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实存的媒介唯物主义：重新审思基特勒意义上的媒介物质性

“万物皆媒”生动映照着当下媒介物质性研究纷繁复杂的学术图景，对于媒介物质性的过度关注已然陷入了对媒介物的迷思。在“格物致知”的惯常思维中，我们已然习惯在日常经验中重新发现某物，将其作为媒介，然后对这种媒介物在人与物、人与人，乃至物与物的互动关系层面分析其意义。于是，“火、水渠、电网、种子、下水道系统、DNA、数学、性、音乐、白日梦和绝缘体”等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媒介，以至于约翰·彼得斯（John Peters）（2022）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质疑：“什么不是媒介？”。显然，在媒介研究的“物质转向”中，何为媒介、何为物质性等基本的本体论问题尚待澄清。

作为媒介物质性研究重要的理论资源，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媒介思想一度与行动者网络理论、新唯物主义、后人类主义等合流于当下“物质转向”的学术思潮：媒介被重新发现为物质性的媒介物，区隔于观念的符号形式或者话语（Parker & Wiley，2012），也区隔于虚拟性，成为物的实存。媒介研究也由此“脱虚入实”，进入了对媒介物的发现时代。基特勒以《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Film，Typewriter）为题的著作，以及宣言式的“软件不存在”（there is no software），似乎恰好为“媒介=媒介物”提供了合理且直白的理论基础。

在尼古拉斯·盖恩（Nicholas Gane）所谓“媒介唯物主义（media materialism）”（Gane，2005）的概括下，基特勒的媒介思想被视为方法论上的超越，而超越性的关键即对于媒介物的揭示，特别是技术媒介，乃至“文化技艺（kulturte chniken）”。在媒介考古学的讨论中（曾国华，2020；黄旦，2021；于成，2023），其超越一般被视为对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扬弃，并进一步给予福柯的“话 语”以结构主义地形学般的物质性基础，也即“话语”背后物的实存。于是，“软件”最终诉诸技术媒介的“硬件”（车致新，2019a），媒介物质性也朝向着实存的、“有形的媒介物”（王继周，2022），以及“人与媒介物的关联”（章戈浩，张磊，2019）。而在与麦克卢汉等思想家的比较中（吴璟薇，曾国华，吴余劲，2019），以及媒介理论演化脉络的梳理中（丁方舟，2019），基特勒由此被置于更极致的决定论地位。“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也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媒介即讯息”，成为当下媒介研究的“起手式”，并结合具体媒介物予以论述：在地的中文打字机被舶来的基特勒的媒介思想予以重新解释（吴璟薇，高山，2022），基特勒所描述的留声机也被延伸为“播放”与“玩耍”的“时间操纵轴”，在点读机、复读机，以及唱片机、打碟机的实践中被重写（林子禹，章戈浩，2022）。

尽管基特勒的媒介思想存在着复杂且多元的译介与解读（Winthrop-Young，2013），但是“媒介=媒介物”的界定在基特勒那里，无异于望文生义。这种界定并没有进入其思想深处，无助于穿透“媒介唯物主义”或“信息唯物主义”（Kittler，1997：126），去真正理解基特勒意义上的媒介物质性。甚至，正是这种简化的界定，不断加深着对媒介物质性丰富内涵的遮蔽，造成了媒介物质性研究的“灯下黑”，即在媒介研究的“物质转向”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过多的答案（媒介物），但是却并未追溯真正的问题（何为物质性）。

至少在基特勒那里，媒介并不等同于实存（substance）的媒介物，媒介物质性也不等同于媒介物的性质。从思想渊源上看，基特勒的媒介思想来自他对德国的哲学诠释学传统的批判性继承与改写。其改写一方面来自尼采的批判哲学，另一方面来自“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即福柯、拉康、德里达等人的（后）结构主义。David Wellbery认为，后者几乎构成了基特勒的“后诠释学（post-hermeneutic）”基本的“认识论机器”，形成了其媒介思想的三大“预设”：外部性预设、媒介性预设、身体性预设。这三大“预设”在他的理论书写中，使意义来自于外部、文本依托于媒介、主体降格为身体，使人成为“所谓的人（so-called Man）”（Wellbery，1990：xii）。可见从思想渊源上，基特勒对于媒介物质性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同样来自于（后）结构主义。而（后）结构主义对于语言、话语以及形式和结构问题的关注，使其对于物质性的理解也有着特殊的立场，即自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革命伊始的“语言的物质性”——一种非实存（insubstance）的物质性。

在福柯那里，话语与物质性是无法截然二分的。话语无形，但是话语本身便是物质性的。拉康则更是鲜明地反对“实存主义（substantialism）”的唯物主义，并提出了一种基于语言的“象征秩序的唯物主义”（Camarena et al.，2022：144）。（后）结构主义的确隐匿了物（曾国华，2020），但是这种“隐匿”实质上是一种超越，即超越实存物，进入非实存的物质性。而基特勒也没有将其对于物质性的理解限于媒介物的实存，而是关注物质性的语言，或者说，某种非观念性的结构的非实存性存在。甚至整个德国媒介研究，包括基特勒、克莱默尔（Krämer）、汉斯·贡布雷希特（Hans-Ulrich Gumbrecht）在内，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也都遵循着“语言的物质性”立场（Beetz，2016：74）。这使得基特勒意义上的媒介物质性，无法与拉图尔——强调作为行动者的实体物（entity）之间的关系实践——的物质符号学（material semiotic）等视。同时，在意义与主体性问题上的分歧，也“不能将其与最近新唯物主义话语混为一谈”（Winthrop-Young，2015）。

