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资料图
北大教授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闹得沸沸扬扬，两者都有广大支持者，但从一些网络舆论看，张维迎的“有限政府论”似乎占上风。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朱富强却非常不认同张维迎观点，认为张维迎在批驳林毅夫观点时存在很多逻辑缺陷，有些论据与历史事实也不相符。朱富强还认为，张维迎似乎得到了更多观众以及青年经济学子的网络支持，但学术的价值最重要的是看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依据，一项学术论战也不能由大众投票来决定输赢，而需要从更严谨的思辨逻辑加以拷问。
本文源自《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原文有删节
作者朱富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北大教授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爆发的产业政策之争，尽管发生已经有段时间了，但并没有结束。对此进行学理和逻辑层面的梳理和思辨，有利于我们从更深次认清整个问题。
张维迎主张彻底否定由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产业政策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以任何特殊的政策都不仅会滋生寻租土壤，而且会扼杀企业家精神，而实现创新的唯一途径是在自由市场中的经济试验，从而推崇“有限政府”乃至“最小政府”。
林毅夫则主张积极的产业政策，其理由是，任何经济的超常发展都依赖特定的产业政策，其中“有为政府”必不可缺;而产业政策的失败则主要在于基于赶超目的而违背了比较优势原则，以致相关企业在开放竞争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
论战结束后，张维迎似乎得到了更多观众以及青年经济学子的网络支持。问题是，学术的价值最重要的是看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依据，一项学术论战也不能由大众投票来决定输赢，而需要从更严谨的思辨逻辑加以拷问。
同时，真正的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学者，我们更应该关注现实世界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更多地关注市场失灵问题，进而积极探寻真实市场机制及其缺陷;而在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好的经济学家则应该更多地关注政府失灵问题，进而积极探究政府运行机制及其缺陷。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进行了30多年并且已经暴露出严重问题的今天，张维迎却依然基于经济学教材中的教条和逻辑反对对市场机制的反思。
有鉴于此，这里集中阐述“为何需要产业政策”这一议题，从而偏重于对否定产业政策的张维迎所持有主要观点和理由进行审视。
张维迎否定产业政策的认知缺陷
市场不完全、外部性以及垄断的存在往往会导向市场失灵，这是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的，但张维迎却转向奥地利学派而完全否认。
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资源配置的工具，并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而设定了非常强但不现实的假设，而当这些假设不满足时就出现了“市场失灵”; 正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为基础，林毅夫引入政府在产业引导上的积极作用。
相反，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谓的市场失灵，是市场理论的失灵而非市场本身的失灵;在这里，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分析范式，不仅可以证明“传统经济学有关市场失灵的理论都是错误的”，而且可以证明所有的产业政策都必然会失败。
问题是，(1)真的不存在市场失灵吗?实际上，我们只要引入市场主体的人际相异性尤其是权力不平等，就很容易推导出一系列不同于有效市场的结论。所以，林毅夫说，张维迎是在以理论来看世界，而不是以真实世界的现象来构建理论。(2)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能否彻底否定产业政策的现实可行性?
实际上，笔者在一系列的文章已经就奥地利学派的市场过程观、企业家才能观以及市场协调观等作了系统的梳理和剖析，接下来集中就张维迎在反对产业政策时所使用的相关理据和论断作一审视。
(一)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而产业政策存在一个隐含假设：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很大程度上，信息的分散性、个体的无知性以及社会变动的不确定性是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术语，这拓延到产业政策的认识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理解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
一方面，就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而言。张维迎诉诸于奥地利学派，试图利用哈耶克的信息成本和个人知识来反对信息集中和经济计划，强调市场机制在信息方面相对于中央计划体制的优越性。
不过，奥地利学派的“个人知识”观也一直遭到多方质疑。
(1)个人知识的“无知性”和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固然导致不可能存在最优决策，但决策也应有好坏优劣之分，而这往往决定于决策者的相对“知识”量。显然，作为知识精英的政府经济决策者，他们对经济总体趋势的判断往往要比普罗大众更合理些。
