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艺术修复乡村计划》专题刊于《艺术市场》2017年7月号下半月刊
这个夏天，在许村
许村国际艺术节已经第四届了，今年的主题是“神圣的家”。“家园从来就不是一个静态、机械的建筑，也不是局限或围困人人关系的人间组织。相反，家园是由当代政治、生态、科技、社会和自然集结而成，且不断生长和流动着的‘生命轨道’。”渠岩认为，家园促成了不同生命体与“非人之物”的争议性聚集、移动和交流，“参与家园共同体建构和分享的行动者，还与共同体保持若即若离的关联与间隙，为迎接下一轮充满偶然性的航行开创更多敞开的回路与灵动的想象。”
“第四届许村国际艺术节”海报
那么，何为“神圣”，与“家”又有什么联系？“如果说中国信仰由血脉传续来实现，家便是神性的出发。即便在当下乡村的日常生活仍渗透着旺子信念，血脉传承依旧是维系家园、宗族和家庭的最后底线。百年激进的社会运动，虽动摇了乡村社会的家族根基，并带来社会失序和个体迷失的严重危机。但血脉信仰却是顽固的文化基因，它仍会闪现在魂牵梦绕的时分。”渠岩认为，从“血脉”出发，重建并稳固血脉信仰是建构神圣家园的基石，也是超越人间社会，通往神圣的必经之路，“它就像一条切不断的河流，即便有时会被非理性的政治板斧所截断，但只要乡土的方言、记忆、歌谣、游戏与仪式还在变着方式地流传，血脉自身特有的温度，乡土特有的景致和味道，以及家人特予的温情，都难以让人轻易地将这份根深蒂固的血脉与乡土情怀葬送掉。”
渠岩
渠岩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批前卫艺术家之一，也是当代知名的跨界艺术家。从2007年起，他雄心勃勃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推动乡村复兴计划和实践，将山西太行山的一个古村落许村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家创作基地，成为研究中国乡村运动以及艺术修复乡村的重要现场。
7月6日，大雨滂沱的午后，《艺术市场》记者造访了怀柔区桥梓艺术公社的渠岩工作室，正值“许村艺术节”即将开幕的日子，渠岩为我们讲述了这十年来的心路历程，临走时，他送给记者一个帆布包，上边印有一副描绘乡村织布图景的剪纸画，上书一行繁体汉字：“回许村织布，不用化纤混纺。”
回许村织布，不用化纤混纺
回许村织布，多美好的一幅图景。迷失与归家，是当下每一个人都在面临的生存境遇，那么，渠岩所理解的“大脱嵌时代下的艺术实践”，究竟能为迷失的灵魂找到些什么？
本刊记者采访渠岩
首先要肯定乡村价值
《艺术市场》：近年来，包括你在内的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投向乡村建设，以已所长，复兴乡村，这和晏阳初、梁漱溟所开启的乡村建设实践有怎样的联系？
渠岩：谈论这个话题的前提是，我们要分清楚两个概念或关键词，即农村和乡村，农村是以经济为目的的生产单位，是生产社会的组织形式——农村对应的是工厂，农民对应的是工人；乡村在中国是一个文明概念，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家园，包含了完整的天、地、人、神的系统和信仰。依据这些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乡村概念。所以，今天所有的讨论要以这些为基础，如果只谈农村问题，中央针对“三农”每年都会下达一号文件，但只是就农村谈农村，只依靠经济来救农村，这救不了农村，“三农”问题就永远无解。
20世纪初，晏阳初、梁漱溟等投身乡村建设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和今天所讨论的乡村建设有很大不同，面对的危机也不同。民国的乡建是将乡村定位为疾、贫、穷、弱，否定乡村的价值。今天的乡村建设遵循的是现代化的话语逻辑，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资本开发，越是建设乡村，乡村离得越远。因为这种建设没有尊重地方性的知识和文脉，以及历史的逻辑和整个传承关系。
梁漱溟著《乡村建设理论》
我提出的“艺术乡建”，首先要肯定乡村价值，肯定乡村文明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性和独特性。中国的乡村在今天尤为重要，虽然面临全球化的问题，但它和西方的乡村不一样，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城市的文明，是古希腊时期地中海工商文明的现代延续，即使全球化导致有些乡村凋敝，其文明的本源还在城市。而中国的文明是在乡村，如果乡村被破坏了、消失了，那这个国家的文明也就消失了。所以，乡村问题不是简单的乡村问题，而是城市问题。我们近代100年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传统文明如何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而当前所讨论的全是如何应对这件事。这件事如果不解决，完全按照经济的方式治理乡村，有些还将西方所谓的民主概念引入乡村治理，这些全是现代化的逻辑，并没有真正触动这个民族、乡村的真正问题。
《艺术市场》：与前辈们相比，今天的乡建者面对的新问题有哪些？
渠岩：今天的乡村问题和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面对的完全不一样，那时的乡村问题不像今天这般攸关生死存亡。
凋敝的乡村和衰败的教育
近30年来，中国消失了近100万个乡村，还有一些凋敝的乡村也逐渐呈现出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民国时期，晏阳初、梁漱溟认为当时的乡村与西方的冲击比起来，中国的乡村是落后的，虽然梁漱溟当时也提出要保留乡村的儒家传统，但他们仍主张用西方的现代化来救乡村。晏阳初在乡村普及西学教育，会让年轻的一代抛弃乡村，奔向城市。
