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药君按：此稿先于8月9日发布，受到广大毒友和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阅读量很快突破四万。由于某些技术原因对稿子进行了调整，今天再次发布，以缄各界朋友。］

他是第五代导演代表作的剧作人，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活着》、周晓文的《秦颂》、何平的《双旗镇刀客》（故事大纲）和叶大鹰的《红樱桃》等。

他经常发表尖锐的电影批评，比如，“中国电影和中国足球同一水准”、“如今的电影市场只剩下菜狗在叫“、“文艺腔说假话历来是中国银幕上的顽症”、“中国电影像猪吃食，只要数量不要质量”等。

他被媒体称作“异类”——在他普通中国人的外表下，是一个早已深度西化的大脑，他甚至是一个将时代从身上洗刷掉。他是好莱坞剧作技法在中国的真正传人。

他的合作者王天兵说他是个“怪胎”——身上没有那一代人身上要么谦恭要么傲慢的毛病，他真实而自然，坚定地做自己。

他，就是有着“中国第一编剧”和“影视圈第一毒舌”之称的芦苇。

毒药君将芦苇从2006年起至今十年间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访谈和《电影编剧的秘密》中的精彩片段，进行梳理归集，发现他的电影批评直抒胸臆，直击痛点，痛快淋漓。

▇ 2006年3月，芦苇与王天兵的首次谈话在《天涯》杂志发表，名曰“中国电影什么时候能长大”。自此开始，芦苇开炮：

中国电影没有好“表演”。但过错不在演员，而是烂剧本烂导演与烂的制作环境，轻易扼杀了许多本来禀赋不错潜质尚好的演员。

一部电影的基础再好，它的生命力最终是要靠演员的表演来展现，中国导演对此尚无深刻的认识。目前的影视作品都是快餐式消费，对演员的要求只限于程式化装模做样的水准上，所以很难出好的演员。

《霸王别姬》各方面的成色都不错，但在表演方面并非无懈可击。《霸王别姬》与《钢琴课》同时取得戛纳桂冠。《霸王别姬》前后得过各种影展几十项大奖鲜有表演奖，而《钢琴课》的女主角霍特同时摘得世界级影后大奖，便是表演水准不一的明证。

我为张国荣的死深感痛惜，他是具有国际影帝实力的天才演员，他的演技远未充分展现出来，便轻易了断弃世，实在让人扼腕叹息。

拍《霸王别姬》时，芦苇（右二）与张国荣、陈凯歌、张丰毅等人合影

第五代导演中三人不约而同地拍过秦始皇（周晓文《秦颂》、陈凯歌《刺秦》、张艺谋《英雄》）。但是都有问题。

《秦颂》剧本倾注了大量的热情与心血，企图为中国的历史电影迈出坚实一步。但拍摄中却将“戏根”掘掉了——相依为命的小伙伴，被改成了无恶不作的小狂徒。期间，扮演秦始皇的姜文多次提出疑问，至尊至圣的秦王，凭啥宠爱高渐离这个讨厌麻烦的家伙？可谓一语中的。砍掉生死之情，俩人的关系便无从发展了，本无交契，何谈破裂？姜文与葛优挑梁，赵季平音乐，曹久平美术，可谓阵容煌煌，却无法挽回这部主题与情节失却指向的电影了。

《刺秦》的主题与情节则是出奇的混乱庞杂，没有匹配类型，全然不顾章法。影片的制作技术精湛出色，但在剧情与人物的逻辑关系上，混杂不堪，犹如进入了一座无视结构原理的巨无霸式的建筑之中，满目皆是大而无当华而不实的堆砌。台词声嘶力竭，内容苍白无力，弄得观众不知所云，中途走掉的人不在少数。而在西安，原定放映一周的档期只两天便匆匆撤片了事。

《英雄》主题可谓虚妄可怕。替天行道公义战胜邪暴是武侠电影的不二法门。而《英雄》里的武侠竟被暴君一通言不及义的思想教育给洗了脑，幡然悔过地改变了世界观，认秦始皇为大救星，还心甘情愿地去当祭品了。这算是哪门子的武侠？纯属一个弱智的奴才。武侠对中国人太重要了，乃是民间百姓对公平正义最后的希望。抹杀武侠精神和民众梦想，将武侠片变成教育片，连金庸先生也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了。《英雄》赚得大利，也是自毁招牌。