(2)社会互动下经济决策最为重要的不是涉及人与物关系的孤立性知识，而是涉及人与人关系的协同性知识，因为知识本身显然就具有互补性和协同要求。显然，纯粹市场中价格信号并非是对此类知识进行协调的最优机制，因为价格信号往往也潜含了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
(3)现代社会中不仅有公地悲剧、集体行动困境现象，也存在大量的囚徒困境和反公地悲剧现象，因为市场行为往往是有限理性或非理性的。显然，这些都需要借助传统习俗、相关机制设计以及特定产业政策等“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也就是说，奥地利学派明显地夸大了个人知识在社会决策的地位，忽视了个人行为的非理性，从而看不到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看到的自发市场中的内卷困境。
另一方面，就技术和产业创新的不确定而言。张维迎实际上将不确定性等同于完全随机的无序性，等同于物理世界的布朗运动;相反，经济世界的不确定主要是指我们无法预计到具体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对总体发展方向一无所知。
譬如，张维迎说，30年前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因而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但事实是，我们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预见到了信息时代的来临，很多国家都为此做了扎实而充足的准备，这成为它们在当今国际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原因。
一般来说，就产业政策而言，即使我们看不到具体的产品，但至少有两方面的工作是大致可以做的：(1)新兴产业所需要的基础设施;(2)传统产业所需要的生产技术。究其原因，新兴行业处于快速变动之中，无论产品还是技术都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发展规律，单个企业的生产投资和技术开发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规划具体产品或技术的开发，而应该为这些开发夯实基础设施的基础，包括基础科研、人力资本的培育、创新体系的建设以及创业基金的设置等。与此不同，传统行业是很长一段时间每个社会都需要的，而且已经呈现出了较为稳定的产业发展和转移规律，只是国内技术和相应的配套设施还没有跟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集中资源进行某些关键技术的攻关或引进，也可以对孤立的企业行为加以协调以迅速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二)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扭曲
张维迎认为，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另一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存在完美的激励机制来保障政府官员会制定出合理的产业政策并有效执行它。从两方面看：(1)产业政策所创造出权力租金必然引发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以致一项特定产业政策的出台往往不是科学认知的结果而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得到政策扶植的通常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2)政府官员的激励和企业家很不一样：不像企业家一样自身承担试错成败的收益和损失，政府官员会努力回避个人责任，这包括以专家意见来推卸责任，以随大流来推卸责任。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严峻的现实问题，但由此来否定一切产业政策，却缺乏严格的逻辑依据。从理论上说，产业政策的制定是否合理以及能否成功至少关涉这样两大方面：一是政府官员的价值选择和考核升迁制度;二是产业政策的决策程序。
一方面，就政府官员的价值选择而言。张维迎强调，政府官员往往会刻意掩盖产业政策的错误，为此不惜进一步投入更多的资金，而企业家既没有权力也没有积极性掩盖错误;同时，产业政策还会滋生出严重的寻租行为和腐败，激发出官商勾结行为。
这里的问题是：(1)为以前的决策错误而追加投资绝不仅限于政府官员，大量的私人企业家也会这样做，因为没有多少人如此“理性”而甘愿将自己以前的错误投资当作沉淀成本，这也是众多企业最终走向破产的原因;(2)合理的产业政策恰恰是资助那些暂时还不具有赢利性、从而私人不愿意投资的行业，政府通过补贴等吸引私人进入目的也只是减少这些企业的损失，通过市场准入限制目的只是培育它的自生能力而不是创造高额利润，这与重商主义时期以税收为目的的许可证制度之间存在本质性差异：(3)掩盖决策错误和寻租腐败行为的存在反映了制度安排和信息披露机制出了问题，但并不能由此否定产业政策，相反，昭示我们去改进监督和奖惩机制，去构造公开透明的信息传递机制，和发展绩效挂钩的官员考核升迁制度，从而促使政府官员倾向于将其价值体现主要定位在经济和产业政策的成功上。
另一方面，产业政策的决策程序而言。张维迎认为，一项政策的后果显现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政府官员频繁调动使得明确界定每个官员的个人责任变得不可能，每个官员都有充足的理由为自己的决策辩护，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一个政策的失败是由于政策本身还是执行上，是制定者还是执行者。
