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2024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是韩江？为什么是韩国？

采写 | 董子琪 徐鲁青 尹清露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二十年前，韩江的第一篇小说在中文世界亮相，译者是韩国文学研究者薛舟，那部短篇小说题为《蒙古斑》，译文发表在《外国文艺》上。二十年后，当54岁的韩江成为第一位捧得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亚洲女性，薛舟在接受界面文化专访中回忆道， “我记得当时关注她，是因为她刚获得韩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李箱文学奖。”

得知韩江获奖消息，作为她的译者，薛舟“非常惊喜”。“这确实令人意外，她应该是第一位获诺奖的70后作家，也是第一位获诺奖的韩国文学作家，我估计今晚韩国人会狂欢。”薛舟指出，此前东亚三国中只有韩国尚未获得诺贝尔奖，他曾思考是否会将奖项颁给像黄晳暎、李文烈等老作家，没想到给了这样一位年轻的作家。

他回味初读韩江的感受说，“韩江是70后，20年前还很年轻，但她那种语言的冷静、对人性的发掘、对人际关系的剖析之细腻，都让我很震惊。”

他认为，韩江三十岁出头便荣获韩国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说明她的作品非常过硬。此外薛舟也特别提到，韩江出身于文学世家，父亲韩胜源也是韩国知名作家，二人都曾获得李箱文学奖。

薛舟强调说，韩江的文字十分敏锐，尤其擅长挖掘人类心理与人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她在创作初期主要关注个人内心世界，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将目光转向民族历史与集体苦难的书写。薛舟认为，韩江的早期作品《植物妻子》和《素食者》“文学性强烈且深刻挖掘人性”，很好地代表了她的创作特点。

《素食者》

因善于描绘人类处境中的孤独与悖论，韩江有“韩国文坛的卡夫卡”之称。薛舟提到，这种孤独感可能使得她在韩国的受众不如其他作家广泛，但她本人的个性也相对安静，主要以作品说话。

在后期，韩江的写作领域扩展到了更广泛的题材。《少年来了》聚焦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不做告别》则围绕驻韩美军在济州岛的屠杀事件展开。在韩国文学中，这些是鲜有作家处理的题材。

《不做告别》

薛舟提到，在韩国文学领域，“70后”作家众多，这一代作家与前辈呈现出了不同的风貌。“借用诗人王家新的话，这一代作家从集体的歌唱转向了个人面对时代的感受。”他们逐渐脱离了集体叙述的方式，转向个人剖析的写作风格。

薛舟注意到，这几年韩国文学在中国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他认为，中国读者与韩国作家之间会产生许多相似的共鸣，无论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还是生活、社会、家庭等方面，两个地方都有一些相似性。他举例自己曾翻译过的韩国80后作家金爱烂，强调她侧重于大城市中小人物的生活，从读者评论中常常看到“东亚人的特有感受”。

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作品并不容易。对于翻译过她的长篇小说《不做告别》以及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的卢鸿金来说也是如此。

他说，这不仅是由于题材读来让人感到沉重，也体现在韩江的语言上，“她会用抽象、迂回的笔法去描述现实，并不是直接跟你讲对错，而是用令人看了不太舒服的笔法将事实呈现出来。”他笑称，虽然自己读过韩江写过的每一字每一句，但有时还是没办法很好地理解整个作品的含义。

卢鸿金回忆说，不管是翻译还是阅读韩江的作品，他的感受都很沉重、并不轻松。《不做告别》写的是济州岛四三事件（指济州岛在1948年4月3日-1954年9月21日持续六年半的军、警在镇压与围剿叛乱事件），政治理念不合导致了政府和人民的冲突，相当于同族相残，韩江在写这部小说时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调查。另一本作品《少年来了》讲述的则是韩国518民主化运动（即光州事件）中警察和军队对于民众的屠杀。另一方面，韩江的写作笔法又是“比较安静、柔弱而且有点苍白”的，“可是她（在小说中）的结论又总是能够给人一种良善和勇气，有一种’我们可以原谅，但是不能遗忘’的意味。”

《少年来了》

谈到韩江对于历史题材的关注，卢鸿金首先提出，虽然有其他很多作品谈到过朝鲜和南韩的现实情况等，但是如果要看这20年来描写过国家无情镇压暴力的韩国文学作品，他第一个推荐的就是韩江。韩江自己是光州人，光州也是整个韩国民主化的起点，所以“韩江的小说让人们相信，并不是作家选择题材，而是题材选择了作家”，她每次都在竭尽全力地书写韩国人的生命。由于光州事件到现在还没有获得平反，过去的伤痕仍在，所以卢鸿金在读和翻译过韩江的作品后，会感觉到历史仍然在现实中进行着。

