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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文先生是台大中文系教授,也是台湾知名的古典音乐爱好者。他谈音乐的书《冬夜繁星——古典音乐与唱片札记》,2014年10月由台北印刻出版社出版。现在,经作者做了修订,并改换调整插图之后,不久将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
2014年下半年,我正好在台湾的清大中文系上课,收到周先生托黄文倩转交的赠书。我很喜欢这本书,有几次旅行都带上它。去年在东北一所大学演讲,还向学生读了里面谈许纳贝尔(Artur Schnabel)的段落。许纳贝尔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裔钢琴家。因为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他的贝多芬、舒伯特奏鸣曲唱片几乎都是单声道。周先生说,这“丝毫不减损它庄严伟大”,并举例英国著名学者以赛亚·伯林对许纳贝尔的盛赞为证。伯林说,许纳贝尔30年代在伦敦演出的音乐会,他和他的朋友场场必到;“是他培养了我们对音乐的欣赏力,……他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诠释改变了我们对古典音乐的看法。”周志文接着写道:
许纳贝尔早死了,以赛亚·伯林也刚过去。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总有些已逝的人,已过的往事让你想起。想起以赛亚·伯林,他的书就在案头,随时可以翻开来看,想起许纳贝尔,我抽出一张他演奏的唱片来听……
“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我跟学生说,这说出了我们在读一本好书,听一段动人乐曲,看一幅喜欢的绘画时,那种温暖,那种幸福感的真谛:意识到生命不是无根的浮萍,生活和精神因为获得深厚的历史关联而充实、稳定。
《冬夜寒星》是谈音乐的,但音乐不是周志文的专业。周先生先后在淡江大学和台湾大学任教达25年,讲授明清文学、明清学术史和现代文学。在此之前,当过中学教师,兼职几家报纸的主笔,出版过小说集,也是台湾知名的散文家。古典音乐对他来说,只是一种爱好;当然,这个“爱好”不是一般性的,有很多的投入,很长的“资历”。他积累了丰厚的体验,愿意将他的感受、见解跟我们分享。他无意写有关音乐史的论著,这本书也不是有关古典音乐的知识性读物。他以随笔的方式,谈他感兴趣,有独特见解,同时在音乐史上有意义的题目,如贝多芬的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巴哈的宗教音乐和键盘“俗曲”,大提琴的希伯来哀歌,慢板,帕格尼尼主题,理查·施特劳斯的最后四首歌,指挥家阿巴多……它们之间并没有“体系性”的结构安排。
周先生在书里用了“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的俗语。我想,资深的爱乐“内行”相信能从《冬夜繁星》获得对话、切磋的乐趣,而我这样的,虽喜欢却仍“外行”的人说,这本书就有引领你靠近“门道”的“导读”性质。你曾有的感受可能在这里找到印证;你对一些作曲家和曲子的认识,因它的解说得到提升;最多的情况则是,从里面得知你原先不知道,或没有留意的方面。譬如,你会赶紧去找原先不在意的,里赫特的贝多芬第32钢琴奏鸣曲1991年现场版CD来听,因为周先生说,“很少人能够把握这首曲子的神髓”,像他“那样婉约、那样浩荡、那样淋漓尽致”地表现那种高雅和超凡入圣。
《冬夜繁星》的好处,又不仅是对谈到的音乐家、乐团,和录制的唱片的见解,还在如何亲近音乐的态度和方法上给我们的启发。这一点,书的序言有这样一段话:
……其实有关艺术的事,直觉很重要,有时候外缘知识越多,越不能得到艺术的真髓。所以我听音乐,尽量少查数据,少去管人家怎么说,只图音乐与我心灵相对。但讨论一人的创作,有些客观的材料,也不能完全回避,好在音乐听多了,知识闻见也跟着进来,会在心中形成一种线条,变成一种秩序,因此书中所写,也不致全是无凭无据的。
比起文学、绘画作品,音乐的形制和接受方式远为复杂,如果想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就需要在知识等方面有更多的准备。因此,“外缘性”知识不是可有可无。这包括音乐史,作曲家传记、时代背景、音乐观念变迁、乐器的变化、各种乐曲体裁的形态结构、现代乐团组织和演奏家的风格、唱片的音效和评鉴标准……那怕是气候:柴可夫斯基的孤独绝望,相信也与他生活的圣彼得堡的阴冷有关。因此,周先生说,“那些出身阳光之国的人”,在演绎他的作品的时候,“老是拿捏不准,不是过于兴奋,就是哀伤过度,能真正把握准确的,我以为只有穆拉文斯基(Evgeny Mravinsky, 1903-1988)了。”外缘知识,还包括广泛的人文素养。在《冬夜寒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这方面的专深研习,如何影响、深化他对乐曲的解读。
不过,确实有时候“外缘知识越多,越不能得到艺术的真髓”。对于爱乐者来说,周先生的提醒是重视“直觉”,要“与心灵相对”。这自然不是否认知识,只不过是“知识”要由心灵去组织,融会贯通,让它们在“心中形成一种线条,变成一种秩序”。不然的话,就只是一些碎片,人成为这些“知识”碎片,以及试听器材的奴隶。这里提出了阅读者、视听者与对象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知识等如何参与推动爱乐者“自主意识”的确立。“与心灵相对”,在《冬夜繁星》的音乐解析中,既指用聆听者以心灵去感受,也指感受乐曲(也是作曲家与演奏者)中心的搏动,生命的气息,而后,这种感受、发现,也就“不知觉中已渗入我肌肤骨髓,变成我整体生命的一部分”,影响着看待事物的方式,影响到人的气质、情感、思想境界,如同在听了孟许指挥的柏辽兹《安魂曲》之后,(我)深受震动,才知道孔子在齐闻《韶》之后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给孔子的感应不只是快乐,所以文中的“乐”字要念成音乐的乐,是指生命必须与艺术结合后,才觉察出它的丰博与深厚。