基于此，本文尝试追溯基特勒最为重要的理论文本之一，《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相较于《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聚焦在“技术媒介开创时代（mediengründerzeit）”因而“更易理解”（Winthrop-Young，1999：xxvix），《话语网络1800/1900》则更为完整地体现了基特勒在媒介物质性上的思考，即“转换”于文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物理学（psychophysiology）、精神分析以及技术媒介之间的，“允许特定文化选择、储存和处理相关数据的技术和机构网络”（Kittler，1985/1990：369）。而前者所集中关注的技术媒介，在后者都已有论述并更具整体性：无论是爱迪生的专利，还是查尔斯·克罗斯在其草稿与诗歌“铭写（Inscription）”中构想的“声波记振仪（phonautogram）”；无论是里尔克听到的“原初之声（Primal Sound）”，还是小说中来自歌德头骨的神谕般的声音。同时，尽管此前已有研究梳理基特勒“媒介技术话语的谱系”（车致新，2019b：7），但是涉及话语网络1900的部分，也即真正体现基特勒意义上媒介物质性的地方，既有梳理仅仅选取相对简化的《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展开讨论。这其实也造成了对媒介物质性认识的缺失。因此，本文尝试通过文本细读，爬梳基特勒意义上的媒介物质性的本真意涵，厘清物与物质性、媒介物与媒介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将其“媒介话语分析”还原到“法国理论”，即（后）结构主义的“清晰序列”（Winthrop-Young，1999：xix）中，重新理解其围绕“语言的物质性”的媒介史书写的意义，丰富对媒介物质性的想象。

在分析话语网络1800中作为话语生产来源的母亲话语时，基特勒就表示，“分析将维持在一个基本层面：语言的物质性”（Kittler，1985/1990：27），即该话语不仅是18世纪歌德或托布勒的浪漫主义诗歌中作为自然与生命源泉的母亲意象的诠释学升华，同时也依存于物质性。通过18世纪的教育改革，母亲在核心家庭结构中化身“原初教育者”的母职（Kittler，1985/1990：26），成为“一个新的、有效的语言的物质性组织”（Wellbery，1990：xxiii）。母职与当时的儿童启蒙教材有关，尤其是语言教材。它们率先规定了母亲作为教育者的全新身份，将儿童的语言习得归于母职。因此，基特勒写下了那句引申自浮士德对《约翰福音》的“自由翻译”的断言：“‘太初’并非有‘为’1，而是有ABC课本。”（Kittler，1985/1990：26）也正是这句话被误解，成为基特勒对物质性的理解停留于某种媒介物的“物证”，并以此将其所谓物质性指向实存的语言教材的物质性。

其实不然。基特勒并没有分析语言教材的质料，也没有在传播关系中赋予其能动性活力。来自巴伐利亚皇家教会学校的牧师，海因里希·斯特凡尼（Heinrich Stephani），其编写的语言教材中所讲授的“纯粹的拼音方法（a purely phonetic method）”，才是基特勒进入母亲话语以及话语网络1800的关键。这种拼音方法勾勒了某种“语音的物质性”及其全部意义。

根据其拼音方法，元音是词的基始。因为它们可以单独发音，同时“它们的发音就是它们的名字”。“人们只需亲自体验自己的口腔，在所有的褶皱和凹陷处，在感性（包含使身体愉悦的意味）的拼音方法中，所有的声音由此发展出来。”（Kittler，1985/1990：34）而词从可读的语音中，可以被分解为各种围绕元音组成的“be”“ma”“ach”等音节。音节包含着基础的意义。母亲在指导儿童学习语言时所要做的，正如斯特凡尼所建议的，“将我们的口及其不同的组成部分视为一种乐器，我们可以用它来演奏某些有意义的音调，这些音调我们统称为语言。”（Kittler，1985/1990：33）“母亲之口”则在教育过程中完成“自我教育”，也就是通过“迭代（iteration）”，即重复地摸索口腔的发音方式，不断地练习元音和辅音，使自身成为“原初语音的声音音响”的喉舌（Kittler，1985/1990：35），并发出纯净的语音。语言教材的物质性在于方法论中的语音，而非课本的实存。

在斯特凡尼看来，纯净语音规定了一种“如语言所愿的”语言，基特勒则认为，它规定了作为“普遍的、纯净的、同质的媒介的预备”（preparation of a general， purified， homogenous medium）的语言（Kittler，1985/1990：36）。它将标准德语确立为“高级方言”（High German idiom），并同一化诸多方言。它要求教授学生那些可以理解意义的东西；它建构了新的性别结构，以及母婴间的爱欲关系；它也成为德语诗歌中“自然=母亲”及诠释学释义的话语基础。这些影响在这里只作简单提及而避免舍本逐末。因为对于话语网络1800，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母亲之口”净化的语言实现了“字母的口语化和自然化”，语音与意义被直接关联在一起，并指向新的意指关系，进而直接使某种语音-语言成为“人类学基础”（Kittler，1985/1990：38）。