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今天，很多人也一窝蜂地介入乡村，同样带着城市化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来“改造”乡村，但我认为，首先要承认乡村的价值和重要性，因为中华民族灵魂和信仰的整个体系是从乡村而来。我们不能再用西方的现代化理念来改造中国的乡村。今天的乡村之所以凋敝，年轻一代之所以不愿意回乡、不愿意种地，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让他们奔向城市，他们认为城市才是天堂。所以，如果我们不把乡村还原成家园，谁都救不了乡村。
乡村治理不是“政绩”和“生意”
《艺术市场》：近年来国内艺术乡村建设成为热门话题，你作为较早的实践者，如何看待这一历经10余年的艺术乡村建设发展状况和态势？
渠岩：整体呈现出两种态势：一种是国家治理，如“特色小镇”“美丽乡村”“新农村”等；一种是旅游开发，但这其中多交织着资本和权力，这两者的介入会使治理的目的不再单纯，很容易会把乡村治理当成“政绩”和“生意”。因此，乡村建设和改造就成为破坏乡村的美丽杀手。
仙塘美丽乡村建设
把一些乡镇单纯做成旅游而不考虑文明复兴和天、地、人、神的体系，更无法超越现代化意义上的“人间社会”，回到有神的社会；而现在我们的城市形态已经属于物质的社会，天、地、人、神的体系只存在于乡村，并且已经被100多年的社会改造消灭得所剩无几了。
美丽乡村建设正在中国大地展开
目前对乡村的破坏有三个层面，第一，“文革”时期的“破四旧”，可以说是对传统文化毁灭性的破坏；第二，城镇化建设中，乡村被拆迁甚至完全消失；第三，是今天所提倡的“新农村建造”，这会是给目前仅存的乡村的最后一击。虽然我们今天介入乡村的建设，但这一举动非常微弱，重新建立天、地、人、神的体系也非常困难。可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当下，如果不摆脱现代化的逻辑，只按照发展的逻辑来改造乡村，那结果就不一定是发展，改造乡村的前提是要尊重城乡的差异化，尊重天、地、人、神的关系。
《艺术市场》：艺术家参与农村建设，国际上现有哪几种模式？这些模式对中国的实践者有何启发？
渠岩：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以日本为例。日本面对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衰败带来的乡村凋敝，只限于经济问题，不存在信仰问题、道德问题；而且日本是私有制，每一个村庄的房屋都不准拆除，可以通过艺术的途径来唤醒外界对乡村的关注，来增加它的活力。
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作品
但中国不同，我们不但要解决乡村凋敝，还要解决文明的复兴和信仰的复兴，以及更深层的危机，这是和日本不一样的。因为面对的文化问题不一样，所以采取的策略也不一样。如西方的艺术家，他们面对的是环境问题、人类基因遗传、科技智能化的问题。但中国面临的还是一个不均衡、不平等的问题。所以，中国的乡村比任何国家的乡村更加复杂。从纵向发展来看，现在的乡村问题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大。
从“许村计划”到“青田范式”
《艺术市场》：自2006年以来，在你以许村为基地的乡村建设实践中，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认知过程？
渠岩：10年前，我在创作影像作品《权力空间》《信仰空间》《生命空间》的过程中，发现了乡村的问题。
山西省广灵县加斗乡登场堡村村长办公室（渠岩摄影作品，2007年）
当时，大部分人向往、拥抱城市，没人承认乡村的价值，当时的乡村也并不像今天这般受学者重视。我介入许村时，它地处山西腹地，在太行山深处，是国家贫困县，也在等待被开发、被城市化。我当时发现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是乡村的价值，二是国家按照遗产的方式来判定乡村价值，判断是否达到文物的标准，如乔家大院、平遥古城等，乡村申遗成功后紧接着就是经济开发，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被赶走外迁，而这样的结果就跟乡村、跟农民没有关系了。
江苏省邳州市土山镇吴庄村村长办公室（渠岩摄影作品，2005年）
但如果只考虑经济发展，再好的文化遗产也会变质。因此，不能以经济的眼光或文物的衡量标准来判断乡村的价值。这些乡村是村民的家园、村民的信仰之地、血脉传承之地，难道仅仅因为不够文物级别就要被拆吗？许村地处高海拔且一年的无霜期很短，农作物产量颇低，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以维持生计，似乎这里的村民唯一能快速致富的方式就是等待拆迁。
山西许村原生村落平面图
因此，我就以许村为样板来跟踪研究。首先，我以社会学的方式对当地的经济方式和人口进行了调查，也调查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包括住房和生活方式等。但使我诧异的是，在调查的过程中也一些村民表示期待来拆迁。我很困惑，为什么对他们对家园没有热爱？传统的中国乡村追求的是落叶归根，是生命价值主体的呈现，是香火文明的体现。基于这些，我便跟当地的政府和村民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希望通过许村来探讨今日中国乡村问题及文明危机的根源，寻找中国文明的原码，并寻找出复兴许村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许村国际艺术公社
