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乌托邦时代的尾声
我于一九七二年出生在中国西部省份四川南部一个小县城的郊区农村。隆昌这个地方对我来说谈不上什么有益的影响，它没有任何文化传统，仅仅因为交通便利而成为一个商业发达的地方，它的过度商业和世俗跟我的气质格格不入，也极度不利于我的成长。我的父母皆近于文盲，家里的墙壁上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画像。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本就非常贫困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但父母并没有因此而视我为多余的人，反而给了我最多的爱。由于父亲的不负责任，母亲用她瘦弱的身躯承担了几乎全部的家庭重担，她给我的爱是我一生中得到的最大的温暖，这样的爱永远沉淀在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在面对黑暗的时候始终不至于整个被黑暗所吞噬。我从小脾气暴躁，性格倔强，内向孤僻，不那么讨人喜欢，以至于我的一些亲戚都认为我恐怕不适合在这个社会生存。但幼小的我也表现出一些在我父亲和一些邻居看来非同寻常的一面，比如我还没上小学就在兄长的影响下学会了看简单的书籍，能做一些加减乘除的计算，达到了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水平。于是我父亲一直认为我是神童，也许他希望有一天自己能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
我一九八零年上小学，我读书的时候小学语文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泽东和华国锋坐在一起的画面，毛对华说：“你办事，我放心。”接下来是“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这是我出生和童年时期经历的七十年代！毛泽东去世和文革结束的时候我四岁，没有任何对此一重大事件和文革的记忆。但我有关于农村公社化和集体所有制的记忆，尤其是这样的制度带来的贫困甚至饥饿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记得每年过了春节就是荒年，家里煮的稀饭，我怎么捞也无法从其中捞出多少米来。但孩子永远是天塌下来也不关心的，他们不承担家庭的重担。因此，家庭的贫穷和时代的荒谬只是通过它带来的压抑气氛让我感觉到，更多时候，我依然是一种孩子式的无忧无虑。今天孩子的生存竞争从他们刚出生时就开始了，他们从小就得参加钢琴小提琴，绘画奥数等各种培训班。而我没有任何此类的额外负担，山间田野是我的天地，我在毫无作业压力的情况下自由自在地在大自然中长大。我们的玩具基本都是自己制作，我有捉鱼捞虾，听着知了吱吱地叫着夏天的童年！于是后来每次听罗大佑的《童年》，我都会沉入美好而温暖的回忆之中。我或与伙伴嬉戏，或一个人独坐自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白云，静静地沉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着边际地幻想。在这么小的年龄，我的心灵深处就有一股莫名的忧伤，就是我感觉到这个形而下的世界没有我真正想要的东西，我总在渴望和向往着遥远的也许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与其它孩子相比，心灵比较敏感丰富，语言和数理逻辑智能有那么一点点出众可能是我独特的地方。
我对阅读和现实之外世界的向往和痴迷是与生俱来的。家里没有任何藏书，哥哥姐姐的教材就成了我的阅读对象，我还阅读了大量的连环画，主要是各个朝代的历史演义，印象最深的童书是《丁丁历险记》，但没有读到多少在今天看来有价值的好书，比如安徒生童话，我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才尝试去阅读。七十年代的童年经历让我保留了对那个集体狂欢的乌托邦时代的些微记忆，不至于像八零后的孩子那样，仅仅在书上读到关于那个年代的文章，或听过来人讲起那个时代，仿佛在听遥远的荒诞而神奇的传说。
英雄幻想的青春年代
从我十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时代明显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的能量得到空前的释放，我从此不再饿肚子了。而在流行文化层面，邓丽君的私人情感叙事取代了集体主义的宏大颂歌，电视连续剧《霍元甲》、《射雕英雄转》让所有人为之疯狂，香港成了某种文化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图腾。长头发、墨镜、花衬衫、喇叭裤、尖头皮鞋和三羊牌录音机成了时髦青年的标志。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和反映对越战争的《高山下的花环》等电影都激起了我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激情。