基特勒回到了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构想的语言起源场景。该场景与19世纪对纯净语音的教育有着微妙的同构性关系。赫尔德（1772/2009：3）认为，语言首先是心灵的激情“通过喊叫、声调、粗野而含糊的声音表达出来。”而“悟性”的指引使人类克制住了激情及动物的欲望本能。在母羊重复的叫声中，人类识别出差异性，“灵魂认出了它”。于是，自然的声音进入了“人类语言的词根”（Kittler，1985/1990：40）。在基特勒看来，这意味着自然声音能指成为了人类语言所指的“阈值（threshold）”，而斯特凡尼的拼音方法则重演了起源。无论是母羊的“咩咩叫声”还是母亲的语音，“重复”都应该从德里达所谓“延异（différance）”来理解。它蕴含了无意义与意义、能指与所指、动物与人类、自然与文化之间“不可言说”的鸿沟之上的惊险一跃，即前者越过鸿沟，转化为后者的在场。“因此，在任何话语之前，都存在着另一种话语，一种黑暗的、未被表述的话语，它站在那些被表述的和表述的能指的立场上，成为它们的所指。”（Kittler，1985/1990：40）

基特勒将这种“有意义的声音及其组合的最小元素”称为“最小所指（the minimal signified）”。它首先是语音的能指，但是转而“投入到心灵或语言的所指”（Kittler，1985/1990：42），成为进入话语回路的阈值。也因此在另一个同构性的原初场景，基特勒将浮士德在书斋中哀叹的第一声“ach！”视为德语诗歌的起源。这声“ach！”进入了语言（spache），使浮士德在对其“自由翻译”的自反性认识中，打破了“学者共和国（republic of scholars）”中无限指涉的“存在与表象的连续统一体”（福柯，1966/2016：213），触及了逻各斯一“词（word）”的“真实而恰当的意义”（Kittler，1985/1990：17）。

尽管基特勒强调，这种从斯特凡尼的拼音方法、赫尔德的语音起源，以及浮士德的“自由翻译”中识别出的最小所指，是经验性的。但是他也承认这种语音对于说话者的先验性存在，它外在且先在于人的意志，居于意义世界之外的混沌起源。进而，我们站在基特勒的肩膀上可以发现，这种最小所指正对应德里达在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中所指控的“先验所指（the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

在德里达看来，自古希腊伊始的形而上学传统无不围绕着“中心”。它不断被“重复、替代、转换、对调”，却在“隐喻和换喻的历史”中，始终维持着意义的原初性、确定性、先验性的在场（德里达，1967/2001：504）。而德里达矛头直指的那个驱逐主体、去中心化的“结构”，同样悖论性地安置着它。它的在场保证着能指避免无尽地滑向下一个能指，陷于无休的游戏，但是它又“不指涉任何能指，并且超出符号链之外”（德里达，1972/2004：24），使自身隐于缺席。所谓“中心”即“先验所指”，它外在表现为自古希腊以来的语音中心主义——语音，相较于书写，被认为直接“创造意义、接受意义、表示意义、‘收集’意义”（德里达，1967/1999：13）。语音优先于书写的等级制暗示了意义无需“调解（mediation）”，也即无需媒介的先验在场。显然，基特勒正是在德里达的基础上将“母亲之口”的纯净语音指认为“最小所指”，将语言视作“从意义到意义的增强”（Kittler，1985/1990：45）。反过来说，语音中心主义和在场形而上学在话语网络1800中，也即在18世纪末德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官僚体制中，以及浪漫主义诗歌乃至古典哲学中，达到了顶峰。

此时，语音与意义的直接关联取消了居中“调解”的媒介，语音如基特勒所说仅仅是“媒介的预备”。在这种意指关系中，语言并非如车致新（2019b：91）所谓“非物质性的物质”透明的存在，而是存在于语音的非物质的物质性中。直指意义的语音，其作为物是可知的，比如在“母亲之口”中，或者浮士德在手眼协调下完成的一系列“划掉（crossings-out）”的书写行为。而之所以将语言误认为透明，只是因为语音的物质性将能指转化为了所指，意义直接向人敞开。就此，我们无法以后见之明将此时的语音回溯性地理解为语音媒介。因为此时的认识活动，或者说在由“语音的物质性”所规定的意指关系中，人无需居中媒介而发出意义的语音。

此时，正是从以透明的语言构序的古典时代和表象世界，进入福柯所谓现代知识型的过渡时期。语音的物质性主导着从“学者共和国”到话语网络1800的认识论转向（Kittler，1985/1990：33），或者福柯意义上的认识论断裂。在物质性背后真正不可见的，是“处于表象之外，在表象直接的可见性之外，处于一种比表象本身更深刻和更厚实的后域（arrière-monde）中”（福柯，1969/2021：243）的大写的“人”。

先验主体与德里达所谓先验所指一道被建构为意指的保证，并共同“消失在我们目光之外”。从基特勒的角度，所谓的“人”，也即18世纪末经由“母亲之口”的纯净语音教导，而习得语言并说话和写作的男性人类主体。而从母亲话语的起源开始，意义与主体便重复于话语的“陈述群”中，如国家话语、诗歌话语、翻译话语、哲学话语等。这即是福柯（1969/2021：124）所谓话语陈述的“重复性”。也正是“重复性”造就了话语间的网络，它不断巩固着话语本身的物质性力量（德勒兹，1986/2006：13）。无论先验主体在话语网络中化身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公务员、诗人，还是诠释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或者女性欲望的对象；无论先验所指表现为语言语音中的最小所指、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然生命源泉，还是诠释学中的释义或古典哲学中的“精神”（giest），意义与主体的先验性在场在话语网络1800中始终同一，始终敞开，其作为一般等价物在话语网络1800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中往复循环，而原点即为某种语音的物质性。