这里的问题关键是：现实生活中的产业政策究竟如何决策和产生的?一般地，奥地利学派往往以孤立的自然个体作为决策主体，乃至也就将经济计划或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个人化，并由此强调组织计划的不可行。但实际上是：(1)任何国家的产业政策都不只是某个人拍脑袋的产物，而可以集中了大量精英的认知并基于一整套的严密程序;(2)现代社会中的政府产业决策与市场经济决策并没有本质性差异：现代市场经济的真正行为主体是公司等法人而非资本家、企业家或总经理个人，任何法人行动都是一套复杂的牵涉到许多人的实践、审视和决策程序的结果，因而法人决策也体现了知识的合成特征。这意味着，即使目前的产业政策还存在明显的长官意志，这也是改革和优化决策程序问题，而不能当成废除产业政策的理由。
(三)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迟钝
张维迎还认为，政府官员在创新方面比企业家要迟钝，从而根本无法引领产业的发展;相反，创新主要依赖于企业家的警觉、想象力、判断力，并且需要企业家在无数次竞争中的不断试错;其中，在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创新就会被其他人模仿，从而得以在市场上得到复制和扩散，进而推动了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在张维迎看来，当迟钝的政府官员认识到某种技术的重要性时，这种技术基本上就已经过时了;相应地，当它把有限的资源(人力的、物质的)投在政府选定的优先目标上，这就成了一种“理性自负”的豪赌。
这里的问题是：即使企业家能够看清楚产业的走向，但也并不一定就能够采取有效行动。相反，诺斯早就指出，国家在实行制度变迁方面具有规模优势，能够以比竞争性组织低得多的费用提高同等的制度服务。
为了说明企业家在利用和创造比较优势中的作用，张维迎举了相反两个案例：(1)思科和腾讯等鼎鼎大名的公司在创办之初，都找不到愿意投资的公司，这就反映出创新的不可预见性;(2)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花数十亿美元进口了几十条彩色显象管生产线，但显像管生产线还没装配好技术就过时了，开始进入了数字时代。
那么，这两个例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说明问题呢?其实，张维迎所举思科和腾讯这两个例子恰恰反映了市场机制在激励创新上的不足。究其原因，创新不仅依赖企业家精神，也需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的支持，包括人力资本、法律制度、金融制度等;否则，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都只能停留在潜在状态，而无法真正转化为实在。很大程度上，思科和腾讯的成功只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孤立表象，而实际上可能有更多类似思科和腾讯的创新公司因为最终得不到投资而夭折了，只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它们而已。显然，作为有雄心的国家和有责任的政府，当然希望能够降低产业和技术创新的夭折比率，通过降低创新所面临风险来吸引企业家的进入。当然，张维迎等人认为，迟钝政府官员是无法预见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问题在于：难道我们连一些基本产业或具有明显前途的产业都分辨不清吗?事实上，政府官员对产业和技术的判断能力往往与产业和技术的特性有关，如很多关系必需品的行业就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处于快速变动中的行业，政府也可以从更宽角度上提供教育等基础设施。
同时，张维迎还列举了蒸汽机、火车、汽车、飞机、电灯、电话、计算机等来证明没有政府资助的自由市场最能促进创新。这里的问题是，孤立案例能否得出一般性断言?一些可见的成功案例能否否定一切产业政策?我们可以思考：是否有更多的创造发明由于缺乏支持而没有继续下去，以致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它们曾经存在过，也无法想象它们本来可以带来更为美好的世界呢?事实上，创新活动的周期非常长，而且越是基础性或突破性创新，周期也越是长。
张维迎就指出，瓦特发明蒸汽机从草拟到真正投入市场花了11年，开始盈利又花了11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从构想到第一次投入商业使用花了30年，宝洁公司的一次性尿布从投入研发到投入市场用了10多年;同样，IBM1945年发明的计算机直到60年代初出现集成电路技术后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商业价值。同时，张维迎也清楚地认识到，很多公司并不是死在发明过程中，而是死在将发明商业化的过程中。既然如此，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人们就会对创新萌生退缩，从而也就会抑制创新冲动，更何况这些成功的创新也绝大多数有赖于政府专利制度的保护和其前期相关基础科研的支持而获得。
张维迎批驳林毅夫时的逻辑缺陷
张维迎在论战中针对林毅夫的论证逻辑进行了驳斥，但张维迎自己所使用的论证逻辑同样存在严重问题，甚至逻辑缺陷更大。
譬如，林毅夫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张维迎承认林毅夫的前一个“命题或许为真”，却将后一个引申结论视为“伪命题”，其理由是，有大量失败的产业政策。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前一个假设推延出后一结论存在任何逻辑问题吗?为了驳斥林毅夫的观点，张维迎举例说，按照同样的论证逻辑，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得出“得病是长寿的原因”这一结论。张维迎认为，前一假设是合理的，但得出的结论却是荒诞不经的，因为有很多病死的人。但稍有逻辑头脑的人都可以审视：由“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所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在这里，“没有得过病，就不可能长寿”是否定式论断，它与“得过病也不一定会长寿”是相容的。又怎么会得出张维迎的论断：“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呢!
