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扫雷小组（ID：saoleixiaozu007)
作者：扫雷小组大组长
2017年3月7日，接任财长的肖捷首度亮相“两会”记者会。他佩戴一条灰蓝色格子领带，85分钟总计回答了11个问题。与前任财长楼继伟不同，新财长肖捷显得异常低调。
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仅一年之后，
这位低调的财长升任任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成为副国级官员。这是改革开放后第二位升任副国级职务的财长。在此之前，仅有王丙/qian升任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还有3个月，他才年满61岁。在此之前，他已长期在财税系统工作，又有地方工作经验（出任湖南省常务副省长），还曾赴联邦德国学习过，有着丰富多样的履历。
这位低调的财长此前已连续当选17、18、19届三届中央委员。目前，肖捷在17届中委的同事入选19届中委的共有30人，他们大多已官至副国级。（具体见小密圈）
“很多人看来，他的仕途堪称顺利。但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些光环的背后，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姚峰在《我所认识的肖捷》（2008年）一文中写道。姚峰是肖捷财政部综合司的同事，两人于1983年认识。
姚峰还说，作为他20多年的同事、朋友，我可以见证
他的成功来源于他超乎常人的努力，他的勤奋、刻苦、自律、博学、敬业，来源于他对很多物质享受的放弃。他为每个机遇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他默默地耕耘，泼洒汗水，等来的必然是硕果累累的秋季。这就叫‘天道酬勤’。
“综合司大梁”
1981年，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研究生的肖捷发表了《对消费的增长必须加以适当控制》一文。据检索，这是肖捷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此前的1979年，社会购买力比上年增长了20.5%，但同期市场商品供应量仅增加14.2%，而且这一趋势还在持续。
肖捷在论文中表示，如果不加以适当控制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可能造成物价波动，另一方面财政赤字会扩大，最终影响生活水平的提高。1982年大学毕业后，肖捷分配到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工作，开始其从政生涯。
两年后，肖捷随全国人大财经委人员在广东广州、东莞等地市参观学习。彼时，广东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肖捷此行是来学习广东“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验。在从佛山到广州的路上，他们看到大大小汽车排列几百辆，拥挤不堪。
“机动车变成‘牛车’。”肖捷在见闻中写道，“不发展交通，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将受到限制。”
三年后，肖捷将学习的目标转向西方。1987年-1989年，肖捷赴联邦德国进修，对其国企、财政体制、薪酬机制进行研究。
肖捷认为，从联邦德国的经验来看，工资与物价挂钩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挂钩后势必导致工资-物价轮番上涨，不利于经济发展。他建议，应建立正常的晋级增资制度，并在适当的时机调整工资标准。
也是在1987年，
30岁的肖捷和37岁的楼继伟一道发表了《新旧体制转换中改革思路的选择》一文。当时，肖捷供职于财政部综合司，而楼继伟则任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财金组副组长。
20余年后，两人都成为财税改革的干将。2016年11月，楼继伟卸任财政部长后，继任者即是肖捷。
（2001年5月，全国财政国库工作会议。照片太模糊，中间应为楼继伟，右二应为肖捷，来源：《中国政府采购》）
在前述合作论文中，两人指出，
近中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理顺基本的经济关系。最重要的是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相互间责、权、利关系的合理划分。
实际上，改革开放后，“分灶吃饭”以及财政包干的管理冲击了中央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一个表现形式就是，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地方占比则不断上升。
财政部数据显示，中央财政收入占比由1984年的40.5%下降至1993年的22.02%，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占比则由59.50%上升到77.98%，由此出现“弱中央、强地方”的格局。
