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天任：在日本，真正顶级的学校是没有欺凌的

文 | 俞天任

最近发生在北京中关村二小的一件学生间的纠纷，把“校园欺凌”问题提到了整个社会的面前，虽然对中关村二小事件还不能定性，但是校园欺凌问题确实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一个大问题。

“校园欺凌”在国内成为话题的时间似乎还不长，记得十年前笔者写《冰眼看日本》的时候对于日本校园里的“いじめ”问题还找不到对应的汉语词，自己造了一个“抱团欺负人”的词来表示。

日本校园的“いじめ”，也就是“欺凌”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常有学生不堪欺凌而自杀的新闻出现，甚至连皇太子德仁亲王的女儿爱子公主在学校也曾遭欺凌。不能说社会不重视，但直到现在实际上也并没有找到什么防止和减少欺凌的有效方法。

连从日本动漫都可以想象出日本校园欺凌的程度。日本动漫男女主角们的形体永远是那么帅，体力和意志都异乎寻常地强劲，行动上则是见义勇为扶弱锄强。从生理特征到行为模式都严重偏离日本民族的特征。其实作者赋予主人公这些特征是寄托这作者自己的理想，从作者创造的主人公形象上都可以想见作者们当年在学校里也使饱受欺凌的，事实上有不少动漫反映的就是校园欺凌这个主题。

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校受过欺负欺凌的孩子将来一般比其他孩子要有出息，这点连美国电影《回到未来》都说到了这一点。

一般很容易把欺凌问题看成简单的学生道德或者品行问题，但在实际上要复杂得多，校园欺凌问题的深刻化，和社会环境以及生活环境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人们一般把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叫“走入社会”，实际上孩子们走出家门进入学校也是一种进入社会。学校也是一个社会，孩子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指望在孩子之间形成完全平等相待的秩序不现实，孩子们总会形成一个个的群体，每个群体都会有“孩子头”出现，自发地形成一种上下秩序。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个孩子在这些群体中不是在欺负别人就是被别人欺负，或者是这次欺负别人，下次被别人欺负，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实际上毕业之后要进入的社会也是这样，问题在于要控制好“欺负”的程度。

笔者是在文革期间读的中小学。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兼反动军官，属于“黑五类”子弟，自然是受欺负的对象。一次笔者高中时期最后的一任班主任问笔者为什么从不和另外一位老师联系，我告诉他有一次我被某某同学欺负，忍不住还了手而被那位老师斥责为“阶级报复”，在全年级点名批评的往事，班主任老师这才恍然大悟。

实际上因为1973年邓小平复出，刮起了“右倾翻案风”，学校里开始重视学习了，像笔者这样成绩较好的学生就神气了起来，前面所提到的最后的班主任也就是那时才调到我们学校来，担任我们的班主任，他并不知道以前的事情，所以他只记得笔者在班上是属于“小霸王”一类的。

这只是普通的“欺负”，实际上按照日本的标准来衡量还远不到“欺凌”的程度，日本学校里的欺凌可不是这么简单。

所谓“欺凌”并不只是简单的欺负人，而是抱团欺负人，是多数人欺负个别人，程度各种各样，当然严重的时候有暴力行为，但更多的时候是心理伤害，从伤害中得到心理满足。 比如现在社交网络都成了欺凌的工具，一大帮人在群里叱骂某个特定的人。

在日本要是看见哪个孩子背了几个书包去上学，前面走着几个晃着双手的，几乎就可以肯定这孩子是在受欺凌。虽然受欺凌的大多都是气力弱的，但也不一定受欺凌的孩子就是小个，人高马大的孩子受欺凌的也不在少数。笔者有位同事是大帅哥，小时候饱受欺凌，理由就是长得太帅了。受欺凌的真正理由是和别人不一样，有人看你不舒服。这样就有人来串通大家不带你玩，不理你，这就是所谓“欺凌”了。

