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白，被“标签”|专访

“很多人说我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这个问题你 怎么不问呢？ ”

文/庞宏波

王菲演唱主题曲是你的主意吗？

“还真不是我，所有人都觉得这是我的主意，说王菲是我的王牌。 但我不能抢这个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故事，但确实不是我。 ”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有人问你，你这个年纪为什么还是如此执着于拍爱情片？

“我现在还在拍爱情片，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

关于“标签”，这是张一白永远绕不开的话题。 但关于“标签”，张一白也用几乎自己独特的重庆普通话一次次回应。

如今，《我和我的祖国》进入到了收官阶段。 可能关于“标签”，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去说明。 在上映前，七个导演联合执导短片式的电影在电影史上从没有成功的案例。 如果再加上主旋律这样天然具有偏见的标签，更是如此。

但从结果来看，《我和我的祖国》用成绩说明了一切。

而关于导演，偏见似乎从未消失过。 其实不光是张一白，在每部电影上映的时候都会有针对导演各种各样的言论。 偏见，成为了最廉价也最便捷表达自己不满的“武器”。

对于一个习惯性被偏见的张一白，终于拍摄了一部偏见并不大的电影。 翻看张一白近期的微博评论，这次的“偏见”已经变得零碎。 甚至在为数不多的“差评”里网友会第一时间反击： 对不起，我最喜欢的就是《相遇》。 ”

在见到张一白的整个过程里，张一白提到一句话“知我者我心宽慰，不知我者，我也不能敲开你脑袋，让你理解我。 ”

1

谈《相遇》：爱情片的“选择”

类型。

这一代主流的年轻观众其实对于献礼片的“定义”，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建国大业》。 海量明星、时代叙事、伟人事迹成为了这类电影一致的标签，尽管后来的主旋律电影逐渐完成了“由大到小”的人物变迁，但献礼片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导演愿意去触碰。

而这一次，《我和我的祖国》集结了七位导演，其最大的标签就是类型片。 其中，张一白拍摄了以两弹一星为背景的《相遇》。 这其实是一个时代背景极其厚重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最一开始来自于陈凯歌对于儿时的记忆。

对于1963年出生于重庆的张一白来说，显然对于这件事没有太大的印象。 不过类似的场景让张一白想到了1971年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的时候。 “我的印象里街上都是人，大卡车上大家把人民日报的号外撒出来，喊着。 晚上用半导体收音机反复放着东方红，那个时代的那种东西是迷人的。 ”

而这样一个厚重且具有强烈时代感的故事，张一白依然用了爱情片去呈现。 “所有宏大的叙事，所有伟大的感情，最后都归结于私人的的感情当中。 ”但也是因为这个选择和张一白联系在一起，让一部分人开始不解。

“为什么一定要执着于爱情片？ ”

其实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之前，就有很多人问张一白。 按导演代际划分，应该被划分到第六代但比第六代年长的张一白，为什么还是执着的去拍爱情片。

“我现在还执着的去拍爱情片，我觉得又不是丢人的事。 这个年纪怎么了？ 我拍着爱情片，但是这里面也不断的带着我的一些思考，我对生活的一些观察，甚至我自己的一些改变。 我对于爱情片的理念发生着变化，从青涩的、单纯的感情追忆渐渐变化成对现实中间人情感的关注，对烟火气的一种关注。 这是和我之前所有爱情故事不一样的（地方），时代洪流之中的男女私情。 ”

张一白对于爱情片的“执念”某种程度上体现在一些细节上。 例如任素汐演的方敏描述到张译演的高远捧着西瓜来的时候，太阳一定得照到他的脸上。 为此，这个并不是“泪点”的镜头拍了大概二十几条。

不过， 张一白谈到了《相遇》当中在公交车上的那一场重头戏，他罕见的转了微博上一位读者的微博对自己的好评。

“其实把别人夸你的话说出来其实也挺可笑的（笑），但是我觉得他懂我，就是张译演的高远摘掉口罩从公交车上下来，任素汐演的方敏还沉浸在自己的爱情当中，那个留下来的镜头他解读了很多，让我也觉得挺意外，挺感动的。 ”