“中央财政集中较少，国家财力过于分散。这使中央财政对宏观经济难以进行有力调控，对经济发展中的不良方面难以做到有效遏制···（因此）必须进行改革。”肖捷等人在论文中表示。
在对美国、法国、日本等国财政体制进行研究后，肖捷于1994年提出如下改革建议：
一、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的基础上，实行相对集权型财政体制；
二，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税、地方税以及央地共享税；
三、建立以平衡补助为主体的财政补助制度。
回头来看，后两项改革在此后大力推动，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基本奠定了此后财政体制的基石。但事权划分改革进展缓慢，直至2016年才发布改革方案。当然，这项改革延宕二十余年也显示出其改革的复杂性。
1994年分税制改革时，肖捷已经升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至此肖捷已在综合司工作十余年。
“综合司是财政部的‘参谋部，长期计划处又是综合司的‘大本营’。财政部很多重大财政政策是以综合司为主研究制定的。”姚峰写道，“
肖捷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修养，广阔的视野而又务实的工作作风，使之成为综合司的大梁，起早贪黑、点灯熬油，在他笔下，不知流淌出多少宏篇巨作。
”
此后，肖捷相继担任综合司司长、国库司司长等职。肖捷在《我所经历的一场“财政革命”》中写道，新千年到来之前，我曾先后接手负责两大综合改革的具体工作：
一个是交通税费改革，主要是准备出台燃油税取代养路费等相关收费，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另一个是农村税费改革，旨在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
2001年9月，肖捷超越财政部部长助理一职，直接晋升为财政部副部长，分管财政综合、国库和社会保障等事务。肖捷时年44岁，成为财政部最年轻的副部长。在财政部国库司司长及财政部副部长任上，肖捷积极推动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2002年，来源：《中国政府采购》）
肖捷当时面对的现实是各单位的财政资金账户与财政国库账户互不关联。换言之，一级政府不只一个国库，而是有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国库，资金大量滞留于国库主账户之外，由此衍生出挤占、挪用的问题。
财政部于2000年成立国库司，着手解决上述问题。肖捷被任命为首任司长，他回忆说：“接受这一任务，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感到压力很大，主要是对国库管理制度改革缺乏概念，不知从何下手。同时，由于还有两大改革任务在身，担心可能顾此失彼。”
在对有关资料进行收集后，一位同事颇为失望地对肖捷说：看了这些资料后，感觉我知道的你已知道，你不知道的我也不知道。鉴于此，肖捷亲自带队去“西方取经”，陆续考察了英国财政部及中央银行。
2000年8月，财政部首先选择中央粮库建设资金和车辆购置税交通专项资金进行财政直接拨付的改革试点，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拉开帷幕。
此后，改革试点范围迅速扩大。2002年实施改革的中央部门达到40个，2003年达到80个，到2005年基本实现全覆盖。与之相关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国债市场化改革也在陆续推进。
湖南往事
2005年7月，肖捷从财政部副部长任上调任湖南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这是他首度在地方担任实职职位。
24年前，肖捷曾在辽宁省阜新市挂职担任该市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获得了基层经验。湖南的任职经验为他的从政经历再次增添了新的一页。
（2006年，肖捷在株洲冶炼集团股份公司视察，来源：株洲冶炼集团股份公司）
肖捷在任前发言时说，来湖南工作一定以维护和发展湖南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服务宗旨，努力将自己在中央部门工作积累的经验和湖南地方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尽快融入湖南广大干部群众之中，和大家一起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尽职尽责地做好工作。
姚峰还在《我所认识的肖捷》一文中写到肖捷在湖南的三段往事。
第一段往事是肖捷开过的一个短小而又高效率的会议。文中称，他在湖南工作时，湖南省按照国务院关于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的工作部署，对辖内四家证券公司进行清理。
一次一家证券公司就重组方案给他汇报，作了精心的准备，又是投影，又是书面材料，厚厚一沓。他进入会场后，听了几句，就打断了汇报人的发言，说，
材料我事前已看过了，你简洁点，就直说，现在问题在哪？需要省政府怎么支持你们？重组成功后对省里有何实际意义？
