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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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
吹进了生命的胜出
最早和平的感觉 最早感觉的和平
吹散弥漫的帝国霸气 吹生出壮丽的椰子国度
飘杂着南岛的气息 那是自然、尊贵而丰盛
吹落斑斑的帝国旗帜 吹生出我们的槟榄树叶
太平洋的风一直在吹”
——胡德夫《太平洋的风》
胡德夫的吟唱中，太平洋的风裹挟着多重意象：它既是原住民的乡愁脐带，又是殖民霸权的角力场；既承载着自然的丰饶记忆，又折射着现代性的暴力割裂。这阵风从未停息，正如地球的水系循环将每个个体与江河湖海悄然联结。
水究竟是什么？它是文明的动脉、文化的载体，还是权力的战场？人文社会科学早已将水视为观察人类进程的棱镜，试图解构其流动表象下的深层逻辑。笔者综合历史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列出了这份文献阅读清单。既是对自己阅读的总结，也期待与学友们更多交流，激发起围绕水的跨学科对话。
让我们的文献阅读之旅先从作为联通通道的水开始。从地中海到近代亚洲，近年来历史学中的海洋转向，让人们看到了超越于国别史和地域史的史学范式。相关经典汗牛充栋，笔者仅仅选取了最为经典的布罗代尔的研究，以及关于我们所身处的东亚海域的研究。最后，该部分以王晴佳教授的综述文章结尾，帮助读者思考海洋史在当下超越于全球史的价值。接着，我们的眼光从海洋来到内陆，通过中外文献理解河流对于文明的意义。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了河流作为联通与界限的两面特性，作为人口流动通道的历史意义，以及中国江南社会商业文明形态与流动水系之间的紧密关联。在本部分的最后一篇，我选取了苏尼尔的《奔腾不息》一书。其研究对水的定义超越了江河湖海这一我们看得到的水域，而是看到了水在整个生态系统之中的循环，及其塑造人类文明与历史的力量，呼应了当下有关于水本体论转向的史学运用。
离开流动的水，我们进入了和此息息相关的作为文化的水——流动的水塑造了流动的文化。在这一部分，我们依然从海开始，随着渔民们在边界之中流动，接着进入历史人类学有关于水上人的研究，看到一直被认为是安土重迁的中华文明之中，一直存在着的流动文化，以及这一文化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乃至中国文明的价值。接着，我们的视线从水域转向水利，看到不同地区围绕水权形成的社会组织脉络，看到水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组织形态的影响。对于这一部分的阅读，也可以衔接第三部分由魏特夫开启的关于水利国家的讨论。但因为相关内容更为突出社会的能动性，因此我将其放在了有关“文化的水”的第二部分。
最后，我们从看似带来文明互鉴的水，走向带来冲突与纷争的水，理解人类社会发展与水之间关系的又一条脉络：对水的争夺。无论是对于海域的争夺，还是对于水使用权的争夺，以及围绕水的分配形成的政治制度与被牺牲的人们，水都是我们理解人类发展进程的重要维度。水是最基本的生存资源，而对于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分配，就必然涉及到权力、公正、不平等、博弈等议题。不过，在本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我选择了芭丝谢芭·德穆思有关白令海峡的环境史研究，看到那里的鲸鱼与苔原，如何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端的开发之中，承受着人类开发带来的杀戮与剥削。水，不仅仅是我们的水，也是所有生物的水。
审慎斟酌形成这份阅读清单之后，我依然有很多遗憾。第一，没有纳入更多有关于水本体论的讨论，因为中文学界对此的翻译和应用较少，我只能通过相关环境史作品稍稍提及；第二，抱着能在尽量少的篇幅内呈现尽可能多的研究作品（尤其是外文作品）的想法，我选用了一些综述文章而非原作，无法将许多我非常喜欢的历史学、人类学作品纳入其中；第三，我本人对历史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涉猎不多，没有充分纳入相关领域的研究。在此，欢迎读者朋友们的补充与讨论，激发其围绕水的跨学科对话，让研究也和水一样成为跨界之流。
鸣谢
专题策划人：翰墨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提出了著名的长时段理论。代表作有《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法国经济社会史》《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论丛》等。
