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复旦大学建校119周年暨第58届科研报告会（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和外交学系专场）顺利举行。六位老师围绕
“大变动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这一主题分别进行了专题报告。报告会由薄燕教授主持，郑宇教授评论。
陈拯青年研究员的发言围绕“从古代东亚历史发展国关理论”的主题展开。
从现实层面来看，
这一议程是对中国崛起及其未来走向战略辩论的回应；从理论意义上来说，相关研究对运用地方性知识构建全球国际关系学有着积极意义。既有研究的理论构建主要分为理论应用、理论修正、特色理论构建以及一般性理论构建等四种路径。陈拯提出，基于东亚历史构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难题在于如何真正体现“中国性”并加以一般性转化，既要避免自我封闭，也要避免自我矮化，关键在于“开眼看世界”，在更开阔的理论和历史视野中更加准确地定位自我理论及历史经验的位置，同时还要“突破历史贫困”，将国际关系理论构建建立在真正的历史理解基础之上。
马建标教授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探究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发展进程的历史启示。
他指出，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展是救亡和启蒙的二重变奏，其起点是清末民初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学者型政治家的推动。“五四”时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呈现出留学英美的“学院派”与扎根中国社会变革实践的“革命派”并存的局面，前者将西方的政治学说引入中国，但其作用和影响力非常有限，而后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建立了切合中国实际的新的政治学说。
朱杰进教授运用话语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以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制度改革为例，探究了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国际制度改革成功所需的条件。
他认为，制度情境与话语策略共同影响了制度变革的结果，制度情境的变化为政治联盟在话语互动过程中的分化调整提供了机遇，危机型制度情境有利于推动制度变革进入议程，在此基础上，前置策略、模糊策略与联系策略等三种话语策略的运用有助于推动制度变革成功。
余博闻讲师以全球森林治理为例，研究了全球环境治理中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如何演化。
他的研究发现，环境治理过程中，公、私部门的互动并非单向的，而是存在协调式和非协调式激励关系。在全球森林治理领域中，国家对私有部门的政治动员与合法性授权以及多边主义的效果不彰导致了私有部门参与治理的能动性提升；而治理工具的创新和私有部门的治理瓶颈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有部门的回归。
贺嘉洁青年副研究员以美国在东南亚海洋安全议题上的合作为例，探究了非传统安全议题与大国博弈的关系。
她的研究发现，使得非传统安全议题具有战略性、上升为大国战略竞争一部分的动因主要存在如下两方面：其一是作为合作“投资者”的域外大国的“推力”；其二是作为合作参与者的地区国家（往往是小国）的“拉力”。在东南亚海洋安全议题上，美国运用“介入”和“分化”的方式，向该地区投射力量和影响力，同时通过“强化楔子战略”加强与盟友的关系；而东南亚国家面临严重的海洋安全威胁，无力通过地区机制自行解决，不得不依赖域外大国力量，同时这些国家希望引入多个大国相互制衡，从而实现地区秩序均衡。
银培萩青年副研究员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探究了大国竞争中次国家行为体的自主性来源。
她的研究强调了美国加州作为次国家行为体的特殊性，即以全球利益而非地方利益构建自身认同。加州的自主性一方面源于其高度嵌入全球经济结构，另一方面源于其较高程度地嵌入美国政治结构，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党派政治的强化进一步增强了其政治嵌入程度。在大国竞争中，加州的经济嵌入性决定了其与美国盟友的关系，经济和政治嵌入性共同决定了其与中国的关系。
第一是政治与制度。大国关系注重的是权力导向的政治关系，而全球治理关注规则导向的制度关系。
第二是历史与现实。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从历史中寻根溯源，也需要在现实环境中不断发展和改进。
第三是中国与世界。理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不仅需要关注大国博弈和权力政治，还需具有全球关怀的理念和多元差异的视角。这些都为国际关系研究带来更多机遇与启发。
在问答环节，殷之光、吴澄秋等老师和同学们也对各位老师的研究展开了热烈讨论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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