撇开秦始皇的历史功过不谈，就一个叱咤风云的戏剧人物而论，这三部电影都愧负于他。这也证明了第五代电影人的两个问题：一，在精神价值上的失衡与紊乱；二，在艺术创造力上的萎顿与无能。

眼下的国产片太机巧、太滑头、太虚假。大家一窝蜂的都去做“四两拨千斤”的活路，市场上肯定多是假冒伪劣的货色了。唯有笨办法和死功夫，才能搞出真货、干货。

张艺谋当初拍《老井》体验的角色时，想的就是笨办法，下的就是死功夫，天天汗流浃背地去山沟凿石板背石板，所以角色演的让人信服无疑。他要是坚持用这种方法去推敲剧本人物情节，不要在主题与情节上投机取巧，那《英雄》便有可能成为货真价实的精品巨作，成为地道的“干货”。谁又能料到，首推中国电影史上的超级水货《英雄》，竟是当年以此为戒的老谋子搞出来的呢？这就叫做“人物的戏剧性转变”，令人感慨。

▇ 2008年5月，在西安一个电影编剧高研班上，芦苇表示：

电影是一个艺术产品，它跟所有产品一样，是有功能性的，类型其实就是一种功能。不管写什么电影，首先面对的就是类型。你到底要写一个什么电影，要有定位和针对性。类型实际上也是一个交流系统。当你把类型规定好以后，观众就有所期待。比如冰箱是家电的一个类型，观众一听就知道可以放食物进去。

你根据类型所要求的模式的起承转合来写，不会有大问题。模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千百次实验的结果，实际上也符合常情常理。比如冰箱，就是两三个门，一个冷冻，一个冷藏，你可以再做一些自由的外观设计和搭配，但如果没有这个，或额外增加什么，都被证明不实用。

类型是编剧写剧本必须遵照的一个模式和规律，是写好剧本的必须而非充分的条件。类型只不过是有效规定，它可以保证你不犯基本错误，但不能保证你出彩。出彩不出彩那是创造问题。什么是创造？模式之下处处都是创造！

▇ 2011年12月，芦苇做客人民网直播间接受访谈时表示：

所谓的商业就不能艺术，艺术就不能商业，完全是一个误区。其实这两者完全应该是一回事情。

一个成功的艺术片，必须要和观众沟通，沟通得好，票房肯定会好。把艺术片跟观众割裂开来，观众当然不接受。现在的艺术片有时候都成为烂片子的代名词了。

很多电影制作者把电影拍烂以后说我这是艺术片，你们看不懂，我觉得这种说法基本是一种鸵鸟的说法，鸵鸟的姿态。 

第五代导演登上舞台就一鸣惊人。第六代导演是左扶右扶，扶到今天为止，影响力也远远低于第五代导演，作品的格局比较小，主题也比较小，故事和人物单薄了，这个不如第五代导演。有时候在驾驭大片方面，依然感觉到还是有困难。

比如陆川的《南京！南京！》，从题材来看，从规模来看，从投资上来看，俨然大片风范，但从内容上来说，不很成熟，仍有很多缺陷。这是他们（与第五代导演）的区别。生活的道路不一样，经历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

▇ 2012年9月，王全安电影《白鹿原》公映之后，芦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白鹿原》小说出版后，吴天明导演很喜欢这部小说，找我与陈忠实碰了很多次头，三个人满怀热情地准备把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我们三个人都是陕西人，都梦想着把陕西乡土人物的魅力拍成电影。

 我写《霸王别姬》是两稿，写《活着》两稿。唯独写《白鹿原》前后七稿，耗时五年。稿纸与笔记本加起来是一尺半厚。因为小说非常优秀，电影要跟小说水准匹配，必须精益求精。我耗时五年写了七稿。