我极其热爱地中海，这无疑因为我随许多其他人之后，同他们一样从北方来到这里。我十分高兴能把长年累月——比我整个青年时代还要漫长的岁月——的研究奉献给它。作为报答，我也希望我的一点欢乐以及地中海的灿烂阳光能够照亮本书的各个篇章。如果能像小说家那样随意塑造人物，永不忘记这个人物，并且不断使人想起他的强大存在，这当然十分理想。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我们的行业不能有写小说那种令人赞叹的灵活性。因此，愿意以我希望的方式阅读本书的读者，最好带着他自己对这个内海的回忆和想象，并赋予我这部作品以色彩，帮助我再现这个巨大的存在。这一点正是我尽力去做的……我认为，人们现在见到的和喜爱的这个地中海，本身就是关于它的过去的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如果说我从巴黎大学地理课老师的教学中只记住了地中海这一课，我却执著地记住了。这种执著使我从事的整个事业有了意义。
地中海的地理位置。[图源：onegreen.net]
人们一定会以为，一个比地中海更简单的例子肯定会使我能更好地阐明历史和地理空间之间的联系，特别因为用人的尺度来衡量，16世纪的这个内海比今天还要大。这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颇不寻常的人物。他超出了我们的计量和分类的范围。对于他，只写“他生于……”这样简单的历史是无济于事的；对于他，单纯就事论事地加以叙述也是无济于事的……地中海甚至不只是一个海，而是“群海的联合体”，那里岛屿星罗棋布，半岛穿插其间，四周的海岸连绵不绝。地中海的生活同陆地结合在一起。地中海的诗歌多半表现乡村的田野风光。地中海的水手有时兼事农耕。地中海既是油橄榄和葡萄园的海，也是狭长桨船和圆形商船的海。地中海的历史同包围它的陆地世界不可分割，就像不能从正在塑像的匠人手中把粘土拿走一样。普罗旺斯的谚语说：
因此，我们不下功夫就无法知道地中海到底是怎样一个历史人物。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耐心，需要作很多尝试，当然也免不了会犯一些错误。海洋学家、地质学家乃至地理学家眼中的地中海，已经十分清楚明了。这是一些公认的、有名称的、标明方位的领域。但是，历史学怎样看待地中海呢？很多权威见解提醒我们：地中海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既不是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也不是个为强国独占的禁区。认为这个先决问题并不存在，认为地中海是个不需要说明其特性的人物（因为他的特性早已被说明，已经很清楚，一眼即可辨认），认为根据地理轮廓的虚线分割世界通史就可以把地中海手到擒来，持这些见解的历史学家必定倒霉。因为，这些轮廓对我们的调查又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让地中海的历史的一端止于埃库莱斯山门口，另一端止于古城特洛伊周围的海上走廊，人们能够写出即使为期只有50年的历史吗？地中海历史的框架范围问题，作为首先提出的问题，引出所有其他的问题。划定地域界限，就是确定、分析、重建，从而选择和采纳某种历史哲学。
可以帮助我们的有关文章、回忆录、书籍、刊物、调查报告浩如烟海。其中一些是纯历史学著作；另一些同样重要，是由邻近学科的学者——民族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工艺学家——撰写的。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别的地区，比这个内海及其光芒普照的陆地，被如此清楚地阐明过和清查过。但是，我们不怕冒对前人忘恩负义的危险，敢于说：这一大堆出版物就像铺天盖地的尘埃一样，把研究者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使用过去的因种种原因已经过时的语言的论著太多了。这些论著感兴趣的不是浩瀚的大海，而是这幅镶嵌画上的某一块小小的方砖；不是地中海宏伟壮观、动荡不定的生活，而是王公富豪的丰功伟绩和大量的杂闻轶事，它们与我们关心的强有力的、缓慢发展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论著中需要修订，需要推倒重写，需要加以提高使之复活的地方委实太多了。
对大量原始档案资料没有确切的了解，也无法写出一部地中海的历史来。这项任务看来不是单独一个历史学家所能胜任的。在16世纪，地中海国家无不拥有收藏丰富的文献资料馆。这些文献资料逃脱了火灾、围城以及地中海世界遭到的各种灾难。然而，要清查和发掘这些毋庸置疑的资源，这些最丰富的历史金矿，需要的不是一个人的一生，而是一个人的20次生命，或者20名研究人员同时为此贡献他们的一生。也许这样的一天将会来到：在历史的工地上，人们不再用这种小手工业作坊方式工作……到那时，或许可以不再根据仅仅包含部分第一手材料的书籍，而是根据原始的文献资料，来编写通史。不言而喻，尽管我作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我仍然没有整理完我从档案中所能找到的全部文献资料，我的书是建立在必然不完备的调查基础上的。我预先知道，本书的结论将被检验，被推敲，并被其他结论所代替。这正是我希望的事。历史学就这样前进，而且应当这样前进。
