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貌似一个整合封闭的体系，但新近的解释者常常注意到，其表述的清晰程度与此表象相反，或高或低，不尽相同。康德部分应用了经院式的术语，揭开这层术语的表面将看到那些典型的设问方式，它们被视为康德真正的学说。但若想推进到康德思想的最深处，即便先验哲学这一套经典的学理也还有要清理的地方。这个解释上尤具吸引力的领域藏有诸多晦暗不明之处。类似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适用于所有杰出的哲人，因为对具有革新和革命性的思想而言并没有合适的概念信手可用。然而长期以来恰恰是康德成为了方法论思考的典范，方法论思考要清楚探究一座理论大厦得以屹立的前提。
黑格尔在整个19世纪都以思想晦涩著称，人们一直希望通过回归到康德的稳重谨严来治疗黑格尔的晦涩不清，而今天人们可以说，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或艰深，或激辩，甚或错误，但其基本思想并非真的神秘莫测。康德探讨了知识与主体性这些现代思想问题，他的先验哲学体系后人无法超越，但要突破那些对该体系习以为常的理解，与面对黑格尔的态度相反，首先需要打破新康德主义树立的先验哲学的完美形象，即方法上扎实稳固、概念上清晰明了。只要不陶醉于后来者那种廉价的自以为是，那么，就尚不明晰的概念设计或尚不完备的思想基础这些维度加以研究，就能够获得关于贯通一致的哲学思考的可能性及其界限的典范性认识。举例来说，我仅仅提及那些为人熟知的围绕先验统觉（transzendentale Apperzeption）、图型法（Schematismus）或者定言命令（kategorischen Imperativ）的论争，这些论争在本世纪已经显示出，即便被奉为圭臬的流行意见也含有谜团。那些传授给哲学入门者的知识，看起来毋庸置疑，却极大地阻碍了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接下来我会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我知道，就此已经引发许多精彩的讨论，并不是想让这些讨论失效，只是希望仍然有进一步解释的必要。问题即：什么叫综合（Synthesis）？很明显这属于那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正是由康德独一无二地进行了彻底探查，将其充分展开并且做出明确回答。对他来说，不正是通过对一般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加以论证，才超越了传统的判断学说，迈出决定性步骤，为所有现代认识论奠定了基础？随后的观念论不正是从在综合层面对自身意识（Selbstbewußtsein）所作的解释中获取了不可替代的灵感？
综合不仅是中心论题，也是康德哲学思考的有效工具。对诸综合效能（Leistungen）表达出来的阐述，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个没有表达出来的前知（Vorwissen）。康德关于综合所说的不是他就此所知道的或者作为前提所承认的一切。众所周知，解释者的困迫在于互不一致的问题域的细微差异，这些问题域以不同方式触摸到综合概念。就此，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建构中，首先碰上了从通行逻辑学采纳来的“分析论”（Analytik）和“辩证论”（Dialektik）的基本区分，这一区分最初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这部著作从形式上区别了认识与修辞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想籍此消除柏拉图理念论中根本上的未决之处，在逻格斯这一关键概念中，理念论既包括关于真的知识也包括言谈的规矩。
与此相应，康德授予他的先验分析论为知性知识论证的任务，而先验辩证论则从中剥离掉知识欺骗性的外表。分析论通过对综合判断的分析完成了它的任务，综合判断只要首先被划分为先天的（apriorische）和后天的（aposteriosche），然后以先验反思（transzendentale Reflexion）的特定方式使其互相联系，就能证明自身适合于成为知识。对这种区分还应补充一点，即尤其由莱布尼茨留传给18世纪的分析和综合[1]的方法对比，其源头在古代数学中（帕珀思/Pappos[2]）。[3]即便这一数学方法的模式的传统也回指向柏拉图辩证论中对等的区分，在柏拉图那里，结合（συντιθέναι）与分开（διαιρειν）[4]的能力平等并立。