“我看到的就有一个批评是说你不懂叙事，都是靠台词。 我觉得可笑的是，难道我要把闪回的故事全部拍出来吗？ 那你又会觉得我太肤浅。 ”

其实如果仔细去发掘这一次关于张一白的偏见，很多是在上映前就产生的。 这其实并不只出现在张一白的身上，而是很多导演都面临的烦恼。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带有成见的，那我也没得聊了。 有些东西就是觉得张一白你就是这么肤浅，你就不会拍电影，他永远带着这个成见，那就永远没得聊了。 比起我之前的电影，我觉得（《相遇》）几乎都不叫争论，甚至我都觉得都是好评如潮（大笑），但我觉得之前电影的争议比这个大的多得多。 我在片子里选择了很通俗的表达，有的人觉得太肤浅， 现在选择了含蓄的表达，他还是觉得你太肤浅。 ”

2

谈《后来的我们》： 我半年后想哭

关于张一白，似乎很多人总会联想到“那件事”。

去年五一档，《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一夜之间翻盘，你的劳动被颠覆，对创作者来说不知所云，现在都不知道真相。 ”

其实一年多之后再翻出来这件事，并没有多少意义。 在见到张一白谈及这个话题的时候，没想到张一白说“可以谈”。

从《后来的我们》的我们开始，包括之后的《来电狂响》、《我和我的祖国》三部电影在各自的档期都拿下了很高的票房成绩，但比票房成绩重要的是如果将这三部电影联系到张一白，细心的话会发现其中有一丝转变。

很多人认为《后来的我们》“那件事”改变了张一白，尤其是《来电狂响》和《我和我的祖国》在不同程度上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感”。 但在张一白看来，真正的拐点或者说“改变”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当时在重庆拍的时候，就意识到把情感置身于现实生活之间。 所以当十八梯那些场景出现的时候，我觉得是带着人间烟火气息的爱情故事。 ”

这点“改变”其实也运用到了《后来的我们》身上。 这个发生于台湾的故事，被张一白提议放到了北漂的身上。

“其实北漂回乡就像一个大迁徙，那些返乡民工骑着摩托车，虽然不是那么好看。 但不管结婚的没结婚的，相爱的不相爱的，都紧紧搂着对方的腰，我觉得这就是爱情。 那些挤在火车站里，密密麻麻的，想不在一起都不行。 那种被世界挤压在一起的（感觉），就是我现在想表达的爱情。 ”

但当外界还没机会看到张一白的这种“转变”时，“那件事”成为了舆论更大的焦点。 作为监制，作为业内公认的“产品经理”，张一白不可避免的卷入其中。

“对导演，尤其是一个女导演（来说），遭遇了和创作完全无关的事情，这是不公平的。 这件事情本身，不知道，我也去问过发行方，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家也拿着无数证据拍着胸脯说我们没干什么，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言论。 这件事情确实对我来说觉得很委屈，也让我憋着一口气。 ”

尽管已经过去一年多，张一白“可以谈”。 但关于这个话题，张一白分享了一个“不知道能不能讲的故事。 ”

“去年的12月31日，我在重庆拍戏。 下午，在房间里，看到微博上有一段视频，是《后来的我们》片尾的那个彩蛋，我自己（停顿）哭了一场。 那个时候同时也在做着《来电狂响》 ，那个时候也上了。 那一年，我虽然在导演面前我装的很坚强，我是监制，但她承受的委屈、压力和痛苦，我同样在承受。 ”

3

谈监制： 关于“精明”

意外。

关于张一白，很多人因为他多次成功的营销案例，给他贴上了“产品经理”的标签。但从“产品经理导演”到现在，张一白参与了更多电影的导演和策划工作。

“产品经理都过时了，早都不是产品经理了，我都快成总经理了。 很多人说我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对吧？ 有人这么说过的，这个问题你怎么不问呢？ ”