后来，王全安说他写《白鹿原》剧本只用了十六天，我深感愕然，读他的剧本，确实就是快餐水准。后来他拍片时才意识到他这稿不行，反过头来又大量搬用了我的剧本内容，总算是踉踉跄跄把电影拍完了。他们要给我挂名第二编剧，我没同意。因为那不是我的作品。

在《白鹿原》中，王全安的身份非常复杂。他是半个老板。我从媒体上得到的信息是，一部《白鹿原》下来得到最大实惠的是张雨绮。因为她拿到了 600万的“鸽子蛋”。《白鹿原》以这种方式登台，我觉得很有戏剧性，或许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按照中国电影人目前的状态，最好还是搁置起来，不要拍，不要糟践了这个题材。现在中国电影界，在当下精神萎靡、只知媚俗的世风下，不要动《白鹿原》。如果我们对传统文化、对《白鹿原》还带有敬意的话，就不要贸然出手。

中国当代文学的水准远远高于中国电影的水准。这两者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当下中国电影的思想水准要是跟中国当代小说比，那就是小儿科、幼儿园。

（有人说，一般来讲，一个国家文学水准高，也会提升电影的水准。）这其实没有必然关系。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中国文学不但没有萎缩，反而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成熟、沉着、深沉。电影界却恰恰相反。

有一种普遍的观点是，中国电影不接地气与电影审查有关。实则不然。

如果把所有问题归结为审查，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伊朗电影的光彩。伊朗的电影审查更厉害，妇女的胳膊露多少都是有规定的，我们还能拍裸体呢。

其实主要原因是电影人创作的倦怠感。电影跟社会有关系。电影人很难对现实产生热情，很难有创作的冲动。这个更可怕。

▇ 2013年10月，《电影编剧的秘密》出版，该书收录芦苇和王天兵的四次谈话。芦苇多次表示：

中国电影没有拍过一部好的历史片，虽然我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可就是没有好的历史电影，这个是很反讽的，我辈应当为之汗颜，并自掌嘴脸。

你看，写中国土改这段历史，最真实权威的著作竟是美国人韩丁写的《翻身》。虽然国内的一些博士研究生也在研究这个项目，也能做到真实，但他们没有身临其境，而韩丁是亲历者。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在内还有一个死穴，就是对生命的态度漠然冷视。在韩丁的《翻身》里能看到生命的遭遇和经历，他一直扣着这个主题。我们的记录却多为标语口号式的行政文体，视角是完全不一样的。

反映中国历史的电影拍得最好的是《末代皇帝》，但这是意大利人贝托鲁奇拍的。国内也拍了《末代皇帝》的电视剧，两片相比优劣立见。鲁迅早有真知灼见：“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这个民族忘得太快、记性太差，电影和文学艺术理应起到证词的作用，这是电影应负起的文化职责。

中国电影界里没有天才。中国所有导演都属于经验型的导演，就是状态好了，班子组好了，实打实地认真干，电影可能会拍得不错。虚妄自大了，得上大头症了，摆大师谱儿了，立马就得栽趴下来挨唾骂。

有幸的是，我在第五代创作状态最好的时候跟他们在一块儿合作。那是非常珍贵的一段时光，他们处于艺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但他们以后确实一路下坡溃不成形。

张艺谋在拍《活着》的时候是很有抱负的，谁想到了奥运会开幕式，竟然只会用奢华浮丽的所谓文化符号去堆砌场面，把“黄金甲”又做了一个放大豪华版。

陈凯歌的创作状态在《霸王别姬》前后判若两人。在拍《霸王别姬》的时候他很有激情，判断力也敏锐，之后呢，多的是精细筹算与自负自满，而品格的灵气却离他远去了。

我当时觉得中国电影真正的创作从《霸王别姬》开始了，哪曾料到它成了终点。这部既是开始又是终点的电影，印证了中国文化人在创作上的短命是规律性的，大多数人都是偶尔露峥嵘，然后就一蹶不振地去了。

谈到剧本创作，黑泽明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剧本不是拿手写出来的，而是拿脚写出来的。中国编剧最大的毛病就是老出常识性错误，人物、情节、背景都不对头。编剧不了解他写的时代和人物，有时候连起码的生活逻辑也搞不清，这很可怕。

