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艺术”因其特殊的存在，而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灿烂辉煌的时代写照，称得上是华夏文明造极之双，无论是艺术的成色，抑或是艺术的风尚，都生成出一体化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境界，聚焦出中古时期中华文明特有的艺术魅力和艺术精神。深入探寻唐宋艺术达到的一次次高峰景象，无不彰显出盛世荣光的风姿流韵，而这其中服饰与染织绣艺术的贡献从未缺席过，始终焕发出独特的光彩。尤其是唐宋时期形成的博大精美的服饰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与亚洲及欧洲各民族文化艺术与经济交流的象征，吸收并融合了外域文化的特征而推陈出新。这一时期的贵族女性身处上层社会，成为时代潮流的引领者。同时，这些女性的审美也引发了一系列的涉及服饰与染、织、绣艺术的美学革命。
唐代女性服饰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形制开放，愈益华丽。例如，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绘有一位梳高髻、敞领、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穿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饰带的唐代女性形象，从而让人们对诗词描绘的“粉胸半掩疑晴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加形象化的理解。这类服饰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至于宋代女性服饰虽受到守旧的社会氛围的包裹，但也透露出唐代气息的几分风采，形成独有的风格特点。纵观唐宋两代女性服饰与染织绣艺术演变历程，所触及的必然是社会发展的种种动因，特别是民族交往、社会思想、文化交融和生活观念等诸多方面所赋予其发展更多的空间。正是这些富有特色的生活艺术的历史呈现，给予唐宋艺术史书写有了更多的充实篇章。况且，这类生活艺术又都与唐宋社会、文化、审美，乃至经济和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选取唐宋艺术史“物质化书写”为主题，以服饰与染织绣艺术史考为线索，试图通过宏观考察与微观探索，全面揭示唐宋艺术的这一个典型侧面，从而挖掘出唐宋艺术中的特殊样式，即作为物质文化载体的唐宋服饰与染织绣，更多承载的是涵盖艺术与诗艺、艺术与经济、艺术与工艺、艺术与风物的非物质文化的特色。对此探究将有益于对唐宋艺术的传承和发扬。
如同唐宋诗词、书画和舞乐的魅力那样，唐宋服饰与染织绣充满了基于古典艺术之韵味的审美观照，显现出特有的繁花似锦。那黼黻文章、锦衣绣袄、云锦天章，成就唐宋名品相压、争妍斗奇的繁荣景观。而将唐宋服饰与染织绣写进艺术史，且将两大时代艺术风貌绵延相续，弘扬开来，可谓是构筑起长达六百余年中国艺术鼎盛风华的历史风景线，着实迷人、感人和动人。为此，本书围绕三大主题展开阐述。
其一，是喻“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意主题，开掘出唐宋诗词的唯美意境所描述的唐宋女服的风华之姿。这一主题共有三篇论稿，即《慢束罗裙半露胸——闲话唐女服饰》《云想衣裳花想容——唐诗中的女性衣饰与妆颜》《衣香鬓影——宋代女子衣饰漫谈》。唐代女性服饰给今人最大的印象，似乎是“露胸坦荡”，这在唐代周《逢邻女》诗中有云：“日高邻女笑相逢，慢束罗裙半露胸。莫向秋池照绿水，参差羞杀白芙蓉。”这里“慢束罗裙半露胸”一句似有此意，但相对说来并非如今人们所理解的开放程度，只是相较前朝略有敞领衣款罢了。所谓“露胸坦荡”的衣着，其实在唐代并不普遍，而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在特定环境或场合中的时髦穿着。今人所见唐代女性如此开放的装束，实则是窥视后宫闺房中的镜头特写。据考，这样的服饰在开元之治以前并不盛行。如张萱和周昉创作的画作里的仕女形象，还有大量唐代舞女服饰，如称为“软舞”的衣饰，大多为大袖、广领，呈现出飘然若仙的感觉，以表现婉转、舒展的舞姿，这些大多是在唐代开元年间之后才出现的。自然，唐诗中还有类似对女子着装风韵的描写：“粉胸半掩疑晴雪”（方干《赠美人》）；“雪胸鸾镜里”（温庭筠《女冠子·含娇含笑》），这些大概就是今人对唐代女性服饰的想象来源。借助唐诗的描述，探讨唐代女性装束的目的在于，获得对唐代女性服饰认识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源作支撑；追踪唐诗描述的唐代女性服饰穿着情境，试图挖掘并还原出其真实特色与面貌；通过唐诗刻画所隐匿的自然美、意境美和造型美等审美元素，来与唐代女性服饰盛世霓裳之美加以整合，重塑民族服饰的审美理想。同样，宋词中“揉蓝衫子杏黄裙”（秦观《南歌子·香墨弯弯画》），“莺黄衫子退红裙”（张先《定风波令·般涉调》）都是描写宋代女子衣饰装扮的色彩搭配，可谓是精致的典范。的确，有宋一代，词体昌盛，