在话语网络1900中，认识论的断裂再次发生。作为断裂的结果，“媒介”在后现代认识论领域出现了，但是并非如一般的解读，仅仅显现为技术媒介或者媒介物在19世纪末的出现。话语网络1900的分析仍然维持在“语言的物质性”层面（Wellbery，1990：xxviii），即仍然关注抽象的意指，而“媒介”也正是作为能指链的运作出现在新的意指模式中。为了进入断裂处并揭示“媒介”，基特勒对尼采的反形而上学本身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如果说浮士德书斋悲剧中的“自由翻译”喻指着话语网络1800中的原初场景，那么尼采的思想及“命运”（温斯洛普-扬，2010/2019：85）在基特勒那里则预示着话语网络1900中意指模式的基本原型。

基特勒首先回到了尼采在诠释学、教育学、语言学等领域的批判性反思。它们共同指向了对意义与主体先验性在场的否定。诠释学的释义使人们“习惯了说谎”（尼采，1988/2015：141），释义从未抵达意义本原，而是从“批评”到“另一种批评”，再到“进一步的批评（a further critique）”（尼采，1956/2007：182）。同时，读写教育不断要求学生去超越文本本身，以其个性品质，阐释某种由作者的主体形象所保证的意义，并鼓励学生在德语作文中成全自身的作者权威。在尼采看来，如此种种使得释义沦为了“词的废墟（the ruins of words）”，主体沦为了查拉图斯特拉所谓“心灵的臭尸（the spirit a stinking cadaver）”（Kittler，1985/1990：179）。能指一跃化为所指的保证只是“意识禁闭室”中的虚幻。基特勒认为，尼采所发现的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而这一世界恰好凝缩成题为“欧弗里翁”并签有“尼采，一个熟谙文字的人”的遗著片段，正是这一片段构成了话语网络1900的“原初场景（primal scene）”（Kittler，1985/1990：181）：

房间里死一般寂静，只有钢笔划过纸张的声音，因为我喜欢用书写的方式思考，因为现在还没有发明出一种机器，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印在某种材料上，而不用说或写出来。在我面前有一个墨水瓶，我可以在里面淹没我黑色心灵的悲伤；一把剪刀，让我习惯于割开神话中的袍子；手稿，我可以用它来擦拭自己；还有一个便壶。

在这一场景中，语音与意义的直联被书写隔断。意义不再像话语网络1800那样从母亲语音的最小所指开始，并被连续发（音）出，而是被书写。但书写也并非直指意义，而仅仅是作为能指的“词”的书写。正如马拉美写给德加的那句著名的诗学箴言：“亲爱的德加，诗人写诗靠的不是思想，而是词。”因此，“钢笔的划痕暴露了一种从未被描述过的功能：书写的物质性”（Kittler，1985/1990：181）。“钢笔划过纸张的声音”被引申为另一种作为意义起源的声音音响，它是“令人恐惧得无法清晰地发出的、没有一丝人性的音调”，是无意义的噪音-能指。它构成了“信息无法间断、不可磨灭的背景”——意义所指只能以无意义的噪音为背景显现，信息的意义也只存在于能指的差异性中（Kittler，1985/1990：183）。而在遗著片段的场景外，在尼采对道德谱系中的善与恶、内视现象（entoptical visions）中的明与暗、权力意志中的强势力量与弱势力量的思考中，绝对的本质起源被一再否认，差异性的能指的书写一再重现。

因此，更准确地说，差异性运作的已经不是意义，而仅仅是能指的“词”。在尼采看来，这种能指的书写即为生理性的铭写，是“神经刺激在声音中的摹本”。语言能指在生理层面往复跳跃于“神经刺激”与声音形象之间，而无法跃入所指，只是在隐喻层面任意性地喻指意义（尼采，1979/1993：104）。于是，尼采在某种程度上先于索绪尔，抵达了（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物质性的理解，开启了语言的转向（周国平，2002），即语言的能指无法真正稳定在所指之上而只能在能指链中无止尽地滑动，它与所指的关系是任意性的，它的价值在于差异性结构中与其他能指的相对价值。基特勒将这种基于“词”的书写的意指模式归于书写的物质性，以及“能指的拓扑学结构和经济学”的逻辑（Kittler，1985/1990：191）。

于是，“媒介”无可避免地在断裂中出现了。当能指的“存在只是从否定一切选择的噪音中进行任意性的选择”（Kittler，1985/1990：186），只是在差异性的能指链运作中，无止尽地滑向下一个同样作为能指的“媒介”，意义或所指不再是先验在场，而只是能指链的“极限（limit）”，甚至是经过一个又一个“媒介”也似乎难以抵达的某个能指，只能在拉康所谓“缝合点（point de caption）”才得以稳定。因此，基特勒（1985/1990：265）将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的诗句改写为“媒介是媒介是媒介”。“媒介”似乎意味着将要经由什么，最终抵达终极，进而反过来回答什么是“媒介”。但是能指-媒介只能被储存，并转换为下一个“媒介”。甚至这种“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的起源本身便是“媒介”，即“一切东西都是从间接性开始的”（德里达，1967/1999：228），意指最终成为一道延异、替补的踪迹。而主体也不再居于笛卡尔主义的绝对地位，而是沦为了“坚持（in-sist）”在能指链内部被“词”所书写的能指。如拉康对爱伦·坡《失窃的信》的分析，主体必须在象征界，即语言，也即在能指链的滑动中隐喻地找寻存在的意义（杜超，屠友祥，2017）。

