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愉快的性经历打破了合法与非法犯罪的二元逻辑，它需要用一个更复杂的标准来衡量：如韦所说，这是一次围绕着男性意愿而非两人共同意愿的经历。
一月中旬，发布于Babe网站上的一篇题为《与阿兹·安萨里共度的那晚成为我人生中的噩梦》的文章流传甚广。这篇文章披露了凭借《无为大师》斩获金球奖的美国喜剧演员阿兹·安萨里（Aziz Ansari），与一位化名格蕾丝的女性之间的一次性经历。
格蕾丝在文中详细讲述了他们是如何相识于艾美奖的晚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如何通过短信互相调情，他们又是如何约会的（先是格蕾丝去了安萨里的公寓喝酒，接着他们去了一家豪华餐厅共度晚餐，然后又回到安萨里的公寓继续喝酒）。但整个故事却是在格蕾丝的眼泪中结束——安萨里举止笨拙又具有侵略性，他们尝试亲热了一阵后，格蕾丝拒绝了进一步的接触，感到不适的她乘坐着安萨里帮她叫的Uber离开了。
电影《黑湖妖谭》（1954）
这篇文章很快在社交媒体上被疯传。作为一名大张旗鼓支持女权主义的男性，安萨里在年初的金球奖红毯上高调佩戴TimesUp运动
（2018年初，由好莱坞的300多名女性领导人发起的一项反性侵倡议运动）
的胸针。自然而然，人们就把格雷斯的经历和MeToo以及TimesUp这两个女权运动联系了起来。很快就有人呼吁安萨里离开公共领域、终止他的表演事业。
但安萨里事件与近六个月以来笼罩好莱坞的性侵害丑闻有所不同。从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数十年来性骚扰和设置行业黑名单，到凯文·斯佩西（Kevin Spacey）对年轻男性的猎捕，再到路易斯·CK（Louis C.K.）不经征求意见就在人前自慰，这些事件都属于本质上有犯罪性质、对下级滥用权力，讲述的是权贵们对那些追梦者的羞辱和驯服—— MeToo运动用明确的指向获得了所有正派人士的支持。
然而Babe上刊登的故事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因为没有达到女方期望而被搞砸的约会。
“我的确以为一切进行得还不错，所以当我听说她的情况并非如此时, 我感到惊讶和担忧。的确花了些时间来消化她的话，我把她的话记在心里，也私下给出了回应。
我仍然支持着这场正发生在我们文化里的运动，这是必要的, 而且早该这样做了。”
读者对阿兹·安萨里在这一事件中表现出的侵略性、权利和过度坚持进行指控，以上是他对此作出的回应。这也就不奇怪他的回应是介于抵赖和懊悔之间，既非否认，也非致歉：“我感到惊讶和担忧。我把她的话记在心里。”
这一事件很快从一个故事演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被当成是对MeToo运动此番卷土重来的民意公投，同时也是在现今这个可以随时向大众分享性生活的世界里，对其中权力动态的探索。《大西洋报》、《纽约时报》、《华盛顿日报》和格林·贝克广播秀均对此事进行了探讨。短篇小说《猫人》讲述了一次糟糕的性经历，而安萨里这个故事则在社交媒体上被认为是其现实版演绎，同时这个故事也被当作MeToo运动混淆正义和私罚的证据。在被政治化和被抨击的同时，安萨里的事件也变成了一个缩影， 即为了求得发生关系而展开甜言蜜语时，双方互动的问题。
所以在记者凯蒂·韦（Katie Way）听格蕾丝讲述这个故事的同时，数字媒体瞬时传播的特点也将其转变成了许多女性和男性共同的故事。刨去别的不说，
这种不愉快的性经历打破了合法与非法犯罪的二元逻辑，它需要用一个更复杂的标准来衡量
：如韦所说，这是一次围绕着男性意愿而非两人共同意愿的经历。这是一种让人不快的——在这个故事里是发生在异性之间的——极度普遍同时又极少被讨论的性经历（实际上，这种讨论还太稀缺，需要用一部小说来获得更多关注）。这种不愉快的性经历即使开始被广泛谈论，也会被一些戏谑的陈词滥调所限制：笨手笨脚的男性，富有侵略性的男性，像个“臭男人”的男性。而女性，则是所有这些男子气概的承受者。
纽约客连载小说《猫人》插图