我将把这些问题域，它们的重合及康德对之创造性的崭新处理全都放在一边，因为它们很大部分已经被充分研究。取而代之的是，我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综合的一个尚未提及的含义上，这会唤起对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回忆，而且对于康德的知识论证计划来说，也许比其他方面意义更重要。综合是判断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正如由亚里士多德第一次描述的那样。在《解释篇》一开始综合被称为一种连结（Verknüpfung），它用主词和宾词构成一个判断。[5]所以判断不能被看作与某个确定的世界被给予状态（Weltgegebenheit）有直接关系的符号。判断将某物作为某物展现出来，或者将某物作为某物来描述。这样，判断就勾画出一副看待世界的特定图景，可以与其他图景有意义地区别开来。判断断言，事物实际上就处于通过两个语句要素（Satzelemente）的连结呈现出来的情状。因此每个判断一开始就处于真假双重可能中。对事态的判断性表介（Vermittlung）经由主词与宾词的连结产生正确与错误两种可能，但单就言辞自身而言既不真也不假，至多合体或者做作，可解或者怪异。
所以亚里士多德将真理与谬误的特征都描述为，[6]各自将对思维内容的结合（Zusammenstellung） 作为统一体（Einheit）陈述出来（σύνθσίς τις νοημάτων ‘ώσπερ ‘εν ’όντων[7]）。结合只是让已经就自身不管怎样被给予了的分离者被统合，而这样的统合没有确定方式。统一体产生自特意的联结，没有联结统一体就不存在。最初分离者的合一（Einssein）构成了对一个事态的断言，这种合一在判断中产生出来，它不是像一个复合符号那样的语句所简单描摹的世界的被给予状态。这样就表明了一个本身被正确构成的语句的谬误可能性之所在：语句按照如存在者实际之所是来复述存在者的要求产生，而恰恰在此会出错。一个不描述任何东西的符号，因为实际上不与任何东西相应，就根本不是一个符号。而一个判断通过要素的连结肯定有意义，尽管会与其所意指的事态不合。事物所处的状态会与所断定的不同，产生错误的风险根植于被综合地造就的统一体的逻辑结构。亚里士多德在上述引用到的地方解释说，在判断中除了连结也被给予了分解（διαίρεσις[8]）的可能性，然后立刻补充说，分解在结构上什么也没有变。因为两个要素的分开可以解释为否定性的连结。
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判断论源出于晚期柏拉图的逻格斯难题，柏拉图借助诡辩术真假难辨的外表研究了言谈独具的性质。言语[9]（Logos）描述现实或预言现实，此时逻格斯通过理念的联结（Verbindung）（συμπολοκη ειδων[10]）构造有意义的语句，这些语句像复制现实事物一般施展出神秘的魔力。在《智术师》中提到两个著名的例句[11]“泰阿泰得坐着”和“泰阿泰得飞了”。它们作为语句都同样要引起人注意，但作为判断从本质上相互区别。这种对语句的形式考察并不要求参照经验。明显，柏拉图较少处理现代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例如，判断中所要求的对现实的符合要能够检验，逻辑上正确构成的表述要能够通过经验来证实。柏拉图的兴趣更多在于相洽的和不相洽的判断要素相互联结时的结构差异。通过逻格斯分析可就此看出，观众或者人的“型象”（Eidos）与坐或者飞的“型象”，一般是否能够合并在一起。
准确地说智术师没有说出像卡尔纳普（Carnap）的经典例子“卡西尔存在”且“卡西尔是个素数”那样明显无意义的语句。[12]不可能通过客观地比照经验事实就直接把智术师驳倒。因为无意义或者彻底错误的语句一目了然，如果在这两种情况下智术师也能以言辞取胜，就会让人不可思议。智术师精通的是那种看似有意义、鱼目混珠地宣告真理的言谈。对此，检验既没有逻辑句法的内在标准，也没有外在于逻格斯的、联系现实的经验标准来维护自己，只能按照概念在内容上能否并存或者说理念可能共存的规则来进行。对有含义的语句要素的可统合性（Vereinbarkeit）和不可统合性之规则的考察从结构上规定着可能的谈论，通过这种考察，哲学的、因以知识为旨归故可验证的言谈区别于诡辩式的似是而非，后者看来没什么区别，但仅以制造这种印象为目的，满足于表面文章。
