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一个人生阶段很忙，整天有推不掉的应酬，吃不完的宴请。有时都连上了，直接就从这个饭局被送去下一个饭局，根本不着家。或者两拨人冲突了，不得不专门进行磋商，以保证我的出席。还有那种情况，夜生活过于消耗，榨干了我的精力，最后被送回家时我已经睡得人事不省。
那时我五岁。
五岁时我的社会价值达到了一生的巅峰。
我被十几对青年男女用作约会的利器，陪着他们谈一场又一场的恋爱。我消除他们的尴尬，我促进他们心灵和肉体的接近，我缓解他们的疼痛和悲伤，我见证他们美丽的青春。那时他们无论做什么，看电影，逛公园，轧马路，甚至带回家见父母，都要带着我。他们对我的需求很强烈，强烈到什么程度呢？我把话撂在这儿，没我他们不行。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懂，谈恋爱干嘛要扯上熊孩子。然而这就是三十多年前的社会风尚，在谈恋爱的初期，往往有一个亲戚街坊的小孩参与，而且并不是冒充什么角色，就是光明磊落地以“亲戚街坊的小孩”这一身份参与。仿佛我们的存在能够为恋情宣示一种正当，诚实，信誉，纯洁，庄严，等等。
我们的功能如果写成说明书应该有一整页。简言之，第一条是距离标志，有个孩子夹在两人中间，这两人是没法靠得太近的，这个既给旁人看，也约束自己。第二条是掩人耳目，利用人们在第一条中形成的错觉，暗中突破大防。第三条是作为“题目”用来考察，怎样对待孩子是成立家庭的重大参量，他们都通过我鉴别对方的素质，这一点有点儿像现在牵着狗狗谈恋爱，善不善良？有没有责任心？这些都得靠狗狗试探，所以自己没狗借也要借一条。第四是转移视线，这个功能主要是在他们承受不了外界过高的关注时才得以发挥，比如带到家里了，众目睽睽下他们难免慌乱，就把我推到前线吸睛。有时候我表现得太突出了，以至于很多年后会有完全陌生的亲友长辈热情地招呼我——“你小时候到我们家玩儿，那天晚上吃了太多桃子，拉稀拉了一椅子，你不记得了？”——我猜就是这种情况。桃子我有印象，但成全的是哪一对儿我就不记得了，太多了。
太多了，不记得了。但提那些我因此得到的好处，我就能恢复一些记忆。
在机关游泳池外的冷饮店喝泗瓜泗，粉红甜水水加了冰坨坨，喝得走不动路喝成望娘滩，是跟杜叔叔和小邢阿姨；出了文殊院吃洞子口凉粉，海椒油漫到碗边，锅盔里裹着肉糜，辣红了双眼也停不下嘴，是跟龚家大姐姐和二明大哥；平生第一次吃到正宗下午茶，喝热可可，就一块又软又厚的黄油饼，一抬手黄油流到腕子上，可恨他们不许我舔，是跟唐叔叔和芳妮；平生第一次吃到北方紫铜火锅，筒子里烧炭，涮了肉圆、豆腐和海带，还喝光了蘸料，是跟我姨和姨父。
因为实实在在到嘴了，那么对我来说，每一场我参与的恋爱都是成功的。然而实际上，前面说的那四对，除了我姨和姨父终成眷属，其余都是凄切的结局。他们以为我不知道，但没有我不知道的。
终成眷属乏善可陈，结局凄切才百世流芳。
杜叔叔和小邢阿姨都是机关里的，他长得很帅，她地位很高。他们，“不合适”。这我都是偷听大人谈话听来的。
我妈说：小杜浓眉大眼的，女孩儿就喜欢这个。
我爸说：浓眉大眼没用，这回都没评上副科，就怕……
我妈说：唉是啊，小邢去年就评上正科了吧？她父母还都在省里。
那时都以为杜叔叔迟早会被小邢阿姨吹掉，然而最后却是杜叔叔主动提出分手。这内幕我是上高中了才听说，但稍一回忆，我其实应该是最了解情由的啊，因为他们最后那段忧伤而沉默的时光，我是亲眼目睹的啊。
三十多年前整个成都都很空，很多地方都像旷野。杜叔叔和小邢阿姨带我去的是他们机关后面那片荒草地，更广远稀声。初夏黄昏，草地上开着一丛一丛紫色的苜蓿花，蛇莓已经结了红浆果，黄色的野菊花闪着金光，大片大片狗尾草的穗子像一团团云絮停在低空。我记得我疯跑着逮一种蓝肚子蜻蜓，杜叔叔喊我别跑远了。
