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辉
最早读杨绛的作品是《干校六记》。这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书。她的笔调，看似格外简洁而冷峻，以冷静而从容的口气叙述“文革”期间的亲历，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渗透于文字之间的历史无奈和惆怅。《干校六记》与另一篇长文《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均是杨绛关于“文革”经历的回忆。
身处动荡岁月，她内心虽不平静，外表却极为镇定，毫不慌乱。身躯瘦小的她，却拥有精神的伟岸，以坦然、坚毅、倔强，面对一切，包括磨难。
她回忆被揪斗、游街的诸多细节，这样写道：“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可以这样承受一切的人，堪称智者，百年沧桑，她从容走过。
《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
《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
《干校六记》，三联书店于一九八一年出版，封面由丁聪设计。她的另一本散文集《将饮茶》，三联书店于一九八七年出版，封面由范用（叶雨）设计。因常与丁聪、范用先生相聚，故对杨绛这两本书，多了另外一种亲切。
杨绛翻译作品《小癞子》封面
杨绛写家庭故事的《我们仨》
写关于“五七干校”的《旧梦重温时》一文，杨绛的《干校六记》当然是必读之书。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奔赴“五七干校”的出发场面，自然而然深深笼罩着一种凄清，一种感伤。当看到已过古稀之年的俞平伯、已过花甲之年的冰心、张天翼、陈翰伯等人走在下放劳动的队列之中，我想，稍稍有一些人道主义精神和正常心态的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出快乐或者豪迈的情绪。杨绛便是以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心情，去为钱锺书送行。
这是一个令她难忘的历史场面。她看到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伯夫妇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这一幕令她难以接受。
杨绛看着心中不忍，抽身先退，她发现周围大家脸上都漠无表情。《干校六记》的笔调格外地简洁冷峻，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文字之间渗透着的无奈和惆怅。
后来，杨绛也前往干校。她写到自己的干校生活，一次，在菜园里忙碌着修建一个厕所：
新辟一个菜园有许多工程。第一项是建造厕所。我们指望招徕过客为我们积肥，所以地点选在沿北面大道的边上。五根木棍——四角各竖一根，有一边加竖一根开个门；编上秫秸的墙，就围成一个厕所。里面埋一口缸沤尿肥，再挖两个浅浅的坑，放几块站脚的砖，厕所就完