《把晚餐放进抽屉》是韩江最新引入中国的一部译作。在翻译这本书之前，卢鸿金并不知道韩江写诗。在诗集中，她“用平常的语言描绘出了很幽暗的观察”。卢鸿金认为，由于表达的抽象，不管是诗还是小说，读者们都无法对韩江的作品做出一个统一的解读。

《把晚餐放进抽屉》

卢鸿金也谈到了韩江在近两年韩国文学热潮中的位置，他认为韩江在韩国文坛的地位“与众不同”，可能是因为她不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或许是跟她的成长背景有关。卢鸿金提到，最近韩国很流行一些偏想象和虚拟的文学，比如以“洗衣店”或“书店”为主题的小说，结局通常比较温馨。在2020年新冠疫情的阴影下，人与人失去了交流和沟通，所以这些作品大都围绕着公共空间展开。但是韩江的作品总是比较沉重的，有历史根据的，个人意识也比较强。他说，“韩国人不可能全部都喜欢韩江，但只要是了解过她的作品的人，都会给予比较正面的评价。”

在韩江作品《失语者》译者田禾子看来，在韩江的《素食者》捧得布克国际文学奖之前，国际上对于韩国文学的关注很少。她的另一本重要作品是《少年来了》，主题是韩国民主革命政变。田禾子提到，在韩国《少年来了》的影响更大，其他国家读者也可能通过这本书更直接去了解韩国的政治历史。田禾子曾听到一些韩国评论家说，“如果有一个韩国的作家会得诺奖的话，应该是韩江。”

作为韩国文学的翻译者和观察者，田禾子认为，“韩文整体比较贫乏，比不上中文有那么多的形容和表达，所以韩国文学的强不在于语言上的变化，都强在故事刺激上，”比如《鱿鱼游戏》《蓝色生死恋》等情节起伏和转折很强的故事。在韩江之前，韩国作家中较为著名的多为男性，偏爱写厚重的历史小说，但韩江以文学性见长。

除了小说家的身份，韩江也是一位诗人，诗性的语言是她的特点之一。“即使是小说，中间也会有那么一段两段像诗一样或者像散文。”田禾子说，“她喜欢用白色、雪、鸟等意象描述人的感觉和状态。整体来说，韩江不是故事性非常强的作家。读她的书，你脑海中会有一些画面，对故事的情节可能不太会记牢，但是会一直想留下来的那些意象。”

《失语者》

韩江虽然写过以光州事件等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小说，但田禾子认为，她并非那种政治特别强的作家，“她的角度更像是这些战争的创伤给社会给时代留下了很多的痛苦，应该记住这个痛苦，让这些事情不要再发生，而没有特别激烈的讨伐和批判。”田禾子在采访中说，“对痛苦描绘得深刻，让即使没有经历过这些的读者也感觉非常难受，也是一种批判和讨伐。”

近几年在中国和韩国比较流行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表达都是比较直接的、比较激烈的，可能直接就展示说女性在家庭中在职场里面什么样，遇到了什么事情，”她说，可能是因为在韩国女性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在明面展开激烈斗争的状态。

但韩江不是这一代的作家。田禾子认为，韩江的时代是在如今这个时代之前的，当时的社会氛围对女性主义没有那么宽松。《素食者》讲一个女性的反抗斗争，用的并不是特别直接的方式——妻子突然开始拒绝吃肉，拒绝为家人准备荤菜，甚至到最后拒绝了自己的“人类”身份，成为了一株只需要阳光和水、谢绝任何食物和交流的植物。

田禾子说，韩江作品的一大主题就是人受到了外界的伤害因而痛苦难受，并内在激烈地持续思考这些事情，传达到外面的声音只有一部分。《失语者》的整体基调也是如此。“一些破碎灰暗的意象，让读者感觉到这个人经历了痛苦了，但甚至没办法用声音、用一种语言大声说出来。”

2024诺奖得主、韩国作家韩江的《玄鹿》《素食者》中译本最早出版于2013年（当时《素食者》译名为《素食主义者》），《植物妻子》出版于2014年。近年不仅旧作再版，她的其他作品包括《白》《失语者》《不做告别》和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也陆续与中文世界读者见面。