小邢阿姨在哭。她脸上湿透了，一动就反射出微光。杜叔叔也没什么话，但他偷眼看她，看了好几下。
他们以为我什么都不懂，为人贪吃而糊涂。别的不敢说，糊涂我可是一点也不糊涂。我甚至感觉到他们今天格外需要我，因为他们今天格外沉默。泗瓜泗我喝了两杯，站起身时差点漾出来，这要搁了平常他们早就乐了，一个讥讽我，另一个卫护我，快活地斗嘴。“你肚子会不会爆炸啊？”“才不会呢！我们肚子通着大海！”“我捅你一下你就成喷泉了！”“不行！我们要捅你的肚子！快来捅杜叔叔的肚子！快来快来捅杜叔叔肚子！”她拽着我捅他肚子，他抱住了她的肩膀，几秒钟。他跑了，她率领我去追，她追上了，我远远看见她抱住了他的腰，几秒钟，他转过身的一霎那，她手松开了。
但今天他们既不理对方，也都不理我，理我也只说了我最不爱听的话，“你别吃了。”
小邢阿姨是刚在草地上坐下，铺开她的白裙子那会儿，哭的。她是北方人，说普通话，哭声也是普通话口音，很正，很规范。杜叔叔也是北方人，他的沉默是沉默而不是哑，是北方式的寂静。
“你的条件……”
“……我的条件。”
“条件不好……”
“……条件是不好。”
我没跑远，蓝肚子蜻蜓不见了，我就围着他们俩跑圈儿。我听见了这个词，“条件”，他们说了好多遍。条件条件条件。最后一个条件是小邢阿姨说的，说完她就伏在自己拱起的膝盖上大哭了。杜叔叔半天没说话，突然叫住我：“别跑了，我都让你跑晕了……我送你回家吧，回头你妈非跟我急不可。”
后面的事情我不记得了，只记得喝泗瓜泗的好日子到此为止，再就是杜叔叔几年后回北方了。高中时我妈有天告诉我杜叔叔带着老婆来成都，说要到家里坐坐，一再叮嘱我不要提小邢阿姨，又转头跟我爸叹道：“小杜当年可够绝情的，哪有男的提分手的啊……但小杜也是，自尊心那么强，上高干家当女婿他受不了。”
我才知道他们经历过那样一番挣扎，被一个叫“条件”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给分开了。
带我吃洞子口凉粉的龚家大姐姐，是我家对过的邻居，她跟四楼的二明大哥“交”了“朋友”，邻居加同学，所谓亲上做亲。
那时二明大哥刚从部队复员，常常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风纪扣不扣，露出挺括的白色假领，军帽也拆掉了帽徽，并不戴，总是卷着，拿在手上。龚家有四个女儿，大姐姐最美，刘海儿用铁管子烫得卷卷的，大辫子盘在顶上，腰细得跟醋瓶颈子一样细。她有一条纱巾我垂涎多年，玫瑰红底子编进去亮晶晶的黄丝丝蓝丝丝金丝丝银丝丝，谁戴谁像公主，纱巾很少离开她脖子。
大姐姐在校办工厂，校办工厂最好了，都不用去上班的。但区文化馆的职工演出又缺不了她，她报幕。穿了带荷叶边的连衣裙和丁字皮鞋，画了他们说的舞台妆，她漂亮得我和二明大哥都嗫嚅着不敢相认了，在台下听她朗声道：“下一个节目……”我们都深感荣幸，如醉如痴。
两边父母都很熟，是从没有吵过架的邻居，孩子们也知根知底，一看也都郎情妾意的，没有比这一对儿更合适的了。父母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去哪儿都得带上我。
实际上他们只去一个地方，文殊院。不过既不拜菩萨也不赏花木，每次都直奔偏院的那片竹林，坐在一条石凳上。石凳长长的，却没有我的位置，他们叫我“去耍嘛，跑远点儿都莫来头。”我遵命跑出很远，看鸟，看鱼，看草，看天，我真是天资聪颖，知道绝不能回头看他们。
为了奖励我跑得够远，他们常带我吃文殊院门口的凉粉锅盔。红油和花椒，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四川人。有好几次在凉粉店里大姐姐被人认出来是“区里的报幕员”，她却故意转过脸去留给他们一个剪影，二明大哥忽然就木呆呆的，埋头大口喝面汤，使劲吸面条，发出很大声响。