在语句产生这一更深层面上，也有可从柏翁处加以采纳的识见，但他的表达方式变换不定。在以形式逻辑确定术语之前的这个历史阶段，使用共同点、交合或者混合（κοινονία, συμπλοκή, μειξις[13]）这些比会已足够。[14]能连接者的连接（Kombinieren）可能性就如文法学家能协调地混合元音和辅音那样被设想。确定哪些概念合得来，是按具体情况运用知识的任务。按现代的说法或可称之为判断力问题。不过，进行判断行为的能力自身毋庸质疑，因为通过主动地对合适要素进行连结来作出判断，这作为言谈的核心能力被毫无疑议地假定了。探究判断之可能性的最初条件，对古代哲学普遍流行的逻格斯范式（Logosparadigma）而言意味着一步人为的回转。然而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自现代主体性的发现以来不断推进。现在，如下问题亟待解决：意识在进行判断时究竟做了什么？
很明显，在逻辑学上亚里士多德的统治地位长期以来都未曾动摇。现代的流行意见不假思索地就接受了古代的形式。比如在阿瑙（A. Arnauld）和尼科（P. Nicole）的《王港逻辑学》[15]中就这样叙述：“Il ne suffit pas de concevoir les deux termes（sujet, attribut）; mais il faut que l’esprit les lie ou les sépare.[16]”[17]两代之后的沃尔夫（Chr. Wolff）所写的也大同小异：“Dum mens judicat, notiones duas vel conjugat vel separate.[18]”[19]准确地说，直到康德致力于在他的先验哲学中摆脱经院逻辑的束缚时，才明确意识到这个传统的重负。尽管如此，他新创立的、其中认识论和判断论紧密相邻的先验逻辑，在关键位置上以传统的概念资源为依托。一种对综合的理解引导着康德的思路，直到先验反思的中心。准确说，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最先形成了这种理解，但没有亚里士多德主义这种理解几乎不会出现。康德演绎（Deduktion）这一革命性的思想进路换了别的方式就无法合理地得到说明。
正如康德的手书遗稿显示的，他殚精竭虑，力图改善他所发明的模糊不清的判断定义。[20]康德曾引用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迈耶尔（Georg Friedrich Meier）[21]的小册子[22]来支持自己，在这部书中，判断被描述为“关于一些概念的一个逻辑关联的表象”。康德正确地指责说，这里所说的概念的关联依旧不确切，所表达的正是通过判断而在判断的主-宾词位置上出现的概念之统一体。这个综合地被结合者的统一体，首先给予成疑问的关联以必要的规定。此外，对在判断中被结合要素之关联的规定还包含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知识的要求一直包含在判断中。当判断中的概念相互产生关联的方式可分辨时，判断说了些什么才会明确，且只有当判断的内容明确时，才能一般地被区分为真理与谬误，这样才可能产生知识，知识超越了词语的模糊连接。“然而综合毕竟是那种真正将诸要素聚合为知识并统合为一定内容的东西。”[23]
通过将概念与表象内容相等同，康德使这一步成为可能。表象或是直观或是概念。[24]直观被直接给予意识，因此它不能直接被联结或者表介。概念这种表象，能相互联结或者相互产生关联，与直观不同，具有可联结性这一逻辑特征。而判断是那种特殊的表象，其内容是其他表象可指明的关联。其他表象自身也有内容，其内容并不单单出自形式上的联结。“所以判断即一个对象的间接的知识，因而是对于对象的一个表象的表象。”[25]倘若内容总是一再从新表象的联结中产生，判断就在循环中消失了。如果被给予的诸表象的互相关联不能自己构成某个表象的内容，进行判断的意识就没有思索任何确定的东西，只是机械地将更多有内容的表象组合在一起，但不会将之进一步交给意识去思考。
而关联能够被指明，这意味着在关联建立时某种固有的东西被意识到，即如是这般被连结的诸表象的统一体。统一体作为被意识到的东西构成了特有的判断内容，借此意识超越了不同的、各自就自身被给予的表象，以新的、自我回应的方式关系到现实。所以首要的是必须抓住这样一条思想链条，它从对判断中被连结的概念之关联的规定延伸到新构建出的内容，此内容是意识进行判断时在自身中产生的，而意识以关联的表象为支撑。[26]这最终就是那种新内容，诉求真理的判断与现实的关系就植根于其中。
