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在撰作碑誌、傳記時，往往出現一些特定用語，如述及墓（傳）主平生著述情況，所用之“行於世”或“藏於家”之語，即是其例之一。
所謂“行於世”，乃指墓（傳）主著述已傳行於世，為時人所曉知。如范仲淹《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云北宋前期名諫官田錫“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而所謂“藏於家”，即指其著述僅收藏於家中，然其實際情況則頗為複雜：
其一，通常指墓（傳）主之著述僅收藏於家中，未曾流傳世間。宋時碑誌、史傳中此類情況亦頗多見。如《隆平集·何繼筠傳》云武將何承矩“好學有文，所與遊者必賢士大夫。有文集藏於家。平時章疏論事多適用。既卒，上遣内侍就其家取存日奏疏進内”。又如韓琦編《韓氏家集》，“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為文章，編為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於首篇，命諸子姪人録一本，以藏於家”。並告誡“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
其二，謂墓（傳）主之書已“行於世”，然“藏於家”者之版本或內容、卷帙乃有不同。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宋洪适《盤洲集》提要云“許及之撰《适行狀》，稱有文集一百卷，藏於家。周必大撰《适神道碑》，則稱其論著爲四方傳誦，有《盤洲集》八十卷。與《行狀》互異。考陳振孫《書錄解題》、張萱《重編内閣書目》俱作八十卷。則及之所稱，其家藏之舊稿，必大所稱，乃其行世之刊本”。按，“家藏之舊稿”，庫本《盤洲文集》卷首清館臣《提要》作“家藏之全稿”。然無論是“舊稿”抑或為“全稿”，其屬不同之本則無疑義。
其三，部分宋人志傳中稱墓（傳）主之著述“藏於家”，但據其他史料記載，知其書已流傳於世。如其北宋蘇舜欽所撰《先公墓志銘》，云其父蘇耆“所著《計錄》三篇、《閒談錄》五卷、《次翰林志》《續文房四譜》并文集二十卷，並藏於家”。然《崇文總目》卷三《職官類》即著錄《次續翰林志》二卷，未言著者名氏， 而據《宋志·故事類》著錄蘇耆《次續翰林志》一卷， 則知《次翰林志》即《次續翰林志》，仁宗時已“行於世”。故其所謂“藏於家”，或謂其初書稿“藏於家”，此後漸“行於世”；或合計其餘諸書而言，如《續文房四譜》，乃續其父蘇易簡《文房四譜》而作，然確未見時人嘗有著錄、引用，故稱“藏於家”。
其四，某些宋人志傳中所稱“藏於家”之著述，其實頗有疑問，或並未完成書稿，或根本僅屬一設想而已。如南宋樓鑰《王公行状》言王伯庠“有《歷山集》、《雲安集》、《奏議》、《告蒙》、《資治編年》、《宏詞集要》、《夔路圖經》等藏於家，其他不及屬藁，散落甚衆”。又云伯庠為夔州路帥，“夔部曠遠，夷夏雜糅，公首圖諸郡地理，合而為一，分别險要，獸蹊鳥道，纖悉畢見，區處指授，盡出于此，人莫得而欺也”。因宋制，州縣方志（圖經）一般由州縣官吏及土著士人、寄寓士大夫等參與編纂，書成後稿存州縣署府，不當“藏於家”。而據《行狀》所言，知王伯庠曾圖夔州路“諸郡地理，合而為一”，似並未撰成“圖經”，而宋人地學著述如《輿地紀勝》等亦皆未有引用者，故推知此所謂《夔路圖經》者實未屬稿，或僅有一些草稿大綱而已。又，北宋蘇頌《祕書丞贈太師劉君神道碑》稱宋哲宗時宰相劉摯之父劉居正“好學，敏文詞，平生所著甚多，以早亡弗克編緝。放失之外，今有論議、詩賦、雜文總若干篇，嗣子類次為二十卷，藏於家”。其說亦頗成疑，因其他文獻皆未嘗述及劉居正之著述者。
宋人志傳中，尚有將“行於世”、“藏於家”二者並舉者。如蔡襄《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云胡瑗嘗奉旨“作《皇祐新樂圖記》，布之天下”，而胡瑗教授太學時之《五經》講義，“弟子記之，自為《胡氏口義》”，又其“所著《資聖集》十五卷，藏於家”。此《資聖集》與前二書傳世情況不同，故特別指明“藏於家”。
此外，宋人撰寫墓誌、神道碑及傳記等，主要依據墓（傳）主家屬所提供之行狀、事跡編年等資料。因此，其志傳中一些具體事項或數字，往往需由墓（傳）主家屬填寫。如魏了翁《吳公行狀》云吳獵著有“奏議□卷、經解□卷、雜著□卷，藏於家”。此處“卷”字前所空缺處，並非是因刊印有漏脫，乃是魏了翁有意空闕，以便吳氏家人填入具體卷帙數字。可見魏氏並不瞭解傳主之有關著述情況，故依當時志傳一般慣例書寫。此類事例頗多，如志傳中稱墓（傳）主所著有某書“若干卷”之類皆是。