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是从幼儿园回来，经过大门口时看见二明大哥在传达室打公用电话，惊人的是，他哭了，不停地擤鼻涕甩在地上。传达室的大爷领着三五闲人都退到外面，脸上是一种不忍的戚戚，分明是听到了最糟的消息。
同样，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家凉粉店，因为只剩下二明大哥一个人了。龚家大姐姐说是参加了一个什么文艺演出，结果被那个文艺单位招工招进去了，专演漂亮姑娘。单位在雅安，雅安虽然没有成都好，但文艺单位却不是业余的，是专业的硬牌的，“多次进京汇报演出，曾在中南海怀仁堂得到中央领导接见”，我听大人说。
她走了，留下他活在全院老小的注视下。他去食堂打饭，人们看着他；他出来拿报纸，人们看着他；他爸病了他送去医院，人们更关心的还是他；他妹妹结婚，人们祝福的仍然是他。
很多人都听他说过“等她”的誓言，可后来没过多久他就结婚了，娶了另一位邻居姐姐。他的第二次恋爱，我没有参加，没有吃到一样东西。而且他结婚以后虽然并没有搬离父母家，但我们再也没有什么来往。
去年春节在老院子里我见到了二明大哥，他抱着孙子站在枣树边上晒太阳。阳光照在他灰白色的头上，让我想起了他那顶从不戴的军帽，想起了他金刚石一般的年华。
“回来啦？”二明大哥主动招呼我。
“哎回来了！”我站住，不知道该说什么，想逗一下孙子，但孙子头一歪睡着了。
我感觉到二明大哥没打算跟我叙旧，他大概以为我根本什么也不记得了，他绝想不到我有那么清晰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他抱有深深的同情，心疼。他以为他的爱情里只剩下他自己。而我永远也不打算告诉他，还有我呢，虽然我跑得远。
芳妮让我就叫她芳妮，不让叫孃孃阿姨，而且妮字既不读二声也不读一声，要读成轻声，因为这本来就是个英文名字。在八十年代中期，“洋气”恢复了地位和名誉，上海的很多家庭也都恢复了本来的生活面貌，弹弹琴，跳跳舞，吃点心，穿时装。芳妮并不是假洋气，她是真的，她弹肖邦李斯特，她读海涅普希金，她们家住在思南路，据说在东南亚有家族的橡胶种植园。她喜欢的杂志是《世界文学》，她冬天穿呢子裙，她不吃葱蒜，她决不跳“两步”（一种交谊舞，一男一女勾肩搭背，不管舞曲本身是几几拍，他们只是钟摆似地摇晃），要跳还是快三慢三的华尔兹。
我这辈子只见过芳妮一面，却对她了解到这个深度，全是因为我唐叔叔。他为芳妮“疯掉了”，据我家里人说。他们还有很多描绘他的词，“神之物之”，“痴头怪脑”，“脑子坏特”等等。
唐叔叔是我爸的同学，也学美术，晚很多届。他毕业后去了甘肃，只有过年大家都回上海探亲时，我们才见到。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就已经“疯掉了”。
那是一个晚上，很晚很晚，因为爷爷已经洗好脚要去睡，正叮嘱我爸再看一眼前门锁好没有。忽然前门门铃响了，我爸领进来一个蹦蹦跳跳的小伙子，他蓄着一点唇髭，烫过的头发上卷下直，打了一条阔大的鲜红的领带，穿件白衬衣，但里面窝窝囊囊又有几层绒线衫，厚外套搭在臂上，一进来马上就扔到藤椅里。掏出几块糖果给我，拖长声气说：
“囡囡好——。你是小四川，对伐？喊我，我是谁认得伐？”
然而他马上就甩掉我，转向我爸妈了。他其实也毫不关心他们的情况，对他们的寒暄更是不理会，他只是来宣布一个消息的，重大消息。
“我会跳慢三了！——就是华尔兹，晓得伐？——哪，我跳给你们看。”我爸妈像傻了一样，看着他在窄小的厅堂里翩翩起舞。
他自己唱舞曲，虚虚摆出一个揽着舞伴的姿态，跳了一会儿大概觉得不得劲，满屋子找舞伴，但我爸妈都拼命摇头，他又看了一眼我，实在看不上，最终他跳到屋角，端起了我的一个小凳子，搂在怀里旋转着陶醉着。我们全家都目瞪口呆地看他作怪，连爷爷也听到动静从楼上下来，见状愣在楼梯半中，紧紧裹着长袄子像个大蚕茧一样，哆哆嗦嗦地问：