然而，意识如何达到它的新内容？当意识建立起那种逻辑上相关的关联时做了什么？意识中现成的诸表象必定被视作被给予物，意识添加给这种被给予物某种原则上不是处于被给予物的平面上，而是被实现物（Geleisteten）的平面上的东西。意识从诸表象中生出一个新的表象，没有意识主动的共同作用这个新表象就不存在。这里增加的东西不能由现成之物来决定，仿佛各个现成之物的表象按其变换的内容已经规定了自己的联结形式一样。与柏拉图式的辩证家（Dialektiker）比较会误入歧途，因为他的活动依存于他对能连接者进行连接及对非共属者进行分解时的知识应用，即处于第二阶段的内容认知中。
康德必须追溯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置放于意识中的潜力，它在所有分解和联结的特殊化（Spezifikation）之前就能启动，而且其自由展开阐明了具体进行判断的可能性。关于这种潜力最初全然说不出任何东西，除了说它是一种在知性行为（Verstandesakt）中表现出的活动（Tun）。康德为此似乎自然而然需要“行动”（Handlung）一词，与先验哲学其他从经院语言中引入的主要术语不同，这个词没法以相同的明晰性被采用。在康德之前大致有知性行动（Verstandeshandlung）这一概念，或者进一步追溯亦即actio mentis[27]，这个术语与不依附于经验的知性活动相关。在康德的前批判著作中也可以发现这一概念的痕迹。[28]但比较一下会发现，康德后来如何独立地继续进行了思考。
比如说，看看同时代人赫尔曼·萨穆埃尔·赖玛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29]《理性论》中的“知性的行动”理论，就会看到，康德做出了一个真正的新发现，为此康德使用了一个常用的但并没承载太明确含义的词。赖玛鲁斯写道：“人类知性的所有行动或者所有思维存在于：1. 意识到的事物的诸概念或者诸表象中；2. 判断或者说对两个概念的关联的见解中；3. 推论或者说对两个判断与第三个判断的总体关联的见解中。”[30]知性行动同等地涵盖了古典逻辑的这三个领域，指最普遍意义上的思维。对赖玛鲁斯来说，经由感官的“我们身体的变化”与这种非特定的思维活动相协调，在这种看法背后掩盖着对作用于感官的外部效用极为粗糙的理解。[31]在这样的框架中“行动”这个名称就像主动的对应物一样与被动遭受的身体变化相对，差不多指的是诸能力的现实化（Aktualisierung），这一现实化本身全然未被规定，而诸能力从其自身来说通过逻辑的划分被规定。
不过康德没有如此随意使用行动这个术语，而是瞅准了行动独有的特征。他指的是一种从自身而来进行着的，归根结底统一的且因此在实行时持留于自身的活动。康德在判断的内在结构中发现了为整个逻辑奠定基础的行动，以至于如今倒转了传统的划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打破了亚里士多德“臆想的”范畴表之后，这个发现被这样描述：这“不是现成的原则……可以根据它对知性进行全面的衡量，对知性的纯粹概念由以产生的一切功能进行全面的和精确的规定。但是，为了找出这样一个原则，我曾经寻找一种知性行动，把表象的杂多置于一般思维的统一性之下。这一行动包含着其余一切行动，并且惟有通过不同的变形（Modifikation）或者要素才有区别。这时我发现，这种知性行动就在于判断。在这里已经有逻辑学家们现成的、虽然还不是完全没有缺陷的工作展现在我面前。借助于这种工作，我能够列出一个完备的纯粹知性功能表，但这些纯粹知性功能就一切客体而言还是未被规定的”[32]。
康德所发现的行动能够完成对分离者进行结合这一被要求的任务，这源于一个他没有足够清晰地将其阐明的基础。如果行动不单单意谓着一种知性能力的现实化，那么严格来说被追问的统合效能（Vereinigungsleistung）就已然是如是之行动特性（Handlungscharakter）导致的结果。[33]也就是说并非由外部激发的效能必然被看作自我活动的一个行为，在这里自我活动归属于主体。那么行动的独有特性就完全自己阐明了自身。“在这里很容易看出，这种行动必定在本源上是惟一的，并且对一切联结都是同样有效的。”既然对行动的说明也显示出是要回答统一性问题，要完成这一要求，这里所说的明显足够了。[34]
每种综合均包含三个环节：1. 能被联结的被给予的杂多；2. 对这些杂多的联结；3. 由此被联结而成的统一体。在未统一物应当被联结为统一体之处，不存在独立的、与杂多平等相对的统一极，好像联结就在两者之间无目标地来回活动一样。杂多应当被联结成的统一体必定在联结时被一同设定，否则就会出现混淆，即那个统一极仿佛成了一个要素，许多要被联结的要素还要与之进一步联结。杂多的统一体不可作为单独的原则成为对立面，因为那样就会放弃统一体进行总一（einende）的角色而不得不连它自己都要与杂多联结成一个新的统一体。德国观念论的思辨立即从这一观点中汲取了力量。因此观念论才论及同一与非同一的同一。