对于“媒介”的出现及其在能指链中的运作，基特勒没有停留在意指模式的抽象层面，而是具体化为媒介物的实存。1882年，近乎失明的尼采遇到了他在上述遗著片段中构想的“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印在材料上”的机器——梅林·汉森牌球形打字机，一台为盲人设计的早期机械打字机。在基特勒那里，尼采的打字机作为媒介物被应用于尼采的理论写作中，它将作为能指出现的“媒介”及其铭写的物质性以可感的方式显现出来。

机械自动的书写直接在尼采的生理层面发生，演绎身体的或者生理性的铭写（inscription，或译为铭刻）。通过敲击球形打字机的机械键盘上的字母或符号，“词”被刻印在键盘下方的页面上。铭写的过程不再是能指被“自由翻译”为所指，而是根据“符号在空间中的离散排布”“从可计数的、空间化的供给中做出选择。”键盘上所有的字符以及空格大小相等，没有基于最小所指的“从意义到意义的增强”，决定字符价值的只是能指的相对价值（Kittler，1985/1990：194）。同时，海德格尔关于“手”与语言以及人的存在之间关系的思考得到了超前的印证（车致新，2019a：136）。手不再直接接触“词”；眼睛由于机架的遮挡，也无法在铭写时立即看到下方纸页上的文字。铭写成为失明性（blindness）的自动化过程，远离了手、眼以及写作主体的支配意图（Kittler，1985/1990：195）。随着打字机的损坏，尼采聘请了不同的女性打字员代替他打字。在基特勒看来，这意味着铭写与主体之间被进一步地隔断，女性打字员必须听命于尼采的“主人话语”，无意识地敲打着那些不属于她的文字。

正如尼采所说的，“我们写作的物质材料为我们的思考做出了贡献”（Nietzshce，1882，转引自Kittler，1985/1990：196），铭写的过程也进入了尼采的理论内部。在《道德的谱系》中，尼采将人类的道德责任视为记忆术在身体表面暴力铭写的物质性结果。善与恶的分野并非源自某种自然的本质，并非源自先验性的绝对道德，而是出于两者之间的差异性。就像老子在《道德经》所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在《狄俄尼索斯颂歌》中，悲叹着的阿莉阿德尼，其身体表面被不可见的铭写力量所折磨。这种力量来自隐于无形的狄俄尼索斯。他一言不发的“刺戳”让阿莉阿德尼在痛苦、恨意与快乐、幸福的差异性中体悟着爱欲。因此，尼采“重复性”地演绎了能指在身体表面任意性、差异性的铭写。

当分析的视角从尼采的理论写作进入1900年前后更为复杂的历史现实中，基特勒再一次发现了某种同构性关系的网络，福柯意义上话语陈述的重复性及内在物质性再一次发生。能指铭写的物质性首先在19世纪末的心理物理学中得到验证。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让一系列随机组合的无意义的音节在眼前划过，以此测试纯粹的记忆力，也即让“纯粹的能指”敲击人的感官，来观察记忆在身体表面的铭写。实验的结果表明记忆并非来自于对意义的理解，而是由于能指间纯粹的差异性，“它是先于一切意义的差异性：能指赤裸裸的基本存在。”（Kittler，1985/1990：209）此外，心理物理学对失语症的研究，将语言拆解为神经刺激在不同区域的反应。由于病变，失语症患者无法将不同的神经刺激联系在一起，他们只能辨识出单个的字母或音节，能指链中能指的滑动被病变阻止。反过来说，语言的习得正是将作为能指的字母或音节对应连续的神经刺激，完成记忆的铭写。正常说话的人并非真正理解了意义，将能指转化为所指，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能指的“储存”。此时，没有意义与主体的先验性在场，存在的只是生理性的能指差异性。

在心理物理学之外，19世纪末的另外两种代表性技术媒介或媒介物——留声机和电影，则又将能指铭写的物质性在物的实存层面“重复性”地凸显出来：电影放映机（kinetoscope）所放映的电影只是某种连续性的幻觉，它来自离散的、非连续性的画面拼贴、重组所形成的特定图像序列；留声机所播放的音乐仅仅是声音音响振动频率的差异性，听觉上的连续性同样处于无意识的领域。尽管打字机、电影、留声机在物的实存层面各有不同，但却并非仅仅是三种数据流的“分流”或“分化”，而是重复性地显现了能指的“差异化（differentiation）”的铭写，为能指铭写的物质性刻印出物的痕迹。在电影中，能指是一帧画面，在留声机中，能指是一段振频。这种重复性仍然是福柯意义上的话语的物质性。如同语音的先验所指在语言教育、诠释学、古典哲学以及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中的重复，无意义的能指铭写重复显现于1900年前后的技术媒介、心理物理学实验、尼采的反形而上学，乃至现代主义文学、无调性音乐。也如同先验主体在读写的男性公务员、浪漫主义诗人、诠释学家和哲学家中的重复，无意识的弗洛伊德式主体，或者说已经从主体降格为能指铭写的“生理性表面（a physiological surface）”的人，同样重复显现于20世纪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不同经验性领域。