由于个体心性的差异,爱乐者和音乐建立的关系自然也千差万别,对乐曲,同一乐曲的不同演绎的选择和评价也不会一律。在周志文先生爱乐词典里,人文精神内涵、旺盛生命力、灵性光辉,自我探索的沉思、内省深度词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衡鉴的首要标准。他不是很在意外表的妍媸,看重的是“强烈的内在动机”。也就是“借着乐音的提示”,让我们思考、体会“世界之广之深,了解人性之丰富多变”;艺术的伟大,往往在提供这种可能,音乐也如是。由是,周先生认为,称贝多芬为“乐圣”,“应该不是他创作了第九号交响曲《合唱》,也不是他的《D大调庄严弥撒》,而是他有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显然,他对“伟大”一词有自己的见解,以至在给作曲家颁发这一头衔上相当苛刻、吝啬:“伟大”的贝多芬之后,谁可以跻身这一行列?在犹豫地举出舒伯特、舒曼、门德尔松、萧邦、李斯特而又放弃之后,才选择了勃拉姆斯。而像勋伯格(Harold C·Schonberg)这样的批评家,进入“伟大”行列的,就有自蒙特威尔第、巴哈,到20世纪的勋伯格、梅西安等几十名(《伟大作曲家的生活》)。对在大陆昵称为“老柴”的俄国人柴科夫斯基,周先生多少也有些不敬(虽然也称道他的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也是,他的一些曲目,“偶尔听听觉得很好,听多了,或放在一块儿听,便让人受不了,总有些腻的感觉。”至于“对比强烈”的古尔德的巴哈,虽说风靡一时,却持有保留态度,“古尔德的几次录音抢尽锋头,不代表巴哈在键盘音乐的表现仅在于此”,他“音乐中严谨的秩序、对称与和谐,往往要从别的录音中寻找”……但是,这些大多不是属于“对”“错”的范畴。
《冬夜繁星》对音乐的个性鲜明的评述,可能会让我们忽略另一出色的方面,就是它在散文写作上的成就。燕舞先生在一次访谈中,提及台湾《印刻文学生活杂志》总编辑初安民对朱天文说,周志文的散文集《同学少年》,是十年来所见最好(不是最好之一)的文章(《见解》,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我对台湾这些年的散文创作缺乏全面了解,无法做出比较。但《冬夜寒星》的文字确实是好;借用周先生的话,这“好”不是外表的妍媸,而是深挚的内涵。“知性”往往是学者散文的特征。《冬夜寒星》的“知性”表现,却是朴素平易。没有居高临下,也不以“高深”来吓唬人。书面语和日常口语的没有芥蒂的结合,也极有韵味;“该平实之处平实,该绚烂之处绚烂”。有时候会没有顾忌地盛赞所喜欢的,如说卡尔·伯姆1971年指挥维也纳爱乐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最终合唱之前的“如歌的慢板”是“好到令人灵魂出窍的无懈可击的地步”;但又知道节制。将他评议里赫特的钢琴演奏的话——“将他的热情把握得恰如其分,他不会伸展不开,也从来不会‘滥情’”——转用来来说周先生的文字,也应该妥当。“节制”“克制”这些词,总意涵着自我压抑的意志成分。而最高的境界是出于自然,没有勉强和刻意。这是语文修养,也是人生态度的体现:明白事情的发生和事物的情状,总与一定的条件相联系;也明白,“自我”之外,还有他人,还有广大的世界。周先生在另一处地方说过,天文学知识和大量的文学艺术,“让我知道人在宇宙中的位置,既是渺小而微不足道,又伟大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与其这样唠叨下去,不如读读周先生的文字。请看他是怎样写莫扎特的吧:
他的风和日丽是天生的,他的气度不是靠磨练或奋斗得来,……既没有外在的敌人,也没有内心的敌人,所以可以放松心情,无须作任何防备,对中国人而言,这是多么难得的经验啊。孟子说内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中庸》说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未闻。中国人习惯过内外交迫、戒慎恐惧的生活。莫扎特告诉我们无须如此紧张,他悠闲得有点像归隐田园的陶渊明,但陶渊明在辞官归里的时候,还是不免有点火气,“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不像莫扎特,他的音乐云淡风轻,快乐中充满个人的自信与自由。
他的艺术是把一切最好的可能表现出来,没有不及,更没有任何夸张,好像那是所有乐器的本来面目,圆号(Horn)本来就该那么亮丽,长笛(Flute)就是那么婉转,巴松管(Bassoon)就该那么低沉,竖琴(Harp)就该那么多情,双簧管(Oboe)就该那么多辩,……莫扎特的世界阳光温暖,惠风和畅,天空覆盖着大地,大地承载着万物,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不仔细听,好像没有任何声音,而所有声音其实都在里面,没有压抑,没有抗拒,声音像苏东坡所谓的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因为不择地皆可出,所以十分自由。
这样说来,莫扎特无疑就是“神人”了。怪不得神学家卡尔·巴特说:“当我有朝一日升上天堂,我将首先去见莫扎特,然后才打听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马丁路德、加尔文和施莱格尔的所在。”(《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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