如果一切综合活动都以之为导向的统一性（Einheitlichkeit）没有锁定在一个被分离出来加以假定的原则上，而是应当在综合自身中在场，那么统一性位于其中的地点必须能够被描述。综合之纯粹的、不再进一步变动的行动特性构成了那种从杂多的表象中被一再产生出来的统一体的根源。也就是说行动特性超乎一切单个连结，处于所有实际的结合之前，不管经过多少综合行为也绝不会耗尽。康德将综合解作行动，为自己辟开了先验反思（Überlegung）的整条道路。按照康德的表述，判断论作为“导引”服务于范畴论的演进，由此判断论获得更为深刻的意义，远非一种通常的启发式用途。判断论的先验式深化借助综合概念打开了认识论奠基问题真正的视域，而这一问题本就在意图之中。
知识在判断中形成，判断总是以概念为前提。因此，先验地看，在概念中，必然已被保证了经由判断使知识成为可能。最初就是着眼于诸概念构成判断的机能来阐明其逻辑结构。当逻辑学习惯的划分将判断论中的概念论——判断论即建立于概念论之上——向前推进时，先验逻辑反方向前进，基本范畴已然是以判断的综合效能为导向。“而我所谓的机能（Funktion）是指把各种不同的表象在一个共同的表象之下加以整理的行动的统一性。所以概念基于思维的自发性。……对于这些概念，知性就不能做别的运用，而只能用它们来作判断。”[35]“不过我们思维的自发性要求的是先将这杂多以某种方式贯通、接受和联结起来，以便从中构成知识。这一行动我叫作综合。但我所理解的综合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把各种表象加在一起并将它们的杂多在一个知识中加以把握的行动。”[36]
知识的“形成”（Machen）自然无论如何不意味着通过任意的构设（Projektion）替代经验，而是跨出主观偏好领域迈向客观有效性领域。唯有自发地由意识完成的综合从形式上使作出具有确定内容的判断成为可能。我们记得，对判断内容的规定构成了判断的可真性（Wahrheitsfähigkeit），后者是各种知识的标志。现在我们看到，与对象相关的判断的可真性及客观的有效性要求依赖于一种综合的安排，这种安排“从存有的层面而言并不产生”对象，不过仅仅使得“某物作为对象被认识”成为可能。[37]范畴的前结构化（Vorstrukturierung） 依靠先天概念构建了作为对象的对象，并由此“使”（macht）[38]诸对象成为可能的知识判断的主题。
在给雅各布·西吉斯蒙德·贝克（Jacob Sigismund Beck）[39]的一封信中康德构思出批判哲学的一个框架，对总体的关联做了详述。“依我之见，表象的联结在概念与判断之间的区别，比如这个黑人和这个人是黑的，（换句话说，是黑色的这个人和这个人是黑的[der Mensch, der schwarz ist, und der Mensch ist Schwarz]）在于，对于前者概念被思考为被规定的，对于后者我对这个概念进行规定的行动被思考。因此您完全可以说，在被结合而成的概念中意识的统一性作为主观的被给予，而对诸概念的结合中意识的统一性作为客观的被构成，也就是说对于前者这个人仅仅该作为黑的被思考（问题化地被表象），对于后者这个人该作为如其所是的被承认。”[40]但两种情况下均是同一个“知性……并且正是通过同一些行动”的知性[41]，它效力于概念的构想（Entwurf），助以逻辑地形成判断。
对综合的这样一种理解同等地奠定了判断论和范畴论的基础，借助这种理解，判断论和范畴论结成紧密的、系统的整体关联，先验哲学将此总体关联提升为问题。这种总体关联即如此：范畴是必要的，借此知识变得可能，而实际有效的知识依赖于经验的偶然性，这些经验我们并不一定获得。[42]范畴并非时时听候调遣并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范畴之先天仅仅在联系到后天时才有效，后天从其自身而言并不能在同样意义上被称为必要的。在先验哲学构造的关系内部，后天同样不可放弃，因为纯粹概念无直观充实则无效。然而依具体情况拥有如是的经验不同于上述知识的“形成”（Machen），它不是我们的知性行动的产物，而是不可预见的现实联系的结果，这些现实联系可以这样那样发生或者不发生。因此知性的自发性（Spontaneität）[43]在双重意义上依赖于感性的接受性。一是直观质料被提供进来，直观质料将知性行动的纯粹性具体地限制于依照范畴的构想。再者是不通过任何异己因素而触发的行动受制于置集质料（materialbeschaffenden）的一般经验的偶然可能（Kontingenz），在此撞上其自由的界限。