第二段往事是有人想托姚峰找肖捷跑官的事。姚峰回忆说：肖捷到我家乡做“父母官”时，有个别人知道我和他曾是同事，想通过我“跑个官”，我就把我观察到的一件事讲给这人听：
肖捷到湖南工作后，只抽一种北京出的“中南海”牌子的香烟，对外宣称其他品牌的烟他抽不惯。我是知道他为人处事之道的，他这么说是因为湖南出一种“芙蓉王”牌的香烟，质量高，口感好，在湖南官场很流行，迎来送往，送几条烟也很普遍。他本来抽烟很杂，但为了防止有人给他送烟，而采取了这么一种策略。既不伤感情、伤面子，又巧妙地拒绝了别人的送礼。
虽然肖捷不抽“芙蓉王”牌的香烟，但他对湖南烟草行业表示关注。2007年初，湖南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全省当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求生产总值增长 10% 以上，财政总收入增长12%。
当年2月，他在湖南烟草工作会议上说，尤其是在实现财税目标上，烟草工业系统要继续挑重担。为此，他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烟草工业改革、做强“芙蓉王”骨干品牌等措施。
在湖南工作期间，他还不忘“财税”老本行的工作。他在《湖南日报》上撰写的《加强税收观念共铸诚信湖南》一文呼吁，（要）实现税收的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的有机结合，解决偷逃骗税、暴利抗税等问题。
操刀财税改革
在湖南工作3年后，肖捷于2007年8月接替谢旭人出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是国家税务总局成立以来的第五任局长，此前分别为金/鑫、刘/仲/黎、金/人/庆、谢/旭/人，肖也是国家税务总局成立至今最年轻的局长。前四任局长除第一任以外，后三位后来均调任财政部部长。
现在人们很少注意到，肖捷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当选中央委员，而当年楼继伟仅入选了中央候补委员。此后肖捷相继于2012年、2017年当选十八届、十九届中央委员。梳理来看，肖捷在17届中委的同事共有30人入选19届中委，目前他们大多已官至副国级。
接任国税总局局长后的第一个月，肖捷就大企业汇总纳税、房地产税收管理等专题到北京市国税局调研。
在国税总局局长任上，肖捷密集展开调研：六年间，肖捷总计进行了33次调研（年均5.5次），足迹遍布大多数省份，调研主题主要为税收征管。
比较而言，他在接任财政部长的一年多，仅有两次调研。
肖捷担任国税总局局长的时期，恰值中国税收甚至财政收入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增转变的时期。财政部数据显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收入年均增速在20%左右，但2012年已回落至12%。
2012年6月，肖捷在江西调研时表示，受经济增速下滑等因素影响，税收收入增幅相应回落。但他同时要求，在税收收入增幅回落的情况下，各地税务机关更要严肃组织收入工作纪律，坚持依法征税，不收过头税，积极维护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
与此同时，关于宏观税负过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排行称，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仅次于法国。
该排行榜税负痛苦指数的评价方法是，确定六个税（费）种，包括公司和个人所得税、雇主和雇员交纳的社会保险金、销售税、财产税，并将其法定最高税率相加后进行比较，数值高低与痛苦指数成正比。
对此，肖捷发表了《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一文进行驳斥，该文也显示出其技术性官员的专业水准。肖捷指出，税负痛苦指数中国排行第二的说法存在谬误：
其一，评价方法存在常识性错误；
其二，计算依据存在明显偏差。
比如，评价和比较方法极不科学，其谬误主要是将各税种最高边际税率简单相加，将税率等同于税负。同时，税率与税负不能等同。确定税收负担的另一个决定因素是计税依据，即税基。
若干年后的2017年，一位知名财税学者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征税过重，40%的税负对中国企业意味着死亡，也可以叫“死亡税率”。该提法迅速引起各方密切关注，其背后实质是人们对于财政支出不透明的担忧以及分配收入差距扩大的不满。
此时，肖捷已接替楼继伟出任财政部长。他继续推动税制改革，2017年11月，营业税正式废止。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至2017年营改增已累计减少企业税负超过1.7万亿元。
接任财长后的第90天（2017年2月），肖捷到福州专员办调研。在调研时，
肖捷表示，要坚决防止和有效避免财政领域乱象丛生问题的发生，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这是财政的一个突出风险点。
（2016年，陪同总理出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