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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何雨
一、背景：千年未有之城市经济地理大变局
各种迹象显示，当前我国的城市经济地理格局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变之中。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杭州湾、雄安新区、长江经济带、沿江高铁、武汉城市群、郑州城市群、长沙城市群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区域节点城市战略进入国家层面，在国家政策与时代机遇的双重冲击下，无论是传统的东部强市，还是新兴的中西部以省会为代表的新锐城市，正在深刻改写着数千年来的中国城市经济地理版图。
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在传统农耕经济状态下，受资源条件制约，在一个历史时期，往往只有一个中心城市，主要是帝国的京城。虽然从历史上看，北京、西安、南京、杭州、开封等都曾登上过历史的巅峰，但是，如同“一山难容二虎”一样，在同一个时代，也是“一朝难容二城”，基本上都是各领风骚数百年。
境况的彻底改变，能且只能发生在当代。我们知道，支撑超大型城市的生存与运转，需要庞大的资源。农耕时代的“一枝独秀”，从根源上看，是这一时代的经济资源不足以支持二个及其以上超级城市的正常运作。1978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重新拥抱主流世界文明。经过近40年的埋头苦干，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这一经济能力的变化，投射在城市发展上，就是中国具备了支持多个超级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
回顾历史，自新中国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城市，也只有北京和上海。即使在举国之力的支持下，北京和上海，依然像小脚女人那样，步履沉重且缓慢。甚至在改革开放后至新世纪前，也几乎没有能与北京、上海叫板的新一线城市。量变终究会带来质变。自去年以来，包括南京、杭州、厦门、武汉、郑州、成都、西安等在内的强二线城市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一时间风光无限。这些城市在经济体量上都已经超过或接近万亿元，在人口规模上基本上都在千万人左右。如何理解近年来的强二线城市现象？我的看法就是，在经济条件、技术手段、生活水平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城市进入了“诸侯称霸”的时代。其在城市经济地理上的意义，就是中国城市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阶段。这也是一个城市竞争，甚至城市战争异常惨烈的阶段。如果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恰当、政策支持科学合理，那么，就极可能在强二线城市之争中脱颖而出，跻身一流城市行列。同样，如何城市发展战略失当、政策引导混乱无序，那么，就会错失机遇，被新的强二线城市取代。
千年未有之中国城市经济地理大变局，同样在江苏省内上演。自去年以来，与省委领导班子大换血同步的是，江苏的城市经济地理战略也在急剧转型：作为省委一号工程的扬子江城市群战略，改写的是苏中与苏南城市经济地理格局；作为苏北重镇——徐州极力推动的黄淮海城市群，试图改写的则是苏北地区的城市经济地理；宁杭生态经济带，试图改写的是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经济地理关系；……
凡此种种，莫不表明，对于强二线城市来说，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上，具体城市如何定位，选择何种路径，依靠什么资源，就显得极为重要。这一问题，对南京来说，尤为重要。自前市委书记杨卫泽和前市长季建业双双落马后，在长达近三年的时间里，南京三易主帅，无论是在城市发展的战略与方向上，还是在具体的道路与政策选择上，都游移不定。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随着新书记的到位，南京有望迎来一个城市主官稳定执政期。如何在承继既有成绩与经验的同时，抓住时代机遇，继往开来，开辟南京城市发展的新篇章，拿稳中国城市经济地理千年巨变的车票，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寻找城市发展的智慧呢？其实，历史是一个连续统。欲明前路，必晓来路。作为一个千年古都，南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有何与众不同的特质，其资源优势又何在？只有科学、深刻回答这一城市来路问题，才能精准、合理地在新时代创制出符合城市规律、体现南京特色的城市前路。
二、省会南京：绝无仅有的城市区位
“天时、地利、人和”，是影响战争走向及其胜负的三大关键因素，同样，这也是影响甚至规定城市发展方向与内容的基本因素。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影响南京城市发展的“地利”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正如历史的短命王朝一样，南京结束了其作为民国首都的短暂历史，降维为江苏省的省会。根据最新资料介绍，南京全市下辖11个区，总面积6587.02km²，2016年建成区面积1125.78km²，常住人口827万人，城镇人口678.14万人，城镇化率82%，是长三角地区及华东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
从首都到省会，折射出来的是城市地位的变化，即，从全国之中心，变成了江苏之一极。落差极为鲜明的：即使在江苏省域范围内，南京也只能偏安西南。东有苏锡常与之抗衡，北有长江天堑隔断了其与苏北城市的联系。所谓的“南京都市圈”，基本上也只有“都市”没有“圈”。
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地利”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打开南京地图（见下图），可以发现，作为一省之省会，承担着全省政治、文化与经济中枢的南京，在区位上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另类：一方面，其在全省行政版图中，偏安一隅，位于全省的西南角。另一方面，从其行政边界看，全市大部分边界与安徽接壤：北侧的六合，与安徽的天长接壤；西北的江浦，与安徽的来安、滁州、全椒相邻；西南则与安徽的马鞍山为伴；南侧的江宁、高淳则与安徽的郎溪紧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京，三面为安徽城市所围合，只有东部才与省内城市有着肌肤之亲。
当前，包括港澳台在内，中国共有34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有23个省，5个自治区。纵观这28个省或自治区的省会或首府，除了南京，基本上都位于本省行政区的地理中心，或是为本省行政区所围合。可以说，作为一省之省会的南京，其在行政地理上为邻省安徽所环抱，这一格局，放眼全国，可以说绝无仅有。
我们知道，现有的行政区划，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历史传统的沿袭。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行政区划的地理边界呢？历史地看，自秦帝国设立郡县制后，行政区划雏形就已经显现。至元朝开始，一种新的行政区划制度出现，即，行省制：其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单位为行省（简称为省）。这是作为异族的元朝，为了便于控制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中华帝国而采取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然而，这一创新并没有随着元王朝的退出而退出。相反，自13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历经元、明、清三代，行省制度在保留中不断完善，甚至今天中国之省级行政区域，大体上也都能看到行省制的烙印。
对于封建王朝，特别是外来王朝来说，如何保持中央政府的集权，限制地方政府的割据与分离倾向，始终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行省制度，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响应。故，通常来说，行省地理边界的设置，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自然地理因素。即，受地理条件、交通工具等因素的限制，以自然山川、河流为界，作为行省的自然地理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