兩宋官修史傳大體依據有關行狀、墓誌、家傳等撰成，所謂“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文過實”。故大抵依據宋“國史”、“實錄”以成稿之《東都事略》、《宋史》等史籍，亦屢於傳文內出現傳主著作“行於世”或“藏於家”之表述。如《宋史·李宗諤傳》云李宗諤所著“有文集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隂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於世”。又《吕祖謙傳》云其“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説》、《閫範》、《官箴》、《辨志録》、《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
再如《宋史·虞允文傳》稱虞允文“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内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其言源出楊萬里《虞公神道碑》云其“嘗注《唐書》《五代史》，有詩文、奏議若干卷”。因宋元時人皆未有引錄、評述虞允文所注之《唐書》、《五代史》，故《宋史·虞允文傳》於此特加“藏于家”三字，並稱其詩文十卷等“行于世”。又《薛季宣傳》云：“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於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據陳傅良《薛公行狀》云其所著“有《浪語集》若干卷，《書古文訓》若干卷，《詩情性說》若干卷，《春秋經解》若干卷、《旨要》一卷，《中庸》《大學說》各一卷，《論語小學》若干卷，《資治通鑑約說》止若干卷、《九州圖志》止若干卷，餘未就”。其後薛季宣之文集《浪語集》刊印並盛行於當時，故史文不再贅言“行於世”。又如《隆平集》卷一○，云王晦叔（王曙）“有文集四十卷、《周書奇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二卷、《莊列指歸》四篇、《羣牧故事》六卷，藏於家”。然《宋史·王曙傳》云王曙“為羣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為《羣牧故事》六卷，上之”。則《羣牧故事》屬王曙在羣牧判官任上所修官書，並已上進朝廷，且宋人著述中亦屢有引用，則此處當云“行於世”。
宋人所撰書稿屢屢聲言“藏於家”而非“行於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為家貧而無力刊行，二是因政治等原因而秘藏家中。其原因之二，宋時此類事例甚多。
如宋真宗時宰相畢士安之文集，據楊億《文簡畢公墓誌銘》云其“常所著述遺札頗多，諸孤等孜孜編綴為三十卷”。《宋史·畢士安傳》亦云其“有文集三十卷”。然《隆平集》卷四本傳稱其“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宋人確少見引錄其集詩文，自北宋以來諸家書目亦未見著錄其文集者。然畢士安家族後輩，生活於神、哲時之畢仲游嘗撰《丞相文簡公行狀》，其注文有“事見公集《題國清寺詩序》”云云。可證畢士安之文集確實“藏於家”，而外人少見。對畢士安文集“藏於家”之原因，畢仲游《畢文簡公士安傳》云畢士安之遺文，“景德中，陳彭年次為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奏議甚衆，然退輒毁其藁，今稀有存者”。所謂“退輒毁其藁”，乃事屬謹慎之舉，而將其遺稿秘“藏於家”之原因殆亦出於此。
北宋强至《李公行狀》載李中師“凡著文集、奏議五十卷，藏於家，未始輕出示人，故人亦罕有見者”。據《宋史·李中師傳》，其吏治“嚴整，號為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唯厚結中人。初，神宗嘗對宰相稱其治狀，富弼曰：‘陛下何從知之？’帝默然”。可知李中師頗交通宦官以結人主，其奏議或多密奏，故不便公諸於世。
又《宋史·范如圭傳》云其“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於家”。據《玉海》卷六一《紹興進至和嘉祐章疏》云：“（紹興）二十八年冬，利路提刑范如圭奏漢胎養令，遂纂至和、嘉祐名臣乞選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囊封以進。明年九月甲午，右相陳康伯奏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 然當時朝中對此亦頗有異議，而其“書疏議論之語”，自當涉及於此，故自以謹慎秘藏較妥，不欲示人。
宋人志傳中述及墓（傳）主之著述時有“行於世”或“藏於家”云云，或事屬存疑，尤其是“藏於家”者。陸游《老學庵筆記》嘗記有一事：“晏尚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耳，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可證宋人志傳中之所謂“藏于家”者，多有事屬誇飾、甚至縹緲者，不但“不行於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