据生于六十年代的人回忆说，八十年代是理想的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是精神的年代，是民主自由宏大叙事的激情燃烧的乌托邦岁月。但因为我成长于小县城的郊区农村，年龄又小得多，这样的文化思想启蒙和追求理想的氛围基本上没有影响到我。我只是在九十年代以后通过各种途径的阅读去回顾和想象性地经历了这样的精神氛围，了解了那些历史事实和他们的思想。这十年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英雄幻想的阶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同学给了我一本武侠小说《残肢令》，我当天中午就没有回家吃饭，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好看让人过瘾的小说，它极大地满足了我对超能力的渴望和行侠仗义的英雄幻想，此后我的阅读就进入了十年的武侠时代。由于我在数理逻辑智能方面超过一般学生，由于我好学深思，由于我记忆力惊人，也由于我心思单纯而集中，因此，尽管我上课很少听讲，作业也经常完不成，在学习上下的功夫很少，但在老师同学家长都很看重的学习成绩方面，我却总是佼佼者，每次考试都感到轻松无比！我多余的精力、太多的幻想憧憬和情感热血没有地方发泄和安放，于是几乎全部投射到了武侠小说上，幻想自己是行侠仗义的英雄！我走在路上看，躲在树林中看，上课偷着看，躺在床上熬夜看，上厕所也看，看完金庸古龙梁羽生温瑞安看陈青云柳残阳卧龙生武林憔子，我几乎看完了整个县城能找到的所有武侠小说，以至于我的一些同学感到吃惊，一个成天看武侠小说的人怎么考上的北大？后来回忆起这十年的阅读经历我痛不欲生，懊悔不已，为什么就没有读到一本对我的精神发育和思想启蒙有价值的好书呢？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好老师或有思想的朋友将我领进思想和精神的世界多好！不仅如此，我巨大的生命能量在武侠小说中还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又买来各种武术杂志自学武术，我买所有的体育和军事类杂志，而对缠绵悱恻的琼瑶类小说根本不屑一顾。此一时期我的老师对我的印象怎么样呢？八九年初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看着我的毕业照摇头说：“你看你的照片多么木讷啊，你太不机灵圆滑了，怎么能讨人喜欢呢，以后混社会难啊！”
这个时代的政治状况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腐败。中国官员的普遍腐败并不是今天才开始，八十年代中后期，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单纯而有正义感的我对此难以接受，这种感受和简单的义愤影响了我后来高考时的志愿填报。
北大四年：精神分裂中的痛苦觉醒
出于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的愤怒，我决定报考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我幻想成为一个法官来主持正义。但阴差阳错的是，因为高考考得比较好，我被北大历史系提前录取了。这个时候我并没有预料到上北大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没有预料到它将怎样影响我的思想和人生轨迹，只是觉得考上北大对我来说像梦一般，我之前其实根本没敢做这个梦。当时北大在我心目中是如此的神圣和高不可攀，以至于哪个专业我都根本不在乎了。在正式走进燕园之前，我不能不提到在石家庄陆军学院一年的军训。整个青少年时期，我都对军队充满了向往，但军训一年把我对军队的幻想憧憬击得粉碎。军队的专制和模式化极端不适合我，这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当局对我们的洗脑，他们强迫我们学习毛选邓选。因为听美国之音的缘故，我受到中队区队军官的批评，他们还收缴我的录音机。我这个人吃软不吃硬，服理不服权，他们的蛮横做法激起了我强烈的反抗情绪。但是，我得说，这个时候我二十岁了，还没有接触到任何思想资源，没有受到过任何高人的指点，只是一股本能的反抗情绪。一年军训结束，我长出一口气，噩梦终于结束了！我激动兴奋地憧憬着进入北大的新体验新感觉！
提起北大，我的感情很复杂。除了当初引起争议的一篇《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我没有再就北大说过什么。其实刚进北大，我就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觉得眼花缭乱，傻了！本科的课基本是博导来给我们上，虽然以我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的思想和学识都够糟糕，但肯定比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强得多，至少他们不给标准答案了。但这都不是那么重要，现在的北大之价值不在于它有多少优秀的教师，而在于由每天的各种学术讲座、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化社团以及喜爱阅读普遍好学的学生活跃起来的校园文化氛围！最初两年，我不断地穿梭出没于各种讲座，并且省吃俭用购买了大量各个方面的人文思想类书籍。当然，你不要指望这个时候在北大的课堂和讲座上还有老师能发出异端的声音，能成为你的思想启蒙导师，北大现在的老师中已经没有几个坚守知识分子良知，追求超越价值以及纯粹而执著地守护精神圣火的了，要那样的老师，回到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找去吧！要知道，九十年代初无论是北大还是整个中国思想界都是方经大难，处在万马齐喑的状态。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个时候真正有思想有血性的大学老师要么流落江湖，要么被赶到国外，要么被抓进了监狱。既然如此，我又如何在黑暗中沐浴到启蒙的光辉并逐渐在蒙昧中开始觉醒呢？
