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是沈刚伯先生写的，诗是1965年他到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讲学时写的。字和诗同样潇洒，我尤其欢喜最後两句：“出得门来人半醉，柏林郊外月如霜。”刚伯先生自由大学讲学一年，讲的是“中国文化史”，并写有讲稿。这可能是刚伯先生教书近一甲子，唯一写讲稿的一次。他上课没有讲稿，作学术讲演也没讲稿，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滔滔不绝。胡适就说：“沈刚伯了得，演讲不带稿。”
这份讲稿是英文写的，归国後於箧中被白蚁吞蚀殆尽，的确非常可惜。因为刚伯先生不设文字障，甚少著墨，晚年他开白内障，我接他出院，他坐在轮椅上说：“现在眼睛整好了，可以述先圣之遗意，整百家的不齐了。”他准备写三本书，“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史”和“中国史学史”，说到这里他哈哈一笑，说：“最後可能一张稿纸也没有。”的确，最後诚如所言，没有留下一张稿纸。
德国讲学的讲稿被蚀，却留下这首诗，没有想到刚伯先生在万里之外的异域，竟然遇到这样一位雅士，煮酒论诗，酒逢知己，就觉得相见恨晚了。酒罢辞出，也许那是个秋夜，一轮皓月当空，西风吹着刚伯先生的华发和他的衣衫，此情此景不仅可以入诗，也可以入画。
刚伯先生说到这里，使我想起翁廷枢来。翁廷枢比我高一届，是当年嘉义政坛名人翁钤的侄子。外文系毕业，留系任讲师，中英文俱佳，且有才情，兼任刚伯先生的英文秘书。翁廷枢是个好人，不知什么时候染上酒瘾，到最後每日必喝，每喝必醉，醉了就出言不逊骂座，我和他喝过几次酒，就是这样。
老翁因酗酒，干了多年讲师也没升等，朋友劝他到美国进修，但必须立下军状，到美国不能再喝酒。老翁到美国倒能修身养性，没事就钓钓鱼，却没有喝酒，不巧遇上我们退出联合国，他一怒拍桌子说：“妈的，美国人没搞头。”於是大喝一场，立即收拾行李回国，在纽约登机，海关说他行李过重，他指著两个箱子说你要哪一个？就拎一个箱子回国，回到家按门铃，太太启门大惊：“怎么不说一声，就回来了！”
翁廷枢回来喝得比过去更厉害。有次他请刚伯先生夫妇，并约我们夫妇作陪，我们五人在云和园吃饭。云和园是家云南馆子，吃到最後一道是沙锅家常鳝鱼，喝到这时，老翁已喝得把持不住，开始说酒话，我立即起身送刚伯先生夫妇下楼叫车，请他们上车回家。然後赶上楼与妻扶持老翁下楼。送他回家，车到他家附近，我问：“几巷？”老翁笑道：“嘿嘿，不告诉你。”车在他家的那条巷子来回好几趟，他不是说还没到，就是说过了，最後终於找到他家，送到楼上他家。後来，老翁死了，可能是喝酒伤身，在一个凄风苦雨的上午，我去参加他的告别式，老翁潇洒有才情，没有想到走得那么孤寂悲凉。
後来，王家小馆开了，在过去羽毛球馆後面一家宾馆的楼下。是四十四兵工厂的员工出来开的。四十四兵工厂，员工多湖北乡亲。四十四兵工厂的旧址，就是现在的寸土寸金的信义计划区。王家小馆是家道地的湖北馆，其鱼杂豆腐、蓑衣牛肉、臭三鲜、珍珠丸子、剁鱼丸和其他蒸菜，还有豆丝、面窝、粑粑等小吃，都是刚伯先生的家乡俚味，陪沈先生出外小酌，又多了个去处。
一次在湖北小馆，刚伯先生一面手撕着主人送的烟薰咸鱼，一面啜著樽中的陈绍说：“一样的酒有不同的喝法。但不能落俗。当年初到台湾，大家生活艰困，但却能苦中作乐，台静农他们就喝'花酒'，以花生米下酒。有时我经过他的研究室，也进去喝几杯。在座的除台静农外，还有屈一鹏（万里）、孔德成、郑骞。郑骞喝不多只陪着聊天，他们都是中文系的，历史系的夏德仪也常去讨酒吃。他们浅酌细语低笑，声不出屋外，虽是苦中作乐，其乐也融融。”
刚伯先生又说：“当然，一样的酒，也可以喝出不同的人来。如果到饭店吃饭，就像小孩子一样闹起来了。台静农酒品好，酒量好，不争不吵笑眯眯的，可算是个酒仙，屈一鹏酒量也好，但要大家磨半天，才一杯下肚，所以大家称他是酒棍。孔德成有意思，先是彬彬有礼，到後来站起身，一手叉腰，一手指著对方，喊著：'你喝，你喝，你得喝！'颇有霸气，称为酒霸，我们的夏德仪坐下来就找酒喝讨烟抽，大家都叫他酒丐……”刚伯先生一面饮酒一面说着，真的是煮酒论英雄了。“还有个酒侠呢？”我问。刚伯先生哈哈一笑，饮下一杯酒，却没有答我。“谁的酒量最好。”我又问。“不在台大，是梅贻琦（曾任教育部长，清华大学校长）他只喝酒，不闹酒，不论谁敬他酒，他都一饮而尽，真的是千杯不醉，可称酒圣。”日後我有机会得敬陪末座侍诸先生饮，诚如刚伯先生所言，但他们闹酒却不逞强，戏谑亦风雅，不似日後的那些後生喝得那么粗俗。
记得那年暑假，侍刚伯先生在福隆小憩，晚饭时，他兴致甚高，饮了些酒，黄昏时分，在海滨扶杖踏沙而行。後来他说这是他此生第一次赤足走路——也是一生唯一的一次。西天彩霞灿然，渔舟纷纷出海，海涛轻轻拍着沙岸，激起浪花朵朵，碧波深处，有数点渔火沉浮，海风习习，拂起刚伯先生萧萧白发，他御风而立，眺望海天，若有所思，真像他自己说的：“悟逝者之未往，知真体之永存，别有会心，怡然自得，殆飘飘乎若神仙中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