前仅占34%，反对美国最高法院工作方式的受访者则占到了51%。

在历史上，美国最高法院因个别案件导致民众支持率在当年走低并不罕见。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自沃伦法院以降，美国司法系统已逐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争议议题的主战场，而最高法院作为这一主战场中的“终极裁判者”，其判决常被期待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最高法院持续下判重大争议案件，民众支持率却持续在历史最低徘徊，一方面反映出美国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类矛盾及其尖锐程度，另一方面则拷问着美国最高法院乃至美国政治系统化解当代美国社会矛盾的有效性。 2024年7月2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了对联邦最高法院进行紧急改革的计划，这更让人很难不重新评估事态的严重性。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

回溯建国至今的200多年历史，美国最高法院曾经遭遇过两次重大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美国最高法院均陷入持续的批评，并且引发了影响重大且深远的现实政治后果。那么当下的美国最高法院真的面临甚至已经处于第三次危机之中吗？本文将从历史上的两次重大危机开始考察，并基于这一历史维度对美国最高法院及美国社会如今所处的状态重新进行审视。

▍ 美国最高法院的两次重大危机

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以7∶2的票数判决了斯科特案 （Dred Scott v. Sandford） ，这一判决直接导致美国最高法院陷入其建立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危机。 当时正处于美国内战前夕，南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存在激烈的观念冲突。而在该案中，美国最高法院不仅判定美国宪法在制定时并未将黑人视为公民或平等的个体，还判定1820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密苏里妥协》（The Missouri Compromise）中禁止奴隶制的条款无效。1819年，密苏里地区申请建州并加入联邦。关于密苏里应当以自由州还是蓄奴州加入联邦，南北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根据《密苏里妥协》，密苏里州以奴隶州的身份加入联邦，同时禁止在密苏里州以北的新领土上实行奴隶制。因此，《密苏里妥协》在暂时缓解南北矛盾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奴隶制在美国本土的扩张。但时隔37年，最高法院打破了这种妥协，认为该法案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

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实质上是从宪法高度维护了奴隶制，并允许奴隶制向新的领土扩张，此举必然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南方州将此判决视为其奴隶制生活方式的胜利，并且更加坚定地捍卫奴隶制；而北方州则对最高法院公然支持奴隶制扩张感到震惊和愤怒。

这一判决使美国最高法院被当时的媒体和政治人物持续声讨，并直接影响了随后的政治选举。判决后的第二年，林肯在竞选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时明确批评该案。林肯强烈反对奴隶制，他担心斯科特案将成为一种法律先例，进而造成奴隶制被扩展至美国的全部领土。事后来看，林肯的这种担心部分变为了现实，部分则演化为了分裂。1860年的总统选举中，他所代表的共和党明确反对这一判决，并呼吁限制奴隶制的扩展。而他的最终胜选被南方视为对其生活方式的直接威胁，并最终引发了美国建国后的唯一一次内战。虽然内战结束后，斯科特案的判决被美国宪法第十三与第十四修正案彻底否定，但是做出这一判决的时任首席大法官坦尼（Taney）却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美国最高法院最差大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发生于罗斯福新政时期。 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社会正处于大萧条之中，罗斯福在其第一个任期中提出了一系列新政措施以提振美国经济。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部分群体对新政发起重重阻击，其中自然包括诉讼这一途径。

1935年，罗斯福在联邦层面推行的新政被诉至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压倒性的态势判决相关法案违宪。 1935年1月，美国最高法院以8∶1判定罗斯福总统基于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IRA）所发布的禁止石油产品跨州运输的规定违宪。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见（9∶0）判决了三个案件，判定国家工业复兴法案（NIRA）赋予行政部门过大的权力，判定旨在保护负债农民不失去土地的弗雷泽-莱姆克农场破产法违反了宪法第五修正案，判定总统无权撤换未满任期的独立机构官员。罗斯福新政遭遇了来自最高法院的重创，这一天也被罗斯福等人称为“黑色星期一”。

1936年，罗斯福再次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为总统，这让他坚信美国人民站在自己这边，继而毫不隐晦地展现出对最高法院的不满。 1937年2月，他正式提出了被称为“法院填塞计划” （court-packing plan）的司法程序改革法案，并在3月的炉边谈话中对最高法院进行了长篇控诉。虽然该法案最后未获得国会通过，但最高法院从1937年“西岸宾馆诉帕里什案” （West Coast Hotel Co. V. Parrish）开始确实转变了对新政的态度。

美国最高法院的两次重大危机，显示出了三点共性。 其一，在最高法院陷入危机之前，美国社会已经存在着核心冲突。这种冲突的严重性不仅体现为冲突双方的切身利益都受到这一问题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冲突双方几乎涵盖了美国社会中的所有人，几乎没有人能在这种核心冲突中置身事外。其二，最高法院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它的判决激化了当时已经相当深重的社会矛盾。这种激化与判决的倾向性、法律说理的严谨度或支持判决结论的大法官人数均无关。只要最高法院在实质问题上进行了裁判，便会改变冲突双方的利益格局，从而对已经盘根错节的核心冲突产生激化作用。其三，在最高法院“挑起纷争”后，新的绝对政治意志（也即宪法意志）会在较近的政治时空中诞生。正如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8篇中所释明的，最高法院及其判决并不足以直接生产出新的宪法意志。历史上最高法院的两次危机也反复印证了这一论断：新的宪法意志均是从判决后的下一次大选中得见雏形，并最终通过宪法修正案或宪法变迁（或阿克曼所说的“宪法时刻”）的方式固定下来。

也可以说，美国社会、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政治及美国宪法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互动模式： 社会核心冲突—判决激化—新的宪法意志生成。 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模式并不预设最后所生成的宪法意志必然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意志相悖，历史上的两次危机在这方面表现出的一致性更应当被看作是某种巧合。

▍ 第三次危机还是“新常态”

为何美最高法院能维持Tiktok禁令？真相远非那么简单

正文

请到「今天看啥」查看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