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生的金智英》
今年川美毕业展上，有一组名为《隐形家务》的作品
。
创作者列举了一系列容易被忽视的家务劳动，如将脏盘子和碗端到厨房、处理冰箱内过期的食物、将鞋子放回鞋柜等。
图源小红书用户@向上的廷子
在家庭主妇的照料之下，屋子永远窗明几净，厨房里始终备着食物，床单沙发也总是干净整洁。我们享受着她们的劳动成果，并且常常认为
生活
“就该如此”。
可
事实是，这些“岁月静好”是家庭主妇们付出大量辛苦劳动才得来的结果，但我们对此过程却很少留意。
针对这一问题
，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曾写过一本书《看不见的女人：
家庭事务社会学》。
奥克利
套用了
“工作”研究的相关范式来研究家务劳动，
对长久以来的偏见展开了集火抨击。
这本书是学术话语包装之下的主妇控诉，它呈现了
家务劳动从业者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并
让社会听到了她们的不满和无助。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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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理想节目《工作与人生：无限人生书单第6季》
《看不见的女人》这本书的正文部分有将近三百页，但这三百页的篇幅大概只讲了两件事：
第一，所有的家庭主妇都很讨厌做家务；
第二，在讨厌家务的前提之下，她们通过调整自己做家务的方式和自我认知来维持平衡。
我们或许会忽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很多认识、观念，并非历来如此，历经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它们终于成为社会的认识基线。今天我们生活里的“常识”，有很多都曾是石破天惊式的发现。
类似的现象在性别议题上尤其显著。奥克利的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74年，距今还不到半个世纪。那个时候，很多丈夫们觉得自己每天在外奔波挣钱养家，而妻子们在家中无所事事，只知享受。
奥克利为了完成这本书，采访了伦敦的四十位家庭主妇，她们当中有些是家庭条件较为优渥的城市中产，也有些是刚刚从贫民窟搬进公寓的劳工家庭，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样本量都不算大。
可是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书里面揭示的各种发现，实在不是什么隐藏在生活深处的秘密。但就是这些常识，就是这些浮在生活浅表的经验，却始终没有社会学家关注。
如果我们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开始算起，到奥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社会学这门学问在西方社会已经存在了近百年。这一百年里，学者们研究过工业化的兴起，研究过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研究过几大文明在千百年时间跨度上的兴衰，研究过自杀、越轨、国家和村落。
可是他们都没有“发现”自己身边的故事——社会学家们早晨也需要吃早饭，晚上入睡前也希望床铺整洁舒适，但他们也觉得生活本身“就该如此”。
所以，
奥克利的著作确实在帮我们以一种系统而严肃的方式“看见”此前被忽视的东西。
《看不见的女人》这一标题，源于书中第一章作者原话：“在诸多社会学研究当中，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女性，要么是隐匿不见的，要么是表征不足的：
她们往往以鬼魂、影子或是刻板印象等，这样的无实质形态存在。”
在这本书首次出版的时代，奥克利的选题在很多资深学者眼中即便不是毫无意义，也只能说是小打小闹，是一个年轻的女学者非常幼稚且偏执地在自己的生命经验中打转。
但奥克利本人对此有充足的心理准备，她丝毫没有避让或辩解的意思。在书的开篇，她就极其“反常地”扣动扳机，向社会学传统当中的视野盲区开火。
比如她所说的“看不见”，首先就是社会学者自身的“看不见”，而这种“看不见”的根源，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学术界对什么才是“社会学需要研究的问题”的偏狭。
奥克利重复了一个在性别研究领域常见的策略：
为什么要谈论性别议题？
是因为很多问题如果不换上女性的透镜，就永远无法浮现。
女性主义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和解放，不是价值观的空洞对撞，
而是关乎我们是
否愿意并且能够面对真实世界本身。
在《看不见的女人》一书中，奥克利独辟蹊径，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论证策略，她把家务劳动当成是一种“工作”，用研究“工作”的方式去研究家务。