这种能指铭写的“重复性”最终在数字时代达到顶峰：所有的意义被无意义的0/1所编码。基于0/1能指的语言的物质性，在计算机的源代码或编程语言中得到了极致的显现，古斯塔夫·费希纳（Gustav Fechner）的心理物理学持续影响着“从机器到程序员而不是相反”的反馈回路（Kittler，2006）。而基特勒所谓“软件不存在”的真谛便是发现隐藏在“人机界面背后的电子能指”（Kittler，2013/2014：223）。基特勒从未要求我们深入硬件的实存，无论是尼采的打字机，还是计算机的主板，他所关心不是软件之下的硬件，而是结构着软件与硬件的形式，并且从来都是某种非实存的意指及其物质性。

如上所述，从语音的物质性到铭写的物质性，基特勒所关注的物质性始终维持在语言的物质性层面。而语言既不是有形的、固实的实体（entity），也非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所谓电、磁、光、能量等物理学的物的实存；其物质性，既不能用机械的、经济的、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来理解，也没有走向物质符号学以及新唯物主义，而是接近于埃蒂安·巴利巴尔（Étienne Balibar）所谓“无物的物质性（materiality without matter）”（Balibar，1993/2007：23）。为了理解这种无物的物质性，一方面要回到物质性本身，另一方面要回到基特勒所延续的（后）结构主义对语言的物质性的“极度扩张”（杨大春，2007：82）。

自笛卡尔将“我思”确立为“一个唯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并据此确定所有其他真理”（Atkins，2005：8）以来，到康德将先验主体视为理性、时空、因果等范畴的先验起源，乃至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将非物质性的绝对精神历史化，物质性世界在近现代哲学史中被长期置于人的主体性或内在性意识的对立面，并从属于人的观念、意志和心灵。这段物质性的史前史的部分片段，被基特勒在话语网络1800中回溯性地建构为语音的物质性与此前“学者共和国”断裂的结果。尼采所厌恶的形而上学“自由翻译”逻各斯的历史，也由此被追溯至浮士德思考“太初有为”真义的零点。

一个转折发生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umstülpen）”。物质性，也即某种可以被否定性地界定为“非观念的（not ideational）”存在，被倒置于优先性或决定论地位（Beetz，2016：68）。它在马克思那里通常寓于“基础”的“生产方式”。但是它不能被简单还原为实存的物（包括自然和人造物）的力量，而是指向非实存的“物质性的条件、关系、过程和实践”（Beetz，2016：4）。正如马克思（1852/2015：9）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物质性便是这种“给定和继承的条件”（Jameson，2004：xxiii）。它外在于人的主体性，宰制着人的内在性意识，与海德格尔所谓“被抛掷性（geworfenheit）”或“实是性（facticity）”存在着相近意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第一性的存在就是可见可感的实存物。

新的转折很快发生——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尤其是（后）结构主义，将语言的物质性力量释放了出来。索绪尔的“哥白尼式革命”，将语言界定为由音响印象与心理概念，即能指与所指，按照任意性联结的，并在线条性中按照组合与聚合关系运作的，纯粹差异性的意指系统。语言从物理学意义上的声音音响中获得了其作为物的不透明性。更重要的是，语言系统从纯粹的抽象层面也成为了“非观念的”符号形式，排除了人的言语乃至现实世界，仅留下自足的无意义“结构”。它以最隐蔽但强有力的方式构成了人的观念、意志、心灵所无法“选定的条件”，确立了意义的无意义起源。伯恩哈德·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在一场对谈中指出，“对基特勒来说，物质性首先便意味着无意义的深渊：没有意义的东西。”（Winthrop-Young，2015）而这段语言的物质性的历史，也正对应基特勒在话语网络1900所论述的铭写的物质性，同时，其自身的理论写作以此为背景。而在索绪尔（1949/1980，36）建立“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的号召下，物质性的符号形式被从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到福柯、拉康，以及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用来“重估一切价值”。

在对基特勒产生直接影响的拉康和福柯那里，语言作为物质性的符号形式，得到了极大的张扬。拉康以“语言的物质性”回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无意识领域。拉康认为，“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的”。与无意识互为表里的语言遵循着能指的法则，也即“无意识由能指材料（signifying material）构成”（霍默，2005/2014：61）。主体首先在想象界完成对于“自我”无意识的误认，进而在语言的象征界遭遇大他者，并作为能指的效果，被能指写入象征秩序。象征界构成了主体性所处的物质性世界，而实在界作为被象征秩序所隔离的“不可说”的终结真相和原初存在，成为无法找回的“剩余”。在福柯的考古学中，现实世界以及“人”的历史则被“知识型”所型塑，显现为语言的“词”与不同认识领域的经验性的“物”，在不同时代断裂性的复杂关系。而决定这种关系的，是物质性的话语实践。之所以是物质性的，是因为这种话语实践“具有不依赖于外部物质性力量或内在精神性力量的自主存在”（杨大春，2006）。在“重复性”的陈述中，“非观念的”话语赋予了“词”与“物”以无意识的话语规则。与此同时，话语实践的物质性也并非仅仅指向某种物的实存，而是关乎于“形式”。福柯用术语“机器（dispositif）”来概括这种“聚合着杂乱无章的事件内容”的物质性形式。它包含了所有语言的以及非语言的社会实践中存在的机构和话语元素，并最终指向一种“形式建制”（张锦，2012）。