面对这种“质问”，张一白似乎并不渴望得到答案。 “其实我没那么精明，真的不算（凝视）。 我不是经过算计，我只是喜欢它，倾尽全力用我的知识、智慧、情感去做成。 那你说《我和我的祖国》有什么利益，是有片酬还是有分红？ 但这件事情，主旋律、献礼片、七个导演七个故事，没人做成。 这事别人都没干成，我（看看）能不能干成。 ”

如今的张一白，监制的频率显然已经超过了导演的频率，这也是外界的一个疑问，很多质疑也因为这个疑问而来。 但张一白还是分享了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故事。

“很多人来找我，说张导演，我们把钱给你，你什么都不用干，就来参加两次活动，挂你的名做监制。 ”

张一白低着头，微微抬起来很快速也很小声的说“不干，绝不干。 ”

“人家觉得给你的钱也不少你的，（但我觉得）我要做的第一个是我愿意全程参与的事情，第二绝对的话语权，别的都可以再谈。 我只能挑我感兴趣的能让我全程参与但也说话算数的事情。 ”

业内，“营销找张一白”似乎早就不再是一句调侃，从直接的署名监制到出营销点子，关于“张一白”似乎和营销挂上了密切的联系。

但关于做什么样的监制，张一白的回答多少让人意外。 如同在《我和我的祖国》中，作为总策划的张一白负责主导整个电影的宣传和发行。 但张一白否认邀请王菲是自己的主意，“我不能抢这个功”。

事实上，在去年年底圣诞节过后，陈凯歌、张一白、黄建新、傅若清一同来商量《我和我的祖国》。 担任总策划的张一白，除了主导后期的宣传和发行外，还承担了整个电影的包装和串联。 包括《我和我的祖国》片名、片头设计以及故事之间的串联，都来自于张一白的创意。

对于很多导演来说，“商业”本质上依然是一个敏感词。 如果将“商人”和“导演”挂在一起，是绝大多数导演都不愿意去承受的。

“我觉得我就是热爱（电影）这件事，但凡和电影相关的我都想尝试。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定义，我在乎的是自己还有没有热情。 我的生活其实已经没别的乐趣了，随着电商的增加，原来还能逛逛书店，逛逛音响店。 现在也没了，是被剥夺了。 把时间和生命只能放在电影身上，我不在乎该做还是不该做，我把自己定位是一个电影人，我既能做导演，也能在其他方面带着创作的热情去做。 ”

“我有一次看剧本，过程中从头笑到尾，管他妈的，也许拍出来，别人会说张一白他妈的那么幼稚。 但是为什么不能简简单单，很单纯的去做一件事呢？ 当然被人说肯定也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遇到我喜欢的东西我就是想去做，所以我有可能接下来的（戏）可能是特别不高级，特别不牛逼（笑）。 ”

很多导演都会谈到《我和我的祖国》当中那些不被大众所轻易看到的“私货”，但把这个问题抛给张一白的时候，张一白否定的很干脆。 “大众都看到了，他们感动的地方也是我想让大众感动的地方。 ”

但张一白还是分享了一个关于《相遇》里他最爱的一个场景。 “我最喜欢的是张译从医院里出来上公交车那一小段。 虽然很短，但是花了很大的功夫。 其实可以没有，在医院门口就可以上车。 但是那一段是和平、安详、市井，这哥们在人世最后的时候对生命的留恋，他抬头看见鸽子飞过。 ”

在构图上，似乎绝大多数观众没有发现任何不同。 但张一白关于这个场景的构图，可能是他全片构图上心思最重的一场。

“我平时喜欢摄影，马克·吕布1957年来北京拍了一张照片，透过窗户拍北京，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所以，我们也透过窗户去拍小孩跳绳，张译从中间走过，所以那是一个吕布或者说布列松式的构图，我想还原那个时代的东西，不仅仅是服装或者说样貌。 ”

但在这个故事中间，张一白不停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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