选择这样一种论述策略，从学术层面而言，是一种“便利”。二战以后的社会学对于“工作”，尤其是组织化、工业化状态下的“工作”展开了系统而持续性的研究，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范式和理论。
奥克利把家务定义为“工作”，让家务劳动这类通常被认定为生活琐事的现象，在学术分析的框架之下显示出不同的侧面。
如果主流学术界对工厂里的工作抱持非常严肃的学术态度，那么就无理由忽视家务劳动当中所呈现的各种类似的状态。
一般说来，定义某种行为是“工作”需要满足若干条件。比如参与者需要消耗能量，所从事的活动必须是“生产性”的，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产生社会互动，取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工作必须获得回报，无论是薪酬还是一定量的产品。
从这些标准来看，把家务定义为“工作”是有问题的。家务劳动除了要消耗主妇们的能量和精力之外，似乎并没有“生产”出新的价值，也没有形成一个分工系统，更不可能获取报酬。
所以，奥克利的这一策略也很容易遭到反驳。
想要理解这种分析策略之所以成立，我们或许要对学术和政
治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思潮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主义在欧美有两波比较大的潮流。第一波从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前后，主要内容是争取女性在社会当中的各种权益，比如工作权、受教育权、参政议政权等等。
第二波则是我们相对熟悉的，对于传统男性社会中各种认知成见的挑战，比如法国哲学家波伏娃的巨著《第二性》，以及在大西洋两岸欧美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反对男性审美霸权的社会抗争运动。在这两次浪潮的冲击之下，很多传统社会的迷思实际上已经受到极大的动摇，比如“男性养家”神话的破灭。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女性都仍然无法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她们在大多数时候只能从事一些兼职工作或缝补洗涮之类的零活儿。在这样一
种不均衡的状态下，男人一般被认为是“给家里挣面包钱的人”（breadwinner），也就是养家的人。
如此一来，女人就被看作是附庸，是帮衬，是无法独立创造价值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第一波女性主义的浪潮是争取走出家门的权益。到了第二波浪潮，也就是认知挑战的时期，思想家和活动家们进一步追问——
女人不创造价值？女人不养家不出力？那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怎么维持的？饭谁做？衣服谁来洗？孩子又是哪里来的？还有人说女人的劳动不值钱，那如果从工资中拿一部分出来请佣人帮忙，需要多少钱？凭什么因为“妻子”的身份，她无论洗多少碗都不能算钱呢？
在这样的逼问之下，人们才意识到，
女性的工作只是没有被“变现”而已，
她们的经济价值和功能性的意义都被遮蔽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只有男人在养家。
作为一种认识框架的女性主义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打开”了生活的黑箱，让“过日子”本身也能跻身市场交换的系统当中，让“家务劳动”成为社会分工体系当中的一个部分。
而我们也必须要在这个背景下，才能理解奥克利论证策略的双重面向：一方面她得益于“家庭-社会”二元对立的破除，可以名正言顺地去为家务劳动正名。
另一方面，她往前更进了一步，把家务当作是一个“工种”来加以分析，用研究产业工人的方式去观察和衡量主妇们的劳动状态。这就坐实了家务劳动在现代分工体系当中的地位，而且更加凸显了主妇们“劳动者”的社会学意涵。
家务劳动是六大工种的合集
奥克利在这本书的第一章，还对当时如日中天的社会学功能学派提出了批评。功能学派倾向于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大型的机体或系统，他们认定机体或系统的根本要义就是维持平衡，整体的各部分要各司其职，干一行爱一行。
奥克利和当时更为年轻的学者们对这种均衡论早就不满，具体到对家务劳动的讨论，她认为这样的均衡论实际上变相论证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女性被默认是天生细心、天生具有母性、懂得关爱他人的，因此女性一定是因为热爱并且享受居家生活，才会“霸占”家庭主妇这个职业。
在奥克利写这本书之前，一定有无数男人听他们的妻子抱怨过家务劳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只会觉得这是女人懒散矫情的表现，是一种性情甚至是道德上的瑕疵。
这种有罪认定，同样有认知上的前提，即家务劳动很简单、很轻松，没有外部监管和惩戒，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干活儿，这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正因如此，奥克利研究的第一个基础性任务就是搞清楚：家务工作到底是什么？