作为一个编剧，所谓“进入角色”是一个很困难的事。这比演员进入角色要复杂得多，因为演员面对的是一个人，而编剧要面对很多角色。你要忘记自我，要成为他或他们。这个准备工作非常长。

▇ 2013年12月，芦苇在接受南方媒体采访时表示：

《小时代》这种电影，就跟污染空气和劣质食品一样，对人是有负面影响的。

《小时代》的电影观众基本上是15岁到25岁这个年龄层的人。当今社会和青年人对于财富、金钱生活的向往，《小时代》都给予了，看得你赏心悦目、心醉神迷，但是非常低级，在本质上有肮脏的成分，是让人不能恭维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小时代》又给了这些年轻人梦想。你们好好干，就可以挣钱，挣了钱就是好生活。这个道理也没有错。它满足了当今年轻人对富裕生活、时尚生活的追求。

它就是那种虚幻满足。青年人做发财梦，生活里很难实现。到电影里去看个电影，在电影里满足我的这种需求。郭敬明的电影是时尚的一种消费、一种产品。它没有文化价值，甚至可以说对青年人是一种腐蚀作用，对于消费社会的鼓励，对于消费时尚的崇尚，我觉得它是有负面作用的。

但是《小时代》类型很清楚，它叫“青春发财梦”电影。在这一点上，看凯歌的《赵氏孤儿》，看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郭敬明想说什么很清楚，就是追求金钱时尚。他知道他的电影是拍给谁看。他是现代版的琼瑶。

中国艺术家都短命，包括电影艺术家。一旦成功了，基本上就死亡了。因为没有一个更高层面的追求。一旦自己成为人物了，成为腕儿了，就行了。一般的中国电影人这样子，中国人也是这样子。

这是大环境问题，缺乏自省、反思、自我批判。我们的电影跟今天的社会非常相似，浮躁、浮华、浮夸、华而不实，缺乏信仰、缺乏终极目标的寻求，这是很明显的，电影已经丧失掉了文化的批判功能。中国社会最敏感的问题，电影是无权表达的，历史反思，环境污染，生存质量，犯罪问题，在电影里讨论得极其有限。

我们说伊朗电影，那么小规模的制作，你能看到伊朗尖锐的社会问题，从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开始到现在的《一次别离》，有一个非常好的人文传统，他们有过去时、现在时、未来时。我们的过去时没有了，跟历史已经隔断了，也没有未来时，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个问题也必然会反映到电影界里边。

▇ 2014年3月，就在宋丹丹与编剧宋万金因“演员能否改剧本台词”论战正酣时，芦苇表示：

中国这个民族是个缺乏合作精神的民族，编剧老和导演搞不到一块。这种编剧和导演的矛盾是永恒的矛盾，就在国外也是一样，只是没有中国的严重而已。

我觉得编剧这个职业虽然是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甚至是一个被忽略的职业。但是反过来说，编剧也不可以自恋，编剧过分自恋，过分自我，过分沉迷自己的天地之中也不好。

▇ 2014年4月，在成都为其担任艺术总监的电影《过年》新片发布会站台的芦苇表示：

虽然中国已经成了全球第二大票仓，但是中国的电影文化质量正在逐步下跌。现在几乎只剩崇尚财富、崇尚潮流、崇尚消费这样的电影了，反映真实生活的电影已经被挤到墙角了。也正是电影市场的不健康发展催生了大量的脑残粉。

▇ 2014年11月，在一场“作为编剧的导演&作为导演的编剧”的座谈中，芦苇表示：

艺术片也罢，商业片也罢，百花齐放是最理想的境界，正如让大狗也叫，小狗也叫是最好。但今天从市场上来看，只剩“菜狗”在叫，而且来势汹汹，独当票房的利润。

让我忧虑的并非是某部不配享有高票房的电影赚了大钱，而是这种趋势会让电影生态受到“污染”和破坏。中国电影观众的胃口和中国环境已经到非常恶劣和令人担忧的地步了，每个人都要思考，到底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代电影人的努力。