《全宋词》
所收词家有千余位，词作两万余篇。其中，有大量关涉服饰装扮的词作，这在古代诗词的阆苑中，算得上是一大特色。常言道“诗言志”“词言情”，宋词不仅对女性情感世界有细致的抒发，而且对女性衣着着墨较多。
其二，是唐宋服饰与染织绣史料的考据考证主题，这是本书作为艺术史及艺术史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共计有三篇论稿，均以大量的文献爬梳为线索，对应各类考古实物为坐标，勾勒出唐宋服饰与染织这一丰厚的历史文脉，为探究我国古代服饰与染织史提供了打开门扉的钥匙。如《唐代“品色衣”制度与女性服色演变考察》一文，探讨唐代“品色衣”制度与自周代建立的传统冠冕制度，共同奠定了我国古代社会自上古至中古时期的基本服饰规制，进而对后世影响深远。“品色衣”无疑是唐王朝维护统治、建立更加规范的等级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对于皇室至高无上的权威与权力起到了强化作用。唐王朝每一次对“品色衣”制度的修订，真实客观地改变并反映了政治审美心态与宗教影响的波动。尽管有了明确的服饰色彩制度，但也无法阻挡海纳百川的唐代民间广泛吸纳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各民族服饰风尚。唐代服饰所呈现出的兼容并包且绚丽多姿的一面，正说明我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丰富多彩。同时，唐皇室所推崇的服饰色彩也会无意中形成一定的审美导向，由上而下泛化到民间的审美风潮，而民间服饰审美也会自下而上波及皇室审美。就这样，唐王朝在“品色衣”制度影响之下，在外域文明的冲击与本土审美传统延续以及宗教文明的波及下，呈现出我国古代社会服饰色彩与风尚最为绚烂的一页。
又如《唐代纺织品“草木染”工艺探赜》（上下篇），以唐代“草木染”工艺探赜为视角，试图以文献与实证考据为比照，勾勒出大唐盛世染色工艺的卓越成就，进而探究在历史长河中，古代染匠从生活中发现可供着色的染料源头，从矿物、动物、植物等中提取染色原料，尤其主要从植物中提取染色原料，进而被广泛应用的“草木染”，为服饰与纺织物提供更多的色彩选择，以满足人们穿着和物用的审美需求。同时，本文又特别关注唐代“草木染”对于服色等级制度的支撑作用，即“品色衣”制度离不开“草木染”的花色来厘定官吏身份等级。如是可言，唐代“草木染”工艺不仅拓展了染色工艺的多样性，而且集染色工匠智慧经验的结晶使之技艺精进，进而成为唐代手工艺中最为出色的代表性品种，本文解读实为是对唐代“草木染”工艺的进一步求证。
再如，《宋代染织绣工艺史料文献读记》（上中下篇）集中阐述了宋代染织绣工艺的发展与兴盛，尤其是通过与唐代有着极为相似的情形比较，揭示出宋代官营和私营两种生产与管理体制相互作用形成的行业格局，其表现为品种日益丰富，可谓是我国古代纺织业发展高峰的象征。本文力求通过解读文献还原史实真相，一则证明宋代为我国染织绣工艺发展的高峰期，且文献典籍非常丰富，值得梳理和深入解读；二则以宋代史料发掘为突破点，便于勾连起上下左右史料掘进的脉络。比如，唐宋一脉、宋辽金夏一脉，可以形成互补互证，有利于扩大求证范围。题名为“文献读记”，更是考虑且读且记，自由灵活，可随机阐发阅读观点，虽不一定系统，但是阐述观点的立足点却有据可循，尤其是释读过往历史，凡有记载的变化印迹，尽收读记之中，这也算是尝试史学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体现了艺术史学研究依靠文献典籍多方向的延伸价值。
综其三篇文稿而言，重点在于针对服饰与染织史料进行专题性的考察与探究，以审视我国古代服饰与染织工艺，这不仅是认识我国古代丰富的衣着生活需要，更是充实我国传统文化遗产宝库的需要。故而，以三篇文稿立论视角丰富这一领域研究的微观成分，且篇幅亦巨，形成翔实的研究路径。关键是采引了大量的古文献作为依据，更以条分缕析的方式阐述了我国古代染织工艺的技艺特色。例如，以文献爬梳出自汉至唐各朝代设有的“司染署”，以及唐宋两代所设“染院”的史实，阐明这些官方染色管理机构，对推动和发展传统染色工艺的贡献。又如，挖掘
《天工开物》
中记载的传至明代色谱和染色方法有二十多种，以此反证唐宋时期染色工艺传承谱系，尤其是在选用染料和掌握染色技术方面，有着规范的染色管理工序，这成为古代传统手工艺非常重要的遗存。值得一说的还有，三篇文稿的研究方法也从传统的囿以文献而变为更多地关注实物，并采用图像与文献的比照分析，增加服装与染织史专题研究的新成色。正如，研究立意且从“古者深衣，盖有制度”的礼乐宗法中依循史料寻找答案，又以考古实物对应求证，做到围点突破，将既有史料加以重新释读，以提升学术探究的价值，进一步揭示中华文明典籍中服饰与染织绣艺术具有的文明象征及推动文明进步的重大作用。