促使我觉醒的因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精神分裂的痛苦逼使我开始思索。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学纷纷争取入党，他们在为以后进入政府机关谋求更好的前途做准备，看着他们如此有抱负如此热衷于自己的权途，我为自己的不思进取感到无比惭愧，因而也萌生了当大官挣大钱衣锦还乡的理想。但我这人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太过诚实，不善作伪！从来不习惯于说违心的话，于是入党申请书写得无比艰难，参加起党校学习班来无比痛苦，这个时候我开始痛恨自己的诚实，成大事业者不拘小节啊！你连这点厚黑功夫都没有，怎么在这个社会上混啊？我对那些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却面不改色的同学佩服得五体投地。同时我也开始感到怀疑，为什么我要在这个社会这个体制下生存得好就必须说假话必须不诚实？必须要首先泯灭自己的良心把自己变得更坏？到底是我们国家的体制、国民性和文化都出了问题还是我有问题？或都有问题？这种无法忍受的精神分裂促使我在痛苦中开始了思索。
另一个思考的起点是文化大革命。我是学历史的，而且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但现实却总是让我骄傲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热情受到挫伤。比如初中的时候开始学数理化，我却发现自然科学中的定理公理几乎全是欧洲人弄出来的，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呢？中国这么牛，为什么却这么穷武器这么落后呢？尤其让我不能接受的是，我的伟大祖国怎么还能在二十世纪上演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荒唐闹剧呢？对文革的反思让我开始思考中国的历史、文化、政治、中国人的国民性尤其共产主义的历史、政治运作和理论逻辑等等。
此一时期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李泽厚。今天的李泽厚因为没有与时俱进，已经没有太多值得说的了。但我永远要感激他！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中国传统中“实用理性”思维的揭示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让我知道中国文化基因中极其缺乏超越性的价值准则和非功利的纯粹爱智精神；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解释模式在我看来至今都没有失效，中国人总的来说不追求作为终极价值的个体生命自由，而是把它作为手段纳入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中；李泽厚还高扬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并一定程度上以个体存在的偶然性来反对决定论，这种观念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个体意识的觉醒。此一时期对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和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阅读让我头脑中长期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开始受到冲击！这两本书也是我最早接触的英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此一时期不能不提的还有《顾准文集》这本书，我惊讶于一个文革时期思想者达到的深度，并吃惊于他对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以及计划经济深刻到位的批判！
北大四年的觉醒不光是思的觉醒，还有个体存在意识的觉醒，我开始对功利化的人生价值感到不满足，开始感受到存在的孤独、虚无和荒诞，感受到终极意义和神圣价值缺失导致的生命迷途和无家的悲痛。无论是挤入官场角逐权力还是冲进商场追逐金钱都不是我内心真正的渴望。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强烈地感受到选择人生道路的困惑。我甚至觉得，这些虚无缥缈的痛苦都是喜欢读书带来的结果。
上了大学之后返观中小学所受的教育，我觉得那个时候接受的文科知识基本上都是当局用来欺骗我们的伪知识，教育理念也不是打开学生的视野让他们在自由思考中去追求真理并获得真正的生存能力，我感到自己整个青少年时期的美好时光都被浪费得太可惜了，太多的学生在当局的愚民教育中上当受骗了！一方面基于这样的希望后来者不再重复我之悲剧的推己及人之情怀，另一方面这种教育理想的追求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我追求超越性价值的冲动，因此，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主动选择了到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做一名高中历史教师。
自贡三年：孤独绝望中的呐喊