基特勒对于“语言的物质性”的自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拉康、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的唯物主义对物质性的理解，并延续着某种“家族相似性”的“非实存的物质性”的基本立场。也正是因此，尽管尼古拉斯·盖恩将基特勒的媒介史方法论概括为媒介唯物主义，即某种优先分析技术媒介或媒介物结构的方法（Gane，2005）。然而，基特勒对于物质性的分析，“从未真正详细地贯彻过这一主张”（Schmidgen，2019）。

基特勒并没有首先确立某种实存的物作为媒介，再对所谓媒介物进行各种分析，以此反思其物质性，而是直接进入语言的符号形式和意指。正如温斯洛普-扬（2010/2019：37）所说，基特勒所感兴趣的其实是“发掘意义生产的最初机制”，这种“机制”也就是意指关系或意指模式。它贯穿于基特勒从话语网络1800到1900的历史书写，并最终归于不同时代的“语言的物质性”。在话语网络1800，“语音的物质性”规定了语音直捣意义的自然起源、能指被转化为所指并向主体敞开的意指机制；在话语网络1900，“铭写的物质性”则规定了始于无意义世界的差异性书写、能指链无止尽地滑动的另一种意指机制。在两种意指机制之间的断裂，便是“媒介”的出现。在话语网络1800，由于语音的“最小所指”作为“先验所指”与意义保持直接关联，意指的实现无需居中媒介的“调解”；在话语网络1900，意义与主体的先验性在场被哲学上的反形而上学以及心理物理学实验否定，意指在能指的滑动中成为无意义的“游戏”。概言之，从话语网络1800到话语网络1900，也即意指机制从所指优先转向能指优先，而“媒介”从语音的“预备”转向铭写的实有。

同时，在两种意指机制的断裂性中，经验性的物，作为物质性在实存层面的痕迹“重复性”地出现。作为意义起源的先验所指以拼音方法中的最小所指或者教授语音的“母亲之口”的方式，“在经验世界占据一席之地”（Winthrop-Young，2015），并在浪漫主义诗歌、诠释学、德国古典哲学、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教育改革中不断复现意义与主体的先验性。打字机则将能指铭写的意指机制显现出来，而留声机、电影，则重复性地形成了能指在象征界、实在界、想象界中的滑动，以及对主体的捕获。这种重复同时也泛化于心理物理学实验、现代主义文学等不同的经验领域。因此，这种物的实存是抽象的物质性在话语陈述层面“重复性”表现的结果，并最终在话语网络中统一为语言的符号形式。魏玛包豪斯大学媒介研究教授、科学史学家亨宁·施密根（Henning Schmidgen）（2019）甚至更为直接地指出：“基特勒的媒介唯物主义即便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唯心主义，也得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唯心主义，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一种持久的符号形式，而不是物的历史。”施密根认为，基特勒的媒介唯物主义最终回到了拉康意义上的象征秩序，而不是科学技术的物质文化。

正如基特勒多次引述的，拉康曾明确地表示，他所谓“象征的世界”（a world of the symbolic）即为“机器的世界（a world of the machine）”（Kittler，1985/1999：15）。这句话反过来说，在基特勒的媒介史书写中依然成立：机器的世界即为象征的世界。拉康曾借助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柏拉图主义科学史研究来论证其观点，反之，基特勒的媒介史书写同样可以从柯瓦雷那里得到说明。

在柯瓦雷看来，科学工具在科学事实或科学过程中的意义只在于它们表现了已经形成的假说和理论。他认为，伽利略的科学实验并没有实际发生，真正决定性的是宗教神学和数学形而上学在观念上的改变。拉康将柯瓦雷的观点浓缩为一个更为极致的论断：“我们的物理学”归根结底不过是“以数学符号为工具的精神上的建构”。科学实验不仅以理论为基础，就连进行实验的工具也不过是理论抽象的化身。这显然是哈金和拉图尔以来的科学史研究以及新唯物主义所反对的立场。在拉图尔看来，行动者的关系网络建立在实体物（entity）之间，主客体关系“依赖于大量实体而存在”（Latour，2005：208）。而实体的关系性和偶然性被视为物质性现实的本质。因此，相较于基特勒，拉图尔的物质符号学或行动者网络对于物质性的研究具有更明显的拉康所反对的“实存主义”的倾向。基特勒则表现出与之相反的“非实存”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与柯瓦雷一样重视数学的基特勒身上得到揭示。在《话语网络1800/1900》上下两部分的“副标题”中，基特勒以两道数学公式作为进入两个话语网络的不同“钥匙”。话语网络1800的公式是被称为“上帝公式”的欧拉公式，其函数图形表示为一个连续的圆周，也即一个“复利增长”的封闭回路（Griffin et al，1996）。话语网络1900的公式是伯纳德·波尔查诺的公式，其公式写作二进制的“y=（a）+（-a）+（a）+（-a）+......”。两道不同时代的数学公式分别标记出两个话语网络、两种符号形式和意指机制，最为显著的结构性特征。前者是连续性的意义所指增强，而后者则是差异性的无意义能指铭写，话语回路此时被媒介堵塞而无法被消费，只能被储存。