其三，是对唐宋“舆服志”的专题研究，重点呈现对史志史料的新拓展和新认识。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志书编纂向来是史学探究的重中之重。自
《史记》
“八书”创立志书体裁始，历代正史多沿其旧，不但使志书体例依循编撰而日臻完善，而且因其记述内容的庞大繁复而放大了历史范围，并彰显出纪代制度的重要功能。因此可说，志书确实是传承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载体。历史上对志书篇目之因革变化以及记叙内容之异同有过许多阐述，如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在
《廿二史札记》
中言道：“八书乃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汉书因之作十志，律历志则本于律书、历书也，礼乐志则本于礼书、乐书也，食货志则本于平准书也，郊祀志则本于封禅书也，天文志则本于天官书也，沟洫志则本于河渠书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其后律历、礼乐、天文、地理、刑法，历代史皆不能无。后汉书改地理为郡国，又增礼仪、祭祀、百官、舆服四志。三国无志。晋、宋、齐书大概与前书同，惟宋书增符瑞志，齐书亦有祥瑞志。梁、陈书及南史无志。魏书改天文为天象，地理为地形，祥瑞为灵征，余皆相同，而增官氏、释老二志。齐、周及北史皆无志。隋书本亦无志，今志乃合梁、陈、齐、周、隋并撰者，其艺文则改为经籍。新唐书增仪卫、选举、兵制三志。薛五代史志类有减无增。欧五代史另立司天、职方二考，亦即天文、地理而变其名也。宋史诸志与前史名目多同。惟辽史增营卫、捺钵、部族、兵卫诸志。其国俗然也。金、元二史，志目与宋史同，惟少艺文耳。明史志目与宋史同，其艺文志内专载明人著述，而前代书流传于世者不载。”这体现出历朝历代志书篇目的变化中蕴含着志书记述对象和记载内容边界的不断扩大，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变迁；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华文明发展史的忠实记录。从记述内容而言，志书主要记述和强调国家大政，及其对一个王朝兴衰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礼仪制度、法律法规等的变化。
依此而言，汉籍《舆服志》是我国纪传体官修史书“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典籍体现了礼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一部记录帝王将相仪仗服饰的史书，具有浓厚的封建社会仪轨记载的特征。围绕《舆服志》研究，其在古代常被认作服饰风尚流行的风向标，以及对着装者性别角色规范的标准。除帝王百官外，《舆服志》还有大量记述后妃命妇的“冠服制度”。当然，“冠服制度”显示出古代女性在服饰制度上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是对男性服饰制度的依附，更反映出女性的社会地位关系，但从《舆服志》中还是可以了解女性冠服制度的变迁。书中的《两唐书〈舆（车）服志〉和〈宋史·舆服志〉中服制规约解读札记》一文，属于针对史志详考的大篇幅文稿，其视角选择《旧唐书·舆服志》和《宋史·舆服志》作为研究唐宋服饰史料的重要路径。比如，透过大唐华服来比照《旧唐书·舆服志》中的相关规制记载，能够还原出各式主流款式。这是因为《旧唐书·舆服志》中特别记载了参与朝觐、祭祀、出行等重大仪礼活动时的服装规制，凸显遵从礼法的传统秩序。而在其表面的礼法之外，还有历朝历代不断完善发展的所谓规制“道德”，毕竟“皇室车辇制”的形成都由皇室重金打造，这也是古代社会文化与文明的一种极致象征。两唐书《舆（车）服志》更是专门记载唐代舆服制度的重要文献，其中所描述的佩饰制度是唐代舆服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况且，唐代对不同阶层人的佩饰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政治秩序的关键性标志。如从鱼符与鱼袋制度、腰带制度、佩绶制度等几个方面就可对唐代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有所了解和认识。同样，《宋史·舆服志》中的服饰形制，也是记述宋代服饰的重要文献，其完整性和系统性都非常卓著。该文以《旧唐书·舆服志》和《宋史·舆服志》为依本，分析唐宋两朝服制规约对服饰的继承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探究这两朝服饰脉络沿革的历史线索。