对安萨里这个故事的许多直接抨击则是将格雷斯塑造成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有力量的同时又软弱：作为由女权主义艰难奋斗而来的性自由的受益者，她一次又一次容许自己被物化。那些反对者进一步将这个故事放在MeToo运动的框架下，去讽刺“自愿成为受害者”这个前提。“在格雷斯的这个故事里，最让我苦恼的一点在于，阿兹·安萨里看上去是唯一主导的人。” 巴里·维斯（Bari Weiss）在《纽约时报》上如此说到。她接着指出在当时的处境里，格雷斯完全可以“说出那个四个字母的词，站起来，走出去”，她直接拒绝掉他，中止这一切就好了。她也可以如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说的那般，像上一辈女性那样，“不惜任何代价阻止他违背你的意愿触碰你。”
人类的复杂性悄无声息影响着人们的性经历，然而那些批评的声音却将这个因素放到了无足轻重的位置。
性行为升级成暴力的可能性一直是个威胁。但另一方面，必须要取悦他人、顺从他人、温柔体贴、避免在性行为和其他事情上将情况搞得尴尬——当今女性已经摆脱了这些长期以来对“女人味”的要求。理论上讲，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说“不”。但在现实里，这个词常常只是被当作最后关头的救命稻草。它是合法的，交易中允许的，事态发展中被沉默所替代的。
大家都可以说“不”，但没人真的愿意这么做。
抛开其他来看，韦所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在用语言直接拒绝外，不断尝试用其它方式拒绝，直到她别无选择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身体抗议被忽视甚至彻底被误解的故事。在韦对故事的叙述和安萨里的回应中，
突出而又悲剧的一点在于，双方都不清楚他们之间什么被理解了，而什么又没有被理解。
他在第二天给她发短信，说前一夜和她在一起他过得“很开心”，他似乎是非常认真的。当他发现自己的感受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回应时，他也的确非常吃惊。“我很伤心，”他回应新闻说，“很显然，我当时理解错了，我感到非常抱歉。”
双方的困惑也是这个寓言故事的一部分，是这位匿名女性与这位知名男性的故事里潜在的讽刺。毕竟安萨里不光是当下这种文化的引导者，也是其中的一位缔造者。他写过一本名为《约会心理学》（Modern Romance）的书，还在Netflix公司与人合作拍摄创作情景喜剧，以此形式表现书中的主题。在一次又一次的表演和采访中，他都将自己定义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一位自豪的盟友，一个佩戴TimesUp胸针并且能够阐述其意义的人。他展现出的公众形象完美契合当下这个前所未有地追求女权、多样化和同理心的文化。
然而在凯蒂·韦的故事里，即便是如此光鲜的安萨里也被拿来当作案例，成为“同意才可以”法则和强调“明确同意”的运动所抵制的对象。韦将他刻画为用阴险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权力、侵略性和笨拙。
他在现实生活中将现代浪漫喜剧中的一个核心前提，即浪漫追求与猎捕之间薄弱的界限，推向了极端。
他是劳埃德·多布勒（Lloyd Dobler，电影《情到深处》男主人公），把他的录音机举向天，朝向了爱情；他是泰德·莫斯比（Ted Mosby，美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男主人公），兀自来到罗比（Robin，本剧女主人公）的窗前；他是阿列克斯·希钦斯（Alex Hitchens，电影《全民情敌》男主人公），告诉他的客户“她想表达的其实是‘离我远点’，或者也可能是‘再努力点儿，笨蛋’”。
他是每一个浪漫故事中的男主角，以浪漫的名义，忽略掉对方给他的暗示。他向世人提醒那些爱情狩猎中的陈词滥调。
就像巴里·维斯说的，“阿兹·安萨里看上去是唯一主导的人。” 她抗拒，他坚持，一遍又一遍。“反反复复，”格雷斯给韦讲述这段经历时说，“感觉像一场该死的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