张维迎在批判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时，就认为其中内含了四大错误而在逻辑上无法自洽。那么，张维迎所指的这“四大错误”击中新结构经济学的要害了吗?
(一)经济增长奇迹真正发生在英美而非中国
张维迎认为，中国等后发国家的长期持续增长不能称为奇迹，人类历史上真正的经济增长奇迹发生地在英国和美国;其理由是：工业革命使英国从一个边陲岛国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引领者，美国在南北战争后的30年内从一个农业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同时，张维迎认为，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在于总体上政府管得越来越少。
确实，过度的管制会窒息人的积极性，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但是，过度的放任同样会造成秩序的无序，造成人们不愿从事生产而从事掠夺，造成工业与商业、生产与赚钱、创新者与套利者、企业家与商人、制造财货与营利动机以及机器利用和企业经营之间的分离，这已经为凡勃伦详尽刻画。事实上，一个好的产业政策应该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尤其是在无序式经济增长结束或接近尾声之际，更需要有“精致”的产业政策。这里的“精致”不是严格的政策边界规定，恰恰是因地制宜和因势利导的能力。
从历史上看，根据麦迪逊的研究，英国在1700年时人均GDP已经是当时最发达的荷兰的60%，而美国在1850年时人均GDP已经达到最发达的英国的四分之三。而且，英国和美国所取得的经济增长也都不是实行自由放任主义市场政策的结果，而与政府的高强度政策扶持和关税保护分不开。
英国崛起于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16世纪下半叶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已经确立了在欧洲乃至世界的霸主地位。在军事上，英国先是援助荷兰等国反抗西班牙的统治，接着又直接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进而又夺取了印度、加勒比海、北美洲以及大洋洲等殖民地;在经济上，英国积极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不仅致力于保护和发展本国毛纺织业和其他新兴工场手工业，而且还致力于造船和航海业为产业扩展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通过北美殖民地的开拓和海外贸易公司的建立来拓展海外市场。
美国内战后的经济迅速崛起也是源于林肯以后的美国政府贯彻了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所构建的重商主义政策，这包括要构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为此要设立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措施和发展金融和交通基础设施。实际上，南部种植园主、农产品出口商、新英格兰船运利益集团以及纽约、费城的银行家们出于自身利益而极力维护自由贸易，但1812-1815年的英美战争中断了对英贸易往来，北方资本才从航运业转向制成品而建立起颇具规模的工业，战争结束后北方工业马上又受到抑制，这促使北方资本家呼吁保护政策，最终与亲英的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爆发了内战，保护主义在内战之后则成为主导美国时代精神的成熟学说。
(二)利用比较优势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矛盾
张维迎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确实与利用比较优势有关，但这是企业家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林毅夫强调的政府发展战略无关。其理由是：(1)比较优势是动态变化的，而动态比较优势是市场中的企业家创造的;(2)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国家战略，只需要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够。相反，如果要违反比较优势，则需要国家战略;而且，各国的历史实践也表明，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
由此，张维迎认为，林毅夫基于“比较优势战略”的产业政策本身就是内在矛盾的：林毅夫理解的比较优势由要素禀赋决定，而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性又体现为市场价格体系，而合理的价格体系又必须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比较优势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得以显露出，那么，产业发展战略就应该跟随市场走，而不是由政府来引领市场，但新结构经济学却强调要政府因势利导地利用比较优势。所以，张维迎问道：既然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就能反映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政府告诉企业家比较优势是什么?