诸条件在考虑到使知识可能的机能时才发挥作用，自发性并不是这样受制于这些条件。对自发性的研究仅仅需要抓住行动特性即可。[44]实际上这是康德在其先验演绎的进一步进展中插入的策略，此时他沿着由综合概念勾画出的路线前后一致地一直跟进到其自然而然的终结。必须能够伴随所有我的表象的“我思”形成了最后的综合效能，它不能被进一步推演，因为在其中行动特性已经最纯粹地显现出来。自身意识将所有以杂多表象的型态表现出来的意识内容联结于自我的统一性，产生了这一在联结中ipso actu[45]的统一性。所以联结属于统一性，统一性在联结时自己径直建立起来，就像活动时自在地被实现的同一。在作为意识的自身活动（Selbsttätigkeit）之表达的“我思”中，对综合的研究遇上了一切综合不可再后推的行动特性。[46]没有诸表象所附属的自我，将不同的表象互相间认作我的表象首先就意味着创造出一个自身意识。表象被联结于其名下的自我，在持续的活动中并通过持续的活动出现。
必须充分确证的仅仅是这一事实，即有一种综合的活动，其质料和目标就是其自身。其他综合发现了别的不管什么，都通过其行动将之引向任何与之再次相区别的统一性，而至高的综合只与自身有关。统一性随着至高综合的确立并无二致地诞生了。这样，能够被综合的质料、综合活动以及最后作为目标的、可指称的统一体构建，它们之间的习惯区别消弥了。这种理论形态在先验演绎那些缠绕不清的段落中留下了痕迹。解释者一直放弃对此进行阐明，按照他们的观点康德没有为此问题推演出合适的形式化表达。后来的观念论者以准确的直觉重新发现了这一不足，它对所有建筑术视角（Kunstruktionsabsicht）[47]而言，必然在于舍弃了思想核心的至高点，这个思想核心具有一种无法更准确表达的自明性（Evidenz），此自明性本来必会向我们证明某种无法进一步思考的同一性起源的现实性。
利用源于康德实践哲学的讨论，观念论者系统地强化了本来为先验反思指明方向的行动特性的意义，从费希特自我设定的自我的本原行动（Tathandlung）到黑格尔被理解了（begriffenen）的精神的不断自我中和（Selbstvermittlung）的生动性（Lebendigkeit），都将行动特性解释成绝对原则。他们同时正确地诊察出对这样一种综合的确证存有争议的型态，这种综合将所有可用概念定义的综合都置诸身后。并且，观念论者从对那种确证不可推演的性质的认知中引申出不同的逻辑结论。如是者有如费希特，使一个人所拥有的哲学直接维系于他之为一个人是什么，籍此费希特溯及一种对更高志趣的呼吁。但如果那种初始设定的行动特性像那样立于中心的话，将在活动状态中被设定的自我-统一性的意识生成方式重新与理论知识的诸形式彻底加以区分就变得困难了，诸形式最初正是从那里离逸出来。这里已经在用某种“智性直观”（intellectuellen Anschauung）混合体来应对，智性直观通过无限制地产生其本有的内容将直接性与自反性（Reflexivität）结合在一起，成为对康德的反动。当最早的系统纲领[48]的匿名作者和有着同样思想、或者说思考人格合一（Personalunion）的谢林要求哲学家具有消解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间障碍的审美天赋时，都是在追随这一模式。
相反，谁若想从真正的先验演绎方案中至少将核心内容挽救出来，观念论的这种唯实践（praktizistischen）和唯审美（ästhetizistischen）的路径就必然与谁相隔绝。假如对行动特性的关注确实照亮了先验基础的晦暗之处，那么就该注意到可以将对沿此线索论证的探寻持续展开下去，这条线索必须能够一步步被重构出来。[49]因为康德演绎的促进因素正是用于将已发现的综合效能义无反顾地追溯到其最初的源头。康德从当时一种很少为人所知的法学惯例中借来了演绎的理论模型，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合法权利（Legitimationstiteln）的彻底追溯推导出合法诉求。所以演绎不像解释者们很大程度上一直相信的那样意谓按照三段论模式从一些语句令人信服地推演出另一些语句。与将综合解释为一种效能相一致，通过将综合的需要合法性的形式归溯到如其所是的综合活动（Synthetisierens）的原初开端，为综合地构造出的表述提供了合法性（Legitimation）证明。所以合法性获取程序的基础也就是不可分解的行动特性。
当所有其他可能性被排除掉后，诸诉求才能被视为完备推导出来的。要合乎逻辑、令人信服地确实排除掉其他可能性，不能以任何别的方式实现，唯有通过对诉求进行彻底解释或辩驳并获取合法性的做法本身将自己知解为由最初的权利源决定。这就是先验论证的自身关联性（Selbstbezüglichkeit），籍此演绎式的证明力得到保证，但关于自我之本性或者世界之本质的形而上学前提大概就无法挽回了。不过那已属于另一篇章，所以我就此止笔。