本书的末篇选择的是唐宋之后追复祖宗之盛的明代服饰专题研究。该篇目标是阐明延续唐宋服饰的基本规制在明代得到大力复兴，这是中华传统服饰绵延不绝的象征。关于明代服饰研究的话题，是笔者针对近三四年间不断举办的明代服饰大展而发表的演讲与文稿的集结。比如，2020 年9 月山东博物馆和曲阜孔子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展览精选有代表性的明代服饰，为观众呈现无与伦比的大明风华。又如，2020 年末至2021 年初南京市博物总馆与南京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明十三陵博物馆、南京明孝陵博物馆、南京城墙博物馆和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联合举办“1420：从南京到北京”特展，围绕朱元璋和朱棣在位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而展开，分为“洪武肇基”“永乐开拓”“国祚绵延”三个单元。在明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力图再现历史人物和历史遗迹，将南京与北京在明代的特殊关系还原在公众视野中。据此，作者在“中国博物馆公开课”的演讲算是为大展而作的一次接续话题。论说明太祖朱元璋重视汉服穿着的回归，要求“上承周汉，下取唐宋”，依此重新制定了大明服饰制度。如《明史·舆服志》记载的相关服饰制度条例，仅在洪武年间的三十一年中，就颁布有数百项，且极为细致的规定，从帝后将相直到庶民百姓，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类人等，甚至细致到服饰式样、衣料与图案花色。朱元璋还亲自参与编订服饰条例，明确衣服及至冠履、首饰等类穿戴要求无所不及，可谓细密而具体。例如，郎瑛
《七修类稿》
中有记载：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朱元璋召见礼部尚书李源名等人，讨论臣民的衣着袖子长短问题，竟然议论数月，最后议决规定：文官“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口九寸”，所穿袍服长短“去地一寸”，庶民袖长是“过手，复回不及肘三寸”“衣长去地五寸”等。明史还有更为详细的记述，如洪武三十年，朱元璋甚至关心起庶民百姓的鞋子款式，规定庶人不许穿靴，只有北方苦寒之地可适当宽松。可见，大明服饰虽说华美，但等级划分极为严苛，这与整个明代规制有关，这在《大明律》中也有所体现。
《唐宋之后追复祖宗之盛的民族服饰——穿越回大明之博物馆里的明朝服饰艺术》一文围绕博物馆里的明朝服饰艺术藏品展开。明代服饰文献记载留有大量的史籍墨稿，大大超越汉代简策与唐人卷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浩瀚复杂。明代史料除国史实录外，还有野史稗乘、家史刻本，更有丰富多彩的文人笔记，所有这些也只是一个相对具体的形态，只能是反映艺术面貌与文化形态的零散片段。故而，讲述明代服饰要有实有据。那么，用“穿越者”的眼光来考察历史，不光是博学积累，更重要的是要有着超前的思维和预知能力，将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认知的对象。而这其中重要的是，同样可以反观唐宋服饰艺术的传递脉络，可谓是唐宋服饰与染织绣艺术发展的另一视角的写照。
归纳而言，在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和考古发掘材料中，用史学研究的眼光来钩沉稽古、考镜源流、传承文脉，可以说是对我国传统艺术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而本书以唐宋艺术史的“物质化”书写为主题，力求摆脱沿袭已久的工艺美术史的叙事方式和研究方法，加深理解自古至今国人在造物活动中的历史贡献，尤其是绵延数千载“匠作之业”的思维方式，为文明世界所做出的巨大推动作用。同时，通过对服饰与染织绣艺术这一庞大的“匠作之业”的考证叙述，进一步揭示其作为我国传统艺术史构成的重大艺术价值。为此，本书研究脉络确立为两点：一是以今天的视野来描述我国传统服饰与染织绣艺术的缘起、演变和发展历程，以古史探讨为主体，兼顾微观历史的比较研究；二是突出服饰与染织绣艺术史的典型性、技术性、文化性与社会性的多项特点，并注意吸收科学技术史、经济生活史以及社会发展史中涉及传统造物方式和生活行为的文献史料与考古实证，使整个唐宋艺术史的“物质化”书写内容更加充实而丰满，更加接近历史事实的探求需求，做到可读、可思与可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