作为一位长期关注韩国文学的编辑、韩国文学账号GoodbyeLibrary主理人叶梦瑶观察到，在21世纪的前十年，并没有太多中国读者关注到韩江的作品，整个韩国文学销量的转折点是《82年生的金智英》。“当时正值反性骚扰运动的余波，这本书里又把很多女性的问题集中到一个女性身上去讲，用了很多数据，写得特别平易近人，让读者一下子就讨论起来。”

在此之后，慢慢进入大众视野并引起较多关注的韩国文学作品，有韩江的《素食者》、金爱烂的《你的夏天还好吗》，以及去年出版中译本的崔恩荣的《明亮的夜晚》，叶梦瑶说，“韩国文学在中国市场开始有了被认可的感觉。”

瑞典文学院展示的韩江作品（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叶梦瑶每年会从出版业的角度对韩国文学的译介和出版情况进行统计：从2019年开始，中国台湾地区每年出版的韩国文学在30本左右，大陆地区2019-2021年一直是每年10本左右，在2023年急速增加至超过40本。

在她的观察里，韩国文学热潮的背后有很多推力：比如许多读者会谈到韩国文学所聚焦的现实与中国的相似，比如韩流热潮带动了更多人关注韩国文学，比如翻译院与财团的资助帮助出版方控制成本，以及这几年韩国文学在各大国际文学奖项中的亮眼表现。

韩国对于文学方面有比较多的公共支持。叶梦瑶提到，韩国翻译院会为中国出版社提供许多资金支持。“虽然需要申请，但整体上支持的数量和种类很多，包括给译者、出版社和营销的，这些资助可以帮助出版社控制成本。”

韩流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一些读者先通过韩剧和综艺节目接触到韩国文化，随后开始关注韩国文学。叶梦瑶也提到，很多韩国明星经常推荐自己正在阅读的书籍，比如BTS成员金南俊就曾推荐过韩江的《白》。韩剧里也经常出现书籍，比如《芝加哥打字机》里就出现了朴婉绪的作品。这些娱乐领域的露出也让韩国文学作品获得了更多曝光。

《白》

2013年，《收获》杂志编辑吴越在韩国当面采访了韩江，彼时韩江在中国的知名度并不高，引进的著作仅有一本小说《玄鹿》，写的是韩国矿山一个山村的故事。吴越提到，当时韩国文化院负责人推荐她采访韩江，说明韩江已经在韩国是国民级的作家。

得知韩江获奖后，曾做过文化记者的吴越的第一反应是，上一次看到这么简短的获奖者名字还是莫言。她感到“既惊喜又合理”，因为韩江和石黑一雄一样都是先获布克奖再获诺奖。只不过韩江获布克奖时很多人会认为她已经“走到顶了”，毕竟她作为一名韩国女作家，出版体量并不是很大。

《玄鹿》

回忆起2013年的采访，吴越认为韩江的身上有一种很冷静的、乖乖女学霸的气质，没有化妆，非常诚恳地全程用非常简单的韩语接受了采访，整体氛围温馨愉悦，像是几个邻家女生在聊天。在采访中，韩江说过一句令吴越深受震撼的话——她提到，自己写作的初衷就是想要探讨“人是什么”，而这一点是与韩国的历史伤疤充分结合在一起的。与韩国电视剧不同，韩国文学是伤痛的文学，而作为一名70后作家，韩江小时候经历过韩国的光州事件以及后续的历史转变，所以她非常清楚作家应该面对的社会责任和历史承担。历史事件对她来说也是重要的写作资源。

韩江的父亲韩胜源也是一名著名作家，吴越指出，韩江作为文二代登上文坛的过程并不容易，经历了被质疑的过程，被认为是由于父亲才走上文坛，但她还是比较早就站稳了脚跟。吴越说，“她有点像是我们国内的新概念作家，很早就出道，并且一步步坚持了下来。也是由于代际之间的文学传递，她会承接住（书写历史）的责任。”

她在采访中也谈到了韩江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联。韩江提到，《玄鹿》的灵感来源是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博尔赫斯的小说灵感又来自于中国传说。韩江也告诉吴越，在她所接受到的文学熏陶中，她是很爱中国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董子琪、徐鲁青、尹清露、潘文捷，编辑：黄月，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