（本文中的拉丁文和法文由徐卫翔先生翻译，在此致以谢意。——译者）
[1] 以下只是引自库居拉（Couturat）（1868-1914年，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译注）所编莱布尼茨残篇中所作的一个范例式定义：Duae sunt Methodi, Synthetica seu per artem combinatoriam, et analytica. Utraque ostendere potest inventionis originem, neque ergo hoc est privilegium analyseos. Discrimen in eo est quod combinatoria (orsa a simplicioribus) totam Aliquam scientiam, vel saltem theorematum et problematum seriem exhibet, et inter ea etiam id quod quaeritur. Analysis vero problema propositum reducit ad simpliciora; et fit vel per saltum, ut in Algebra, vel per problemata intermedia in Topica vel reductione. Idem discrimen et in combinatoria: ordimur enim vel a primis vel a propinquis (Leibniz, 1903: 557). （拉丁文：有两种方法，综合的或者说凭借结合术的，以及分析的。每一种都能表现出创新之力，因此这一点并不是分析法的特权。其间的区别在于或者展现每一种知识中的结合（从简单者开始），或者至少是理论与问题的系列，以及在它们当中所探究者。分析法的确能将问题还原至更为简单者，或者是通过跳跃——如在代数中——，或者是通过论题的中间步骤，或者是简化。同样的区别也存在于结合中，我们事实上或者从最初者或者从最近者开始。）
[2] 亚力山大的帕珀思，古希腊数学家、星相学家和地理学家，约生活于公元后320年前后。——译注
[3] 参见《莱布尼茨的分析与综合》（Schneider，1974); 《作为分析的哲学：17世纪至18世纪初在数学范型影响下的哲学分析概念之发展研究》（Engfer, 1982)，特别参见第二章和第五章。
[4] 希腊文：结合和分开。——译注
[5] 《解释篇》1，16 a 13。
[6] 《灵魂论》430 a 27；参见《形而上学》1012 a 4。
[7] 希腊文：对可思的东西的结合作为一体的而存在。吴寿彭译文：“至于那些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成伪的，盖都是由若干思想客体联合而造致的貌似单体”（亚里士多德，1999：153）。——译注
[8] 希腊文：分离。——译注
[9] 希腊文λόγος含义复杂，这里指的是对现实的谈论，故译为“言语”，以便于理解。——译注
[10] 希腊文：理念的交结。——译注
[11] 参见《泰阿泰得飞了》(Lorenz/Mittelstraß, 1966)。
[12] 见《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对形而上学的克服》(Carnap, 1932)。
[13] 希腊文：共同点、交结、混合。——译注
[14] “综合”这一术语仅见于《智术师》263 d，《克拉梯楼斯》（Kratylos）431 c。
[15] 安东尼·阿瑙（1612-1694），皮尔·尼科（1625-1695）：两人均为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共同著有以“王港逻辑学”著称于世的《逻辑抑或思维的技艺》（La logique ou l'art de penser）一书。王港（Port-Royal）是巴黎的一个地区，两位作者曾生活于此。——译注
[16] 法文：光是设想两个术语（主体、属性）还不够，心灵必须连结或者分离它们。——译注
[17] 《逻辑抑或思维的技艺》(Arnauld/Nicole, 1662: Ⅱ3)。
[18] 拉丁文：当心灵在判断时，它或者连结或者分离两个概念。——译注
[19] 《理性哲学或逻辑学》（Wolff, 1728: Pars I, §40）；近似的有《关于真理性知识中人类知性能力及其正确运用的理性思想》中：“当我们判断时至少将两个概念互相连结或者互相分离” (Wolff , 1725: Ⅲ §2)。