综上，从话语网络1800到1900，从语音到铭写的物质性的断裂，基特勒所描述的始终是某种物质性世界。这种物质性世界基于一种非实存且非观念的意指机制，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的物质性，类似亚里士多德所谓“形式（eidos）”或某种数学形式。它不能简单化约为存在物，而是占据了存在本身。正是它，构成了话语网络运作及断裂的基础。媒介，意味着能指链无止尽地滑动与回溯而无所抵达，则是物质性世界断裂的产物。换句话说，基特勒所谓媒介物质性，根本不是媒介的物质性，而是物质性的断裂产生了媒介。正是断裂，使得尼采在语言哲学、打字机体验以及爱欲关系的“试验”中，揭示了“意无所指”的能指-媒介运作。这种运作在心理物理学中被“转化为了科学”（Kittler，1985/1990：206），乃至成为马拉美、斯坦因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基底。而从媒介到媒介物，则是话语网络中物质性话语陈述的重复性显现——“物”无论是指技术媒介，还是各种被视为媒介的实存。无论是留声机、电影放映机，还是打字机，抑或是尼采构想的“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印在某种材料上”的机器，甚至是心理物理学实验中的测速仪（tachistoscopes）等计量设备（Kittler，1985/1990：222），都是对于断裂后能指-媒介差异性铭写的复现。它们在物的质地、材料上各不相同，但是遵循着同样的能指在生理性表面进行差异性铭写的基本逻辑。其对于人的决定性，并非源自有形的、固实的实存，而是归于其所处的意指机制的非实存，即语言的物质性世界。而在物质性世界断裂之前，也即媒介存在之前，媒介物也尚未存在。彼时，媒介只是“预备”，而直指意义的语音、“母亲之口”、浮士德“自由翻译”时手眼协作的书写，也同样只是此后媒介物的预备。

总之，尽管重视技术媒介，但是基特勒对于物质性和媒介的思考并非绝然将我们引至实存的媒介物，更不是转向“格物致知”。他不必为当下媒介物质性研究中的物之迷思负责。事实上，基特勒并非福柯意义上的“话语实践创始者”，其思考站在以福柯、拉康、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的肩膀上，其本人也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只不过，在过往媒介物质性研究中，基特勒与（后）结构主义的参照较少真正得到关注。因此，本文则尝试由此回到基特勒及其所谓物质性和媒介的本真意涵。而“回到基特勒”，正如拉康“回到弗洛伊德”、阿尔都塞“回到马克思”，并非原教旨般的因循，将这位理论家全然归于（后）结构主义，进而忽视其理论创新。基特勒的媒介思想当然有其复杂且多元的思想渊源，比如此外的信息论、控制论。只不过，其对于媒介物质性的思考，主要显现于以媒介的视角对（后）结构主义的改写，甚至，这种改写使得我们必须在思想史中重新思考（后）结构主义背后的物质性世界。而当我们由此进入基特勒，则得以窥视基特勒意义上的物质性和媒介到底以何种方式运作和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放当下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学术想象，而不仅仅将基特勒的箴言置于文章开头，并束之高阁，然后局限于某种发现一个又一个媒介物“小人儿”（黄旦，2021）的实存的既有范式。

同时，这也使我们得以真正跟上理论家最激进的步伐——（后）结构主义的底色使得基特勒在其后期面向未来思考媒介物质性时，递归式地折返于计算机语言与古希腊的数学语言。而且，他没有像物质符号学、新唯物主义那样，将主体性平均地在人与非人的物之间分享，而是借由物质性的媒介完全解构了意指，瓦解人的主体性，并将其全部交与非实存的物质性世界支配。他没有像凯瑟琳·海尔斯等后人类主义者那样，保守着人道主义（humanism）的底色。相反，作为一名彻底的反人道主义者，他从未为人的主体性瓦解感到悲观，甚至积极地否定着人类主体。这种否定正是建立在经由媒介所显现的物质性世界断裂上，而在断裂中，人类主体从幻象的先验主体，降格为铭写表面。因此，从物质性的决定论角度，“回到基特勒”并重新发现非实存的媒介物质性，才最终使我们触碰其最为深远的内核与真正的超越性所在。

最后，“回到基特勒”也为未来的媒介物质性研究打开更广阔的理论视野。特别是当我们经由基特勒，回到此时此刻身处的物质性世界。在智能时代，我们正目睹着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包括ChatGPT、Midjourney、Sora的兴起。如齐泽克在评论文章“人工智障（Artificial Idiocy）”所说的，这种大语言模型以其物质性力量，重新揭示了“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Žižek，2023）。它由海量模仿生物神经网络的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组成。通过丰富的数据训练，神经网络的计算模型的性能不断自我提升。它不仅能够完成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人机交互，甚至实现了语言的“涌现（emergent）”，即拥有了远超人类想象的推理、规划与创造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根源便是强大的计算模型，并依托于数学、统计学、认知科学及计算科学。这也是为什么，基特勒在五十多岁时带领着“青年基特勒（Kittler Youth）”学习编程语言（Krajewski，2011），而不是去“格物致知”，拆开电脑主机，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因此，这种“计算的物质性”如果被归于某种彼得斯意义上的“基础设施”（胡翼青，胡欣阅，2023），反而容易在未来的相关研究中走入关注某种实存物的歧途。未来，我们应遵循基特勒所延续的“语言的物质性”，坦然地将算法视作非实存的语言结构、符号形式或意指机制。未来，媒介物质性研究如果不尝试进入诸如神经网络的感知机模型（perceptron）的历史，或者不熟悉计算语言、计算原理，也就无法真正理解我们当下所处的智能时代的物质性世界。

本期执编/肖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