此外，由于16世纪下半叶的地中海处于不利的历史地位，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已如回光反照，随之出现的将是17世纪这个严峻的退缩的时代。因此，正如吕西安·费弗尔所写的那样，这是一个“徒具虚名的好题目”。这个题目难道就不值得去研究了吗？了解地中海在近代初期的演变并不是没有用处的，虽然在那时候，世界不再以地中海为中心，不再为地中海的利益和按照它的节奏生活了。人们一直谈论的地中海的迅速衰落，在我看来并未得到证明，或者不如说，事实似乎证实一切恰恰相反。但是，撇开这场衰落不谈，我认为地中海提出的所有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同寻常的丰富含义，因而使历史学家和非历史学家都感兴趣。我甚至认为，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给人启示，不乏严格意义上的“用处”，而这种用处正是尼采对历史学本身的要求。
我不想就这个题目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大发议论。这一题目的虚假性——请理解为它的困难——以及它所包含的危险性，我都已经一一列举。我再补充一句：任何历史著作都没有帮我指引正确的方向。一部以辽阔水域为中心的历史论著诚然令人神往，但更加可以肯定的是，它像任何新事物一样，会冒种种风险。
既然天平两边的托盘都装得很沉重，我倾向于冒险的这一边，并且贸然认为值得大胆一试。我这样做对吗？
为我辩解的理由正是这本书自身的历史。当我1923年着手撰写时，这是一部探讨菲利普二世地中海政策的论著，其形式是传统的，毫无疑问比较谨慎。我当时的几位导师非常赞同。在他们看来，这部论著应列入外交史的范围：外交史对地理学的成就相当冷漠，并且往往同外交本身一样，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少关心。外交史对文明、宗教、以及文学艺术等货真价实的重要历史见证人，都采取相当鄙视的态度，而且囿于成见，绝不允许自己观察外交档案之外的真实的、丰富的和充满生机的生活。阐明谨慎国王的政策，这首先意味着认准这位君主和他的谋士在根据变化不定的形势制定这项政策时所负的责任；确定谁起主要作用，谁起次要作用；再现西班牙的世界政策的总图，而地中海只不过是这幅总图的一个局部，而且还不是始终占有特殊地位的局部。
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第二位国王 （1556年-1598年在位）和葡萄牙哈布斯堡王朝首位国王（1580年-1598年在位）。菲利普二世雄心勃勃，试图维持一个天主教大帝国，但最终未能成功。在他去世后，西班牙很快衰落。[图源：Wikipedia]
到了16世纪80年代，西班牙的势力事实上一下就转移到了大西洋。不管菲利普二世的庞大帝国是否意识到危险，它必须在那里迎接挑战，必须捍卫其蒙受威胁的存在。猛烈的钟摆运动把这个帝国推向与海洋相联系的命运。重视这种内在运动，研究西班牙政策的实质，而不是为菲利普二世或奥地利的胡安评说千秋功罪，此外还认为，菲利普二世或奥地利的胡安虽说野心勃勃，却往往既是施动者又是受动者，这样做已经脱离了外交史的传统框架。最后，透过西班牙时断时续的远征活动（如果把令人惊心动魄的勒班陀战役排除在外，西班牙的活动几乎暗淡无光），思考一下地中海是否还有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强大的生命，思考一下地中海的生命除了展现引人入胜的画面以外，还起着什么值得人们重视的作用；就这样，在终于吸引我的这个巨大题目面前，我受到了诱惑。
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公元1547年-1578年）西班牙帝国全盛时期的将军，哥哥为菲利普二世。1571年，胡安领导西班牙无敌舰队取得勒班陀海战胜利。1578年1月，其在布拉奔大胜革命军，几乎全歼了尼德兰军队（让布卢之战）；同年10月，因染病死于尼德兰让布卢郊外。[图源：Wikipedia]
我怎么能够不瞥见地中海呢？我怎么能够逐一研究大批醒目的档案资料，而对地中海千姿百态和生动活跃的生活视而不见呢？在这么多关于基本经济活动的记录面前，我怎么能够不改弦更张，转向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呢？在法国，只有少数历史工作者努力把这种史学研究提高到庄重的地位，而在德国、英国、美国，甚至在近在咫尺的比利时，或者在波兰，人们已经不再拒绝给予它这种地位了。要从地中海的复杂整体中了解它的历史，也就是要遵照这些工作者的建议，接受他们的经验的指点，助他们一臂之力，从而为推广一种崭新的、经过重新思考和设计制作的、值得超越我们国境的史学形式而奋斗。当然，这将是一种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的可能性，也渴望打破旧形式的——因为必须同旧形式决裂——跨学科的历史学。这样做虽然并不完全公平合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抓住地中海这样一个历史大人物，利用它的庞大题材，它的种种要求，它的反抗、圈套以及冲动，以期创建一种崭新的史学，不同于老师所传授的那种历史，这是个好机会。
任何著作者都以破旧立新为己任，都希望有所建树，并力图做到这一点。即便地中海仅仅迫使我们摆脱了原来的习惯，它也已经给我们帮了忙。
本书共分三部分。每部分自成整体，单独阐明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