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讨论了基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种种困难与趋势，分析了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与实际经济下滑趋势的差异，以及金融和财税数据反映出的经济下滑趋势。文章还从内部和外部因素分析了经济困难的原因，并提出了如何判断经济周期企稳回升的三个关键点。包括启动公共管理部门改革、改善与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以及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
文章指出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未能全面反映经济复苏的巨大困难，金融和财税数据反映出的经济下滑趋势更为显著。
文章从内部和外部两个角度分析了经济政策惯性依赖、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低迷、外部贸易关系恶化等因素对经济造成的影响。
文章提出了启动公共管理部门改革、改善与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以及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这三个关键点。并详细阐述了每个方面的内容和实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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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今年以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从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上，体现了经济复苏的巨大困难。而更接近经济实际的金融和财税数据所反映出的经济下滑趋势，比统计数据表现得更为明显。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这一轮经济周期将企稳回升呢？
上半年，从内部看，经济政策的惯性依赖导致投资和生产继续领先于消费，内需低迷导致供给过剩矛盾加剧，从而引发金融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与政策预期背离。从外部来看，与美国和欧洲的关于俄乌问题的矛盾愈演愈烈，与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将继续恶化。从而导致外来投资持续减少，供应链转移从外资企业扩展到中资企业。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从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上，体现了经济复苏的巨大困难。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GDP规模从去年同期的30.83万亿元，增长到32.05万亿元，可比价增速从一季度的5.3%下滑到4.7%，现价增速从一季度的4.2%下滑到4%。衡量消费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从1-5月份的同比增长4.1%，下滑的6月份的2%。而反映零售端供求关系的CPI，5月份环比下降01.%，6月环比下降0.2%；反映生产端供求关系的PPI，已经持续下跌了2年多。
而更接近经济实际的金融和财税数据所反映出的经济下滑趋势，比统计数据表现得更为明显。
企业部门、家庭部门的新增债务和新增存款均同比大幅减少。上半年新增社会融资18.1万亿元，同比下降了15.9%，其中6月份新增社会融资3.3万亿元，同比下降幅度扩大到21.8%。
上半年，企业新增社会融资12.51万亿元，同比下降14.2%，居民部门新增贷款1.44万亿元，同比下降48.4%。
上半年，居民部门新增存款9.28万亿元，同比下降22.1%；非金融企业新增存款为净减少1.56万亿元，去年同期为增加4.86万亿元。
政府三大块收入中，两块主要收入下降。1-5月份，全国税收收入8.046万亿元，同比下降5.1%；政府基金收入1.664万亿元，同比下降10.8%；仅包括罚没收入的非税收入增长了10.3%，达到1.645万亿元。
基于目前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很多人希望能够启动重大改革，以推动经济走出这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低迷。
在最新的会议公报中，似乎有了回应。但客观地研读，这种回应“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在经济方面，它承诺“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但忽略了市场是经济的决定性力量这一经常使用的短语。相反，强调了维护市场秩序和纠正市场失灵的必要性，这为强化经济管理部门对市场实施更多的干预提供了可能。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判断这一轮经济周期将企稳回升呢？
三郎认为，从目前的经济复苏困难的成因，并结合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当我们看到以下信号的时候，则意味着我们的宏观经济被赋予了新的推动力，国内外资本将重新点燃希望，我们将进入新一轮经济稳定增长周期。
一、宣布启动公共管理部门改革，精兵简政，收缩权力，压缩支出。
经济下行时，需要收缩公共管理部门的权力，精兵简政，压缩公共部门日益膨胀的财政支出，这是公共管理的基本常识，也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然，精兵简政并不意味着削弱公共行政机构的社会服务功能，而是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行政效率。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要明确公共行政机构的核心职能，即保障公民和企业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让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推动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公共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设置、职能划分和人员配置进行深入的审视和改革。精简那些职能重叠、效率低下、干扰市场的部门，避免资源的浪费。同时，我们也要加强跨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形成高效的工作机制。在职能划分上，我们要明确各部门的职责边界，避免职能交叉和推诿扯皮的现象。在人员配置上，我们要裁撤臃员，优化人员结构，确保公共机构的高效运转。
在改革公共行政机构的同时，我们还需像萝卜快跑这类的人工智能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改革一样，大范围引入人工智能来取代公务人员，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提高公共管理机构的透明度和效率，提高公共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降低行政成本，控制公权力对企业和个人等私域的干扰，向为企业和个人服务的服务型公共机构转型。
二、理解欧美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核心关切，改善与欧美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
基于目前我们消化过剩产能，主要依靠出口这一现实难题，以及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必须借助发达国家的成果和经验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要加快我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我们就必须改善与美国和欧洲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
今年上半年，在我们3.1万亿元的商品贸易顺差中，来自欧美国家的贸易顺差达到了2.05万亿，占到了总顺差的三分之二，以及GDP的6.4%。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任何一个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与先发国家的紧密合作。
改善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的症结，一在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二在我们如何真正中立地处理俄乌战争。
与西方国家良好的外交关系，不仅有利于我们在世界舞台上的话语权，更有利于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寻找更多机遇。美国和欧洲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也是全球教育、科学技术最领先的经济体，我们和它们之间的外交合作与经济联系，是前三十年我们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密码，也是今后我们走出经济低潮，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不可少的外部力量。
当然，改善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中近期最为重要的是，理解并尊重欧美在俄乌战争问题上的核心关切。
三、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切实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型向消费型的转变。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依靠持续增加负债，超前投资的外延性经济发展模式，早已不合时宜，成为经济持续低迷、复苏困难的最多阻力。
持续三十多年的适度超前投资，导致国民收入分配制度与提振消费的努力格格不入。由于国民收入中过多的比例集中在公共财政手中，并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致使无效投资、低效投资、投资浪费现象严重，产能增长快于需求增长，需求严重不足，消费持续低迷，供给严重过剩。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型向消费型的转变，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综合施策，以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需要调整税收政策，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当然，这必须启动公共管理部门改革，精兵简政、收缩权力、压缩支出来予以配合。
其次，要勇于打破企业通过压缩劳动力工资来降低产品价格，增强市场竞争力的传统，通过最低工资制度和劳动法来引导企业优先增加劳动力收入。
第三，要适当提高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整体消费水平。
第四，要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民有更多的安全感，从而敢于消费，愿意消费。当然，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不能简单地增加对劳动者的收费，而应将原来用于投资的一部分资金改为投入社会保障。
在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改革分配制度，优化收入结构，是我们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
只有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投资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我们才能化解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现实矛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