理想主义者一开始往往是天真的，自己意识到了一些问题，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观念，就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样的天真注定了我要碰得头破血流。在上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我力图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以及国民性进行系统的反思；还就教科书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遮蔽进行揭示，就教科书评价历史时的简单化和意识形态化进行纠偏，比如关于抗日反右和文革；同时还在课堂上鼓吹三权分立和新闻自由；并试图唤醒学生追求生命价值和个体权利的意识。
但我显然对中国的学校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封闭保守和功利冷漠都估计不足！我惊世骇俗的各种言论很快就通过学生的嘴传到了家长、同事和学校领导那里，校长多次给我打招呼，要我遵循“党”的教育方针，威胁要停我的课！人们以看待疯子的眼光看待我，把我视为迂腐的怪人狂人！一个同事说：“你不适合在中国生存，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当然，别人如何看待我是无关紧要的，不被理解本就是所有先驱者共同的命运。但这种不理解和嘲弄也说明了我面对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没有人理解和支持，我一个人能改变得了什么呢？校长同事观念的极度僵化保守和应试氛围的极端疯狂都让我感到如置身荒原或疯人院！孤独而声嘶力竭的呐喊无人回应，我猛烈地以头撞墙，却被无形的墙反弹回来，我精疲力竭却似乎什么也改变不了！一年之后，我的热血开始逐渐冷却下来，内心感到极度的分裂、焦灼和痛苦，难道就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对现实完全无能为力？难道就到死也看不到自由的曙光？经常，我一个人深夜徘徊在自贡清冷无人的大街上，不知道路在何方！
为了思考问题所在，探询生命、教育、社会和政治的出路，压抑绝望中我继续通过阅读寻找精神资源。这个时期没有上网，因此我错过了早一些在网络上寻找到同道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读到了余杰和摩罗的书，虽然没有获得什么思想的启迪，却产生了吾道不孤的感觉；这个时候也看到了何清裢的《现代化的陷阱》，朱学勤的《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终于有人在真实地描述我们身边的现实了！但此一时期，陪伴我孤独心灵给我力量的更多的是鲁迅著作。无论是狂人的发疯体验还是先驱者的孤独体验，以及对麻木庸众的体验，还是生命的虚无黑暗体验，我都在鲁迅那里寻找到了共鸣。而鲁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瞒和骗”的揭示和批判，尤其得到了我深深的认同并给了我决定性的启发。因此，在我的教育理念中，真实、真诚、真理、自由、独立和批判这些词语就成了关键词。这三年的内心经历对我来说不啻于是生命的熬炼或曰灵魂的炼狱！借用鲁迅的话说，我终于知道自己并非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了。当从书斋走向社会，当理想遭遇现实，天真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世界永远不会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坚持、奋起还是消沉？继续追求理想还是融入功利性追求的世俗生活？适应、改变环境还是寻找理想的环境？适应非我所愿，改变非我所能，因此在自贡教书三年之后，我选择了逃离压抑的环境去寻找自由的土地！到中国媒体的天堂广州去！也许我能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理想！
媒体生涯：真实自由是一个梦
我这人总是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生存，总是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有那么一点点超越于肉体生存之上的意义。干不了教育，新闻媒体是另一个选择。我不喜欢市民报纸而喜欢《南方周末》那样的媒体，通过媒体批判社会政治现实，引领观念变革，推动社会前进。但以我当时的经历和人脉来说，我没有机会进入那样的媒体。体育也是我的爱好，在大学同学，当时的《南风窗》新闻部主任翁宝的推荐下，我到了当时刚创办的《南方体育》去实习，但因为与南体编辑群的个性差别太大了，短短一个月的实习之后我就走了，也曾在二零零零年欧锦赛期间到这次首先报道我的文章引起的争议的《新快报》体育部实习，但也没有留下来。其实同学所在的《南风窗》就有机会，但我还是觉得《南风窗》的尺度太紧了，看着还远不够痛快。就是这样我还听同学说，他们经常受到有关方面的批评。我一想，你们《南风窗》那样不痛不痒的批评，骂捧结合的格调，我连看都提不起兴趣，做起来更不会有劲！在当今中国，真实自由的媒体工作也许本就是个乌托邦梦想。这一番对中国最自由最具批判精神媒体的近距离观察对我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在自贡的中学教书并感到压抑绝望的时候，我憧憬着自由而充满活力的南国城市广州。当真的接触了广州媒体的时候，绝不妥协的性格使我连这样的媒体也无法接受。我实现梦想的地方在哪里啊？这次是彻底绝望了！我又想回到中学教书。从孩子开始吧，成年人已经总体上完蛋了！于是我又到了私立广州华美外国语学校教书。