不可否认，如何认识并有意识地利用比较优势确实存在不少障碍，但张维迎这里将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对立起来却是源于对比较优势的片面理解。究其原因，比较优势本身不是静态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存在从“潜能”到“实在”的转化过程;同时，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才能促使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进而使得原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型产业才能变得符合比较优势。
我们从两点加以具体说明：(1)比较优势由劳动、土地等自然禀赋以及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创生禀赋所构成，尤其是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比较优势的关键要素，因此，只要有意识地积累和培育技术等创生禀赋，一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就可以改变，从而也可以引导相应产业的变化;(2)政府不仅可以在技术等创生禀赋的培育和积累中发挥积极作用，而且还可以在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中起到关键作用，因为升级过程会面临很多外部性和协调问题，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也不是企业家单独能够做的。显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正是利用政府独特的能力和信息将“潜在的”比较优势转换为现实，进而推动比较优势的更快转换。
(三)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之间存在冲突
张维迎认为，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都源自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精神体现在它对市场机会的警觉和敏锐，也体现在开拓新事物中的创新;相反，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和误导企业家，使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不该投入的领域和项目中，以致跟着政府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
这里的问题是：(1)好的产业政策并不是与企业家精神的激发对立起来，而是与企业家行动形成互补关系。试问：谁能说日本汽车业的崛起与高关税和进口壁垒的产业政策完全无关呢?(2)大量产业政策的失败并不能否定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而仅仅反映出产业政策本身需要优化和改进：应该从以具体技术和产品为目标转向更广的企业家未能解决的基础技术和基础设施为目标。
事实上，尽管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根源，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只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成功还有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或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以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为基础，而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又需要政府的支持。
就此，我们同样可以举出大量案例。例如，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建立在20世纪60、70年代的计算技术上，2001年推出的Ipad及其后的Iphone则是建立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而这些研发成果都受到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乔布斯的贡献仅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同样，最初的网页和网页浏览器也不是私人部门设计的，而是由政府资助的欧洲量子物理实验室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国家计算机安全协会开发的。
为此，奥地利学派学者克莱因也指出，“如果没有施乐公司的帕洛阿尔托实验室的巨大贡献和苹果公司开发出的很有用的图形用户界面、轻便耐用的鼠标和以太网协议，就根本不会有今天的互联网。但是没有巨大的公共资金投资首先把网络构建起来，前面这些私人开发的东西也是没用的”;因此，我们“不要把互联网说成是一项‘私人’技术，一种自发秩序，或者是一个资本主义创造性的光辉样板。”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对立起来。
(四)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之间存在关系扭曲
张维迎认为，重新思考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的关系：究竟是赶超战略导致了体制扭曲，还是扭曲的体制导致了错误的战略。其理由是，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非出于赶超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只是后来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才提出赶超战略;赶超战略一旦实行就会打压企业家精神，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这里从两方面加以审视。(1)张维迎的分析逻辑明显存在张冠李戴现象：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及有计划生产来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现象是早期马克思等理论家提出的，但其主张是以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前提;赶超战略则由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者提出，其背景是社会主义首先出现在了经济落后地区并存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对抗和竞赛。
(2)张维迎认为，讨论体制与战略问题的实质是在讨论，究竟政府是个人实现幸福的工具，还是个人是政府实现某种战略的工具的问题;但是，这实际上又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现代政府积极寻求有效的产业政策的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人们的更大福利，否则就成了仅仅追求诺思意义上垄断租金的作为主权者的统治者了。
张维迎认为，如果政府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工具，就应该保证更多的个人自由，促进市场体系建设，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但试问，只有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才会有个人自由吗?对关涉个人自由问题可以作一连串的思考：(1)个人自由为何会受到侵害?一般地，个人自由就是一个人不受到其他人或群体的奴役、压迫和剥削。(2)一个人为何会受到其他人或群体的奴役、压迫和剥削?根本上，源自互动的双方之间存在权力的不平等。(3)权力为何会存在不平等?明显地，这体现为政治领域的公权力和经济领域的私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4)如何才能解决权力集中现象?显然，这就涉及到政治民主主义和经济民生主义的改革。
由此可见，张维迎的论断存在明显的误区：它先验地认定维护自由市场是实现个人幸福的最好工具，并且还以强烈的政治性和实用性词汇而非学术性和哲理性词汇来理解个人自由概念。
上述分析都反映出，时下的产业政策之争只不过源于对人类实践的不同理解，每个学者及经济学流派都基于特定视角进行解释，乃至对同一事实都会得出不同认识，进而产生出不同的学术主张。由此，在林毅夫看来一些顺理成章的政策，张维迎却认为其中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相应地，一些对人类社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创新，被一类经济学家归功于企业家精神的自由发挥，却被另一类经济学家归功为政府的产业政策。
事实上，克莱因就曾指出，互联网之所以能够产生并得到广泛应用，应该归功于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一方面，“对于互联网的诞生，政府的作用是被低估了。互联网的诞生要归功于政府和政府基金”;另一方面“设计者们一开始并没能预见它会变成(商业化的)互联网。不过这一事实的重要性是提示了我们互联网是怎样工作的，并且解释了为什么后来在线技术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会有那么多障碍。我们必须感谢市场参与者，是他们让网络变得有意义。”推而广之，我们在设计一个产业政策时，就需要伴随社会条件的变动而调整;在评价一个产业政策的工作时，则需要从全局和长期的视角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