我将许村作为反思中国文化的平台，2011年提出了“许村宣言”，次年开展了“许村论坛”，邀请了中国乡村建设的专家、农村问题专家、建筑师、规划师来探讨中国乡村的问题。目前，“许村计划”已经走了近10年，在艺术家、许村村民以及当地政府的相互信任和积极互动下，至今仍在延续，我们也共同见证了许村从凋敝到日渐复活。但我们也在避免过多的艺术介入，许村还是许村人的家园，而不是艺术家为主的“艺术村”。
老房子改造后的许村酒吧
在这期间，协调政府、村民和艺术这三者的关系非常难，村民看见利益，政府要我们做到有政绩无风险，艺术家要有文化建构、有当代艺术的属性和先锋性，就像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有些东西必须妥协，但也没有必要完全让步。
美国艺术家和许村村民一起剪纸
许村仍然只完成了我一半的理想，因为古时的北方战乱比较频繁，很多乡村的文明被破坏得很厉害；相比之下，南方的乡村文明反而比较完整。因为它远离皇权和战乱，对传统的保留和认知也很好；它的开放心态也是有目共睹，能够把僵化的意识形态灵活地解读，且不触动其敏感的东西。
华裔艺术家杨迎生与村民互动
我在广东顺德地区考察了十几个村落之后，最终找到了青田村。在这里，我发现可以做完整的中国文明复兴，它的风水、信仰、血脉、家族、书院，以及传统的农业形态等全部都有。现在做乡建最重要的是连接当地知识，尊重地方性的知识，说服政府和农民，并赢得由企业家组成的乡村保育基金会的支持。我用了大半年时间在青田做社会调查，给村落做村志，整理地方的历史脉络——在规划之前，我做的村落报告就已经很丰富了，这些是传统的规划项目难以做出来的，村志对于乡村族群的自信以及归属感是很重要的；接下来还将做村落的策划，策划做完再做规划，这种规划并非像规划城市那般，而是完全尊重青田村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
广东顺德地区青田村俯瞰图
《艺术市场》：“青田范式”对于乡村建设的价值何在？
渠岩：我做出了九条“青田范式”的复兴计划，青田的祠堂是连接人和祖宗的关系，即血脉传承；书院是连接人和圣贤的关系，即耕读传家；关帝庙连接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即忠义礼信；乡村的村落形态连接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即村落风水等。我希望“青田范式”的复兴能够给中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一个模板，希望能够影响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
青田村村落现状调查报告
只有馈赠才能称之为介入
《艺术市场》：《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是一本理论文本，你觉得理论建构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价值何在？
渠岩：很多人十分重视结果，但实际上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这个过程是社会学的过程。如果许村计划失败了，那它也给后人提供了失败的经验，思想史就是这样推进的。如果仅是考虑一个结果，那我也不会愿意去做。所以现在中国的乡村建设，应该遵循中国文脉的地方性特色——逆现代化的乡村建设，但现实情况中基本都是现代化的东西；毫不客气地说，完全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在大肆破坏。
渠岩著《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
《艺术市场》：第四届许村国际艺术节即将开幕，综合外界的反馈，你怎么评价前三届？今年的活动和往届有哪些异同？
渠岩：每一届都有既定的文化主题，要能触碰现实问题。它是一步步推进的，而非重复。艺术节也是这样，每年都在做，但每年的主题不同，给予乡村的意义和价值也不一样。
和“第四届许村国际艺术节”海报留个影
今年提出的主题是“神圣的家”，主要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梳理两个线索：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是反思“家国”，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历史脉络。
但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社会改造，实际上牺牲了家，牺牲了生活。例如“娜拉出走”中讲到的“我们要离开封建传统的家，奔向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结果发现乌托邦的“国”做大了，“家”反而没有了，家也回不去了。最终使得人们一无所有，从精神和生活上都失去了家园。
许村BAR酒吧
每一届的艺术家创作都是根据主题在许村完成的，所有的作品都会捐给许村，给许村留下了精神财富，作为馈赠给许村子孙的礼物。就像西方人类学家莫斯的《礼物》中所说，介入乡村一定要馈赠给乡村，许村的外来志愿者也都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有很多“艺术介入乡村”的活动都是假的，例如到乡村写生也被称为是艺术介入乡村，但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作品跟乡村没任何关系，实际上是在消费乡村，所以只有馈赠才能称之为介入。
2017中国和顺·第四届许村国际艺术节掠影
（许村国际艺术节供图）
本刊记者屈婷、庞思建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见刊有改动
| 微信编辑：梁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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