“不理你”在其他个人主义的文化里面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可在日本就是个大问题。一个人总要归属于一个什么团队或者团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肯低头就团伙老大们干干活，弄点钱来孝敬孝敬老大们，争取进入这个群体，但一般被欺凌了之后再想被这个群体所承认可不容易，欺凌程度会不断升级，有些受到欺凌的孩子会选择拒绝登校，但是更多的受到欺凌的孩子为了不给家庭添麻烦而忍气吞声，实在无法忍受了会选择自杀，因为日本文化不排斥自杀，所以日本时不时有中小学生自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如果提到社会文化论的高度的话，“欺凌”也不全无是处，他是保持团体凝聚力的一种手段。日本的文化是一种“耻文化”，从众的心理特别突出。在这个社会里，从小就应该接受归属于某个团体的共识，还要自然地习惯于在这个团体内的位置，如果有所违反就会受到团体的制裁。经常在说日本人团体精神强，这种强大的团队精神实际上是从小就通过许多有形无形的训练和熏陶而形成的，欺凌在形成团队精神的过程中是必要的。

也就是说所谓“欺凌”实际上是社会训练和熏陶的一部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必要的一部分，这就是“欺凌”在以前没有引起重视的原因。

过去，日本和中国很相像。除了建筑风格和建筑材料之外，中国和日本连居住的环境都有些相像，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很相像。无论家庭或者个人都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小孩们就是由大孩子们领着在外面玩，孩子社会也是成人社会的一种模仿，有人具有权威也有人服从权威。

那时的孩子内部也有暴力行为，比如打架什么的，但是一般不会过度。把人打伤是可以的，但是把人打坏是不可以的，即使不同团体打群架也是不能打死人的，常打架的孩子自然就能够把握这个尺寸。

顺便说一声，这些规矩似乎是普世的，笔者小时候连小流氓打群架用的三角刮刀都是特地截短了的，免得不当心捅死人。

但是随着经济的起飞，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居住条件就发生了变化，高楼大厦取代了原来的平房，然后汽车又成了街道的主人，住宅大楼的出现也使得邻里间监视的目光达不到的死角越来越多，这样供孩子们能够安全玩耍的室外空间越来越小。

住宅条件的改善也使大部分家庭有了孩子们能够不出门玩耍的空间，另外从八十年代之后兴起的电子游戏也给孩子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他们不再走出家门去和小伙伴们集体玩耍。这样的结果是现在的孩子们并不知道孩子社会的规则，所谓“社交性格和社交能力越来越差”就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对体罚，打架这类暴力行为的容忍度越来越低，现在是连“老子打儿子”也划入家庭暴力的范畴而严加取缔的。

但是学校则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学校还是孩子的社会，自然存在一直就有那种“孩子社会的规则”，解决欺凌问题的困难也就在这里。因为实际上在学校里并行存在着两个秩序，一个是课堂秩序，由校方主持，有教师主导。还有一个是课外秩序，那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孩子社会的秩序。

所以，真正顶级的学校是没有欺凌的，像笔者儿子就读的初高中里就从来没有出现过欺凌现象，这是因为在那儿几乎就没有了课外秩序，一切都是课堂秩序的延伸，学生们要操心的东西是考试的成绩，在智力上碾压同学才是根本，在体力上欺负同学是没有意义的。

但这种学校是很少的。在更多的学校里，“孩子社会秩序”的自然形成过程受到了破坏，几乎已经不再存在。原本是应该参加这个形成过程的主体们，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没有时间参与，或者根本就抗拒参与这个过程。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不能够适应这些规则，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些规则，甚至连“孩子头”都是这样。因为这些规则是通过参与孩子社会的活动而掌握的。

这样，在学校里原本是普通的欺负，因为程度不再可控而越来越激烈，最后变化为了欺凌。一旦欺负进化成了欺凌，再要控制就很难了，欺凌者会因为虐待受欺凌者而得到心理上甚至生理上的快感，另一方面受欺凌者则越来越不能承认和接受欺凌，因为社会本身的主流观点对欺凌是彻底否定的，这种舆论和现实的矛盾在单体程度和全体程度上都更加放大了欺凌问题。

就日本的“校园欺凌”来说，一位有名的右翼论客西部迈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战后的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是校园欺凌的元凶”，实际上刨去这句话中过浓的意识形态之后，对于观察所谓“校园欺凌”还是很有帮助的。日本的校园欺凌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和日本民族的耻文化因素以及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注】本文原标题为《日本的校园欺凌：成为了问题以后就更是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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