再次回到讲台我吸取了在自贡教书的教训，一开始还是比较克制，但我不是一个具有内心分裂能力的人。在没有意识到中学教育和中学文科教材荒谬性的时候，我能够考上北大，而一旦不再相信那些骗人的东西，我就无法再做教材的传声筒，而只能按照通过阅读了解到的历史事实、领悟到的思想以及自己独立思考的心得体会来引导学生思考和面对真实。因此，我的克制只能是有限度的，也只能是短时间的。在课堂上讲着讲着，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自由发挥起来！要我克制自由思考和言说的欲望以及追求真理的渴望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追求真理本就是人的天性，只是我们的教育长期被工具化和意识形态化，这使得它早已遗忘何为对真理的追求和批判精神了。在总体思想封闭的背景下，我这样异端的思想言论是注定要引起轰动的。很快家长就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了我的反动，他们打电话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中学部校长赶紧来听我的课，我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何况，就算意识到什么也不会在意，照样按照我的个性自由地上课，在课堂上我对邓小平和蒋经国进行了比较，批评了邓主持反右、严打以及镇压某运动的错误，肯定了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的伟大功绩！校长一听吓坏了，这还了得，敢批评我们伟大亲爱的小平同志！他赶紧去跟老板汇报，老板马上决定停了我当天的后面两堂课。我曾把中国教育的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上，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不受体制束缚的自由，有充分的自主权，就如私营企业一般，应该充满活力和创造精神，但现实完全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公立学校确实体制僵化，封闭保守，不思进取，但在现有体制下，公立学校要开除一个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公立学校不怕关门，私立学校却最畏惧这个，如果他们不果断把我这个反动分子赶走，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完全可以威胁关了私立学校，这样他们的所有投资都会付诸东流，于是他们更加不能容忍异端。我的第一次教书生涯将近三年时间，而这次只有二十一天！没有政治自由，没有多元化的空间，私立学校的出现对改变中国教育僵化封闭的现状几乎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还能到哪里去呢？我终于谋求到一个可以接受的媒体工作，就是到广州日报大洋网足球频道做网络编辑。这个工作待遇一般，不需要什么创造力，但中国媒体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自由，至少在体育和娱乐两个领域实现了。你想批评足协领导、教练还是球员肯定都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无须内心分裂，当然，也没有什么价值感；而我自己是狂热的足球迷，所以对这个工作还是有一定兴趣的。这样混了两年，拷贝粘贴的工作是典型的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体力劳动，这样的工作对我这种追求意义又喜欢精神创造性的人来说，时间长了显然也是难以忍受的。
理想的教育和媒体环境都没有，我又能到哪里去呢？与自贡教书时候一样，我内心感到无比地焦灼和绝望，依然常常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徘徊！路在何方？这个时候我又产生了到大学做学问教书的念头，大学总比中学自由一些吧？做学问毕竟还是我曾经的梦想吧？但是，没有哪个大学会要我这个毫无名气的本科生，要进大学我必须读研读博！但当英语准备好了之后，政治书却让我愤怒地下了决心，我他妈一辈子也不考这狗屁研究生了！
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来到了位于北京昌平的《中国经济时报》理论版做实习编辑。一方面我对经济不是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我约的秦晖萧雪慧等人的稿件都很难发得出去，这个编辑还是做得很郁闷很憋气。这个时候我在网络上认识的朋友，杭州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郭初阳介绍我到杭外去教书，是教语文！听说杭外很自由，听说他们的校长很宽容，听说杭外的老师学生都很好；而与教历史相比，教语文显然可以更多地回避政治问题，我可以只关心审美，从而不用痛苦地精神分裂！杭外让我记忆深刻，我喜欢那里高素质的教师群体、天赋不错而且求知欲很强的学生以及宽松的氛围。但是由于我在指导文学社办阅读刊物的过程中让学生在刊物上介绍了李慎之、朱学勤、奥威尔、王实味和林昭等人物，有些老师看了之后大惊大怒：这还了得，太反动了！于是又是到学校领导那里去告状！再加上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石世昌本来就看不惯我，这次我又没能在这个学校呆下来，失去了这么好的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环境，我的内心充满遗憾！这次事件给我的一个教训是：我太锋芒毕露，太操之过急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我更适合做猛打猛冲的闯将，却不适合做一个妥协中的坚持者！