▇ 2014年12月，芦苇获颁中国作家榜“年度致敬编剧”。此后，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价值观紊乱的时期，它所制造出来的一代人的价值观迷茫，已经呈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影只是一个角落。电影里还能看到传统的价值观吗？没有了。英雄主义、爱情至上、诗意和浪漫都消失了，充斥着搞闹搞笑，完全为了感官刺激这个最低级的需求。

中国电影已经完全放弃了对于价值观的追问，成了一种软性毒品。High是有了，也有获得感观满足的，唯独没有感动、情怀和价值观。这样的脑残电影制造脑残一代，这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在一个正常环境下的价值观对于脑残一代是失效的。

电影有两重功能：娱乐和文化表达。娱乐已经畸形发展起来，非常庞大了，但是文化价值的追寻却萎缩了，这个不正常。

中国电影文化品质低劣是一个事实。中国现在的市场很好，有庞大的资金，到处找出路。现在是个生产垃圾文化的时代，跟冒牌服装、垃圾食品繁盛的道理是一样的，有庞大的需求量，庞大的市场，电影也产生这种产品，同时也与我们的产品在国外的遭遇是一样的，难以进入正式发行渠道，电影节也很难参加。

比如说戛纳，去年中国电影又是一个零，13亿的人，电影界的奥林匹克连入围资格都没有，人家不要。

2015年5月，侯孝贤七进戛纳，终凭《刺客聂隐娘》夺“最佳导演”

《小时代》在美国特别惨，票房数字特别可笑。人家看完《小时代》都不明白，中国人的脑子是怎么了？认为国人的装腔作势和炫富心理非常病态。电影从来是一个民族区域文化的代表，我们跟好莱坞差距并不全是技术上的，真正的距离是文化上的，他们的电影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价值观，我们的电影做不到。

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中国的电影许多是模仿移植的，是“搬”过来的，换个名字、情节、人物就完了，包括几个卖得大火的电影都是模仿秀，你一看就是“克隆”过来的，名牌仿制品，就跟服装一样，山寨货，满大街都是。

电影很重要的功能是传承道德和文化。但现在中国电影里，这两点基本缺失了。中国人从对政治的狂热转向对金钱的狂热，没有信仰，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这些都投射在了电影里。而一些电影人，不是想如何用电影改变这一切，却为了票房迎合这个时代，以至于中国电影低俗化、脑残化。 

造成这种电影现状的原因，是中国从事影视工作者的普遍没文化。编导几乎都是民工。想找真正有学问的电影人，少之又少。 

不会讲故事，价值观混乱，就是典型的没文化。我们和好莱坞的电影差距不是技术上，而是文化品质上。他们有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价值观。我们连价值都没有。我们认为的主旋律电影，外国人根本不会接受。只有找到跟我们价值观合拍，又与普世价值观统一的契合点，中国电影才能有走出去的希望。 

▇ 2016年7月，正在陕西照金潜心创作的芦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电影市场兴起，硬件很好，几乎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院线也起来了，银幕数仅次于美国，这是很可喜的现象。但是影片质量，在下滑，在跌落。这跟中国其他商品相似，市场虽然很大，质量不能恭维。世界名牌，少之又少。

我记得过去黄永玉先生曾经画了一副漫画，猪在吃食，吃的很欢，标题是《我只要数量，不要质量》。中国电影和这个情形蛮相像。国内的消费者有两重性，一方面比较被动，你喂他什么他只好吃什么，另一方面，国外商业大片涌进来，又把他们的胃口调高了。他们想看中国电影，但中国电影缺少国外大片的吸引力。

观众买票进电影院，一是为了休息和娱乐，二是寻求心灵上的交流。我们的电影现在只能满足观众的前一种需求，却忽略了他们精神层面的追求。我们失去了一个相互交流的场所和武器。为了挣钱，喂饱观众，不太健康，也不正常。

做编剧不能太功利。你得有自己的坚持和标准，不要当市场的奴隶。

现在很多剧本给我的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雄性激素都不见了。过去的英雄主义，过去的胆识，过去的探险精神，过去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现在都是搞笑，搞闹，穿名牌，泡美妞，买房买车。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的环境不好，把人的精气神搞没了；也可能是我们的食品不好，把我们吃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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