首先，奥克利告诉我们，
所谓“家务劳动”实际上是一系列不同“工种”的集合。
她列举出其中最主要的六大类：清洁、购物、做饭、洗碗、洗衣、熨烫，它们所需要的技能、所带来的劳动体验是完全不同的。
在她采访的人当中，大家最讨厌的普遍是熨烫，单调重复但是总体工作量又很大，洗碗也有类似的问题。
与之相较，大家都喜欢购物，一则可以出门透透气，二则购物本身是一种“消费者”的暗示，是我在主动地做出选择，建设家庭生活。
另外，即使是在同一种工作内部，不同的工作内容也会引起截然不同的感受。比如在清洗工作当中，很多人觉得洗床单最有成就感，作者的解释是床品的晾晒本身有一定的展示性，这种工作是主妇们向外界昭示自己工作成就的机会。但是如果是洗尿布就没那么享受了，既充满污秽，又繁琐无聊。
所以当主妇们在“干家务”的时候，实际上是接续性地在不同的工作之间切换。这其中大多数工作的体验都很差，而且缺乏向他人炫耀展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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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家务劳动有一种深入肌理的孤独，它逼迫主妇们只能极端个体化地承受、消化劳动带来的负荷。
但是工作上的复杂性和孤独感，在社会成见当中都属于“女人们的事情”，无法吸引他人的重视和理解。
关于家务劳动的常识，奥克利给出了一组对比数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英国产业工人周平均工作时间是四十多个小时，算上加班也就是五十个小时。
但是对于家庭主妇而言，刨除陪伴、照看孩子的时间，周平均劳动时间也常常在八十个小时以上，家务劳动是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
但很多丈夫会认为，虽然时间长，但是没有外界压力，而且有充分自主性，这还是不能说明问题。
于是奥克利展示了很多访谈材料，她想证明的一点是：所谓家务劳动的宽松自主，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家庭主妇当然没有老板，也无需打卡，但是生活本身自有它的节奏和力度，孩子几点钟上学，丈夫几点之前必须离开家，星期几必须去购物，所有这一切都是内在限制。
更重要的是，家务劳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工作，它没有明确的起止，主妇们当然可以最低限度地完成必须的任务，但是一个称职的主妇总能够在角角落落里发现可做的事情，就像中国的那句俗话所说：眼里有活儿。
家务劳动这个本身就带有紧张感的时间框架内部，始终会成长出新的任务，
主妇们的时间表永远处于紧绷状态。这样的一份“工作”，远不是丈夫们所想象的那样清闲。
奥克利的访谈显示，对于家庭主妇这份工作，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劳工无产者，都不会给出什么正面评价。对于这个身份在社会上所含有的贬义，女人们心知肚明。
虽然具体到个体身上，每个人的不满有所差异，结婚前在外面工作过的人与完全没有踏足社会的人之间也不相同，但是没有人会觉得这份工作清闲、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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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能动性，家庭中的纽带与联结
其实，家务劳动本身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框架和标准，这一点看似是家务劳动的优势，但实际上也意味着从业者需要费心去规划工作的内容。
正是在劳动社会学研究的启示下，奥克利提醒我们注意，好的家庭主妇会自己给自己设定标准，制定框架，甚至探索工作和社会、社区有机联结的可能性。
她们会追求对于整个劳动过程的掌控，会思考不同劳动阶段之间的衔接和配合，会主动提升劳动技能，简单来讲，
优秀的主妇身上一样有着超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如果我们考虑另外一重背景，上述这种品质就会显得更加珍贵，这一背景就是：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丈夫对妻子在家务工作中所做出的努力、设定的标准，对她们不断尝试去调整工作框架，让家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等行动常常是不自知的。因为他们很少参与家务劳动，对这种工作缺乏切身体会，所以他们眼里是看不到这一切的。
和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工作一样，家务劳动往往体现为成果，它的过程是相对隐蔽的。丈夫日出离家日落归来，他看到的就是两顿餐食和家里“一切照旧”。他不能明白的是，即便是“一切照旧”也是精心维持的结果，否则按照正常状态，屋子里只会变得越来越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