[20] 《反思》（Reflexion）（页3044以下一页，页3049以下两页；对应Kant (AA16：页629以下一页，页632以下两页)）；参见《纯粹理性批判》，B140（§19）。
[21] Georg Friedrich Meier（1718-1777），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家。——译注
[22] 《理性论辑要》（Meier, 1752: §292)。
[23] 《纯粹理性批判》，B103。（中译参考邓晓芒所译康德（2004），下同——译注）
[24] B 80。
[25] B 93。
[26] 参见《逻辑学》§17：“判断是对诸不同表象的意识的统一体的表象或者说这些表象的关联的表象，只要这些表象构成一个概念”（Kant, AA9: 101）。
[27] 拉丁文：心灵的行动。——译注
[28] 如《三段论四格的错误烦琐》（1762年）（Kant, AA2：页58以下一页）；《论可感世界及理知世界的形式与原则》（1770年），§8，§15 Coroll （Kant, AA2：页395，页402以下两页）；参见《反思》页2856以下一页（对应Kant, AA16: 页548）。
[29] （1694-1768），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30] 《理性论》（Reimarus,1756: §48）。
[31] Reimarus（1756: §51以下两节，§63）。
[32]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A119（Kant, AA4: 页323以下一页）。（原文的文献索引指向普鲁士科学院版第“VI”册，即AA6，应该是第“IV”册（即AA4）的笔误。中译引文据李秋零译本康德（2005），有改动。——译注）
[33] 在Hoppe的《康德的综合》一文进行的新研究中这重要的一点很奇怪地被置于无足轻重之地。作者很明显从当代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出发，这令他很难条理清晰地使先验统觉得到理解（Hoppe, 1983: 比如页119，122，195以下两页）。
[34] 《纯粹理性批判》，B130以下一页。
[35] B 93。——关于机能概念的历史背景参见施鲁特海斯[P. Schlutheiß]富有学识的研究《关系与机能》（Schlutheiß, 1981：尤其见页219以下两页)。
[36] B 102以下一页。——考尔巴赫（F. Kaulbach）的论述与此有关，他的论述阐明了一个很重要的起点，但清晰性尚不完全令人满意（《康德哲学中的行动原则》，见Kaulbach (1978：尤其见48以下两页)）。
[37] B 125。
[38] 作者在此做了一个双关游戏，macht与上文的“形成”——Machen是同一个词。——译注
[39] （1761-1840），德国作家、哲学家，曾受教于康德。——译注
[40] 1792年（原文为1972年，应为印刷错误——译注）7月3日的信件：对贝克5月31日关于“客观联系的行动”的求问的答复（Kant, AA11: 页346以下两页)，同样参见1792年1月20日给贝克的信（Kant, AA11: 页313以下两页）。
[41] 参见B 105。
[42] 参见B 126。
[43] 关于这个术语参见鲍姆加腾《形而上学》（1739年）：Actio a sufficienti principio, quod agenti internum est, dependens, est spontanea (Baumgarten, 1739: §704). （开始于充分原因——它是中介的活动，有所依赖的——的行动，乃是自发的）——在注释里“actio spontanea”被翻译成“一种自身能动的行动”。——与康德在《形而上学认识的基本原理新论》（1755年）第Ⅱ节中的说法十分相似（Kant, AA1: 402）。
[44] 普劳斯（G. Prauss）合理地强调了这一点，见Prauss (1983: 页116以下两页)。——可以比较下作为自由的自发性的实践含义：“现象的序列从自身开始”，《纯粹理性批判》A 446以下两页。
[45] 拉丁文：凭其自身活动。——译注
[46] 参见B 103以下一页。
[47] 原文如此，疑为Konstruktionsabsicht之误。——译注
[48] 指“德国观念论最早的系统纲领”，一般猜测是由黑格尔和谢林共同草拟。——译注
[49] 参见《作为先验论证之结构的自身关联性》(Bubner, 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