这次事件之后我又回到了广州，企图继续谋求媒体的工作。无论如何，我都在这两个自己认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圈子里转来转去，甚至怀疑这是自己的宿命，是上天的有意安排！否则为什么离了这两类工作我做别的什么都觉得没有意思毫无价值呢？那么多人经商不也是很愉快吗？经过朋友的介绍，我有机会到《羊城晚报·理论版》工作，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我问理论版负责人张子秋女士：你们的自由度有多大啊？她说：“我转载一篇《人民日报·理论版》的文章，也被值班副总编和谐掉了，理由是为报社五千员工的饭碗着想！”我一听，这样的自由度，还做个屁的新闻？于是宁愿饿饭宁愿接受朋友资助也坚决不接受这个工作了。
中学教育：我心中永远的情结
这样在大半个中国倒腾了一圈，我真觉得自己彻底走投无路了！绝望透顶了！我颓废得连跟家人都不电话联系了！以至于他们都以为我自杀了！我真的想过自杀吗？没有，反抗绝望，这是鲁迅给我的精神支撑！我这个人生命能量和意志力都很强，不会轻易放弃和认输！这时我突然想起成都的一个教育杂志《教师之友》以及它的执行副主编李玉龙，这是一个采访过秦晖的教育杂志，李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教育媒体人！如果不能在学校教书，通过媒体来团聚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独的有教育和社会理想的教师也不错啊！能够借这个平台传播一些思想和新的教育理念也是很有价值的事啊！做这个杂志甚至结合了我的教育理想和媒体理想！在做《教师之友》的过程中，我对教育开始有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并广泛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教育现实，结识了不少有理想有思想的中小学老师，我们还举办了不少活动来传播新的教育理念。做这样扎实具体琐碎的事情对我的阅读和学术追求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改变中国教育的价值之大也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我无怨无悔！
但中国的现实永远是无情的。《教师之友》杂志社隶属于四川教育出版社，因为出版集团与四川省教科所的一场交易，杂志被教科所拿过去并改名。《教师之友》杂志成了消失的记忆留在那些曾被它点燃过激动过的教师读者心中！一年多的《教师之友》编辑生涯也是我生命中无法磨灭的美好记忆！这是最接近我理想的一次工作经历！
我又失业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读书，看碟，然后颓废！我施展才华和实现理想的地方在哪里？
2005年下学期，通过李镇西老师的推荐，我受聘到都江验光亚学校任IB语文教师，IB是一个来自欧洲的大学预科课程。在到光亚学校之前，我根本不知IB为何物。拿到它的教学大纲之后，我感到耳目一新，IB母语课程没有统一编定的教材，却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书目供我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以及学生的具体状况来进行选择；它的教学方式非常灵活，强调启发学生思维发挥学生创造性以及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它的考试方式非常独特，让学生写论文，写文学评论，还进行口头考试！我可以自由地实践我的教育理念追寻我的教育理想！在这三年间，校长卿光亚先生给了我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度！虽然在教育部的压力下，卿校长不得不辞退我，我又一次失去了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空间！但无论如何，对卿校长给予我的理解支持和包容，我都永远心怀感激！
我做一个工作从未超过三年，本来这次可能打破这一个人记录。但因为5·12地震的发生，因为《那一刻地动山摇》这篇文章，我又将失去工作了。同样来自后极权国家的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都说：后极权主义社会的政权不过靠暴力和谎言来维护统治，因此对付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说出真实，哪怕丢掉工作也要说出真实！这是我虔诚信奉的思想，我也坚决实践了它，并因为说出真实而多次丢掉工作！为了心中自由的理想，我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人生充满偶然，这种偶然性正是我所迷恋的，如果人生的历程都按部就班，是早就设定好的不可更改的程序，那么人生将因缺少意外而变得非常平淡无聊。因为这次事件，我的教书生涯或者永远地结束了，但我的学术生涯将重新开始，思想的开拓将更加勇猛、坚决和锐利！我将系统地思考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以及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将通过自己的言论来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从而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2008年6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