“做啥啦——”
唐叔叔闹到半夜才走。怎么会有这样一个神经病同学啊？我爸跟我妈解释了好久。
说唐叔叔本来是很正常的，在甘肃分了房子长了工资评了先进，转年就要提级。但是自从春节前回上海，在某工会办的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姑娘，他就神经病了。探亲假早就到期了也不回甘肃，单位里连发电报猛催，威胁要记过处分，他也不听，党小组严肃要求他回去，否则就取消“积极分子”资格，他也不听，最严重的是未婚妻都起了疑心，勒令他速归，然而他也扛住了，说这里老娘犯了心绞痛他走不开。老娘犯心绞痛并不假，但那也是因为多次哀求他走他死也不肯啊。
因为那个姑娘，芳妮。
有天中午唐叔叔又来了，跟我爸说要带我出去玩，我爸问去哪里？他低声说去芳妮家里，之前芳妮听他说有个干女儿外号“小四川”，讲一口四川话，蛮好玩的，就要他“带来玩玩呀。”我爸那时困得东倒西歪，想睡中觉，正乐得把我打发出门，当然同意了。
然而我们走到街上，唐叔叔又并不急于赶路，而是给我买了一大块雪糕后带我去了理发店，他要理发，我就坐在旁边吃雪糕等他。等他理完发牵着我走到外面，看眼表，高兴道：“好！正好！这个时候她肯定起床了。”我才知道我等他理发是为了等她睡醒。
芳妮跟父母住在一起，房子是老式的公寓房子，除了厅堂极宽敞，其余开间都小。从窗户望出去，是一棵大树，初春那么寒冷，树叶也都绿蜡一样鲜亮。他们家的窗帘是两层的，一层薄纱一层厚绒布，薄纱上踏着暗花，绒布的颜色这么看绿，那么看又紫了。后来我读《长恨歌》里描写的严师母家的卧室，说到窗帘，地板，家具，房间里红棕色泛着幽光的影调，和既温馨又忧伤的气氛，简直一模一样。芳妮家的厅堂里垂下来一盏吊灯，虽然有残损，但毕竟是水晶，即使纹丝不动也波光粼粼。我站在灯下用四川话念了一个儿歌，“王婆婆在卖茶”，背了毛主席诗词“乱云飞渡仍从容”，芳妮和她爸爸妈妈笑得前仰后合。我瞄一眼唐叔叔，他很得意。“这小孩灵伐？——灵的。”他道。
芳妮斜着胳膊，用手背挡了嘴，笑得泪水涟涟，拿手绢印了印眼角，半天才停下来。“灵的灵的。”她向唐叔叔赞许。唐叔叔高兴得好象要晕过去了。
一时阿姨端来点心给大家吃。首先给我，一杯热可可，一大块又软又厚的黄油饼。我没有经验，吃黄油饼怎么能竖擎，必须横握啊。所以一抬手黄油就流到腕子上。我埋头去舔，引起一片惊呼，芳妮和她妈妈都说：“快快，湿毛巾拿来！不好舔的噢！怎么好舔的呀！小姑娘哪能嘎难为情啦——”可恨他们不许我舔。
倒是唐叔叔没有嚷，他脸上是错愕，我一看就知道他跟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舔，甚至他大概正要舔，我先舔一口完全是替他顶了雷。然而他真不够意思啊，一旦反应过来，就立刻参与了她们对我的规训。
“出洋相了出洋相了出出出出洋相了。”他讲。一边讲一边看着芳妮，羞愧得差点咬了舌头。
我们离开的时候是晚饭时间，人家并没有相留。唐叔叔蔫头耷脑的，直到把我交到我爸手上时他也没恢复一丝活泼。我猜可能是因为我替他丢尽了脸。但实际上当然不关我事，后来听我妈告诉我，那天唐叔叔受了很大的委屈，他隔着门听见芳妮母女的对话，大意是芳妮妈抱怨女儿怎么什么人都往家里带。唐叔叔才知道原来他算“什么人”。
唐叔叔很快就回甘肃了，我爸还收到他的来信，信里说自己“提了级，结了婚，可谓双喜临门。”然而我们再次得到他的消息，是几年以后听他老娘说的，他离婚了，正在准备调回上海，难哪，但他说难死也要回上海，因为芳妮一直没有结婚。
（本文摘自故园风雨前《幸得诸君慰平生》，本文图片来自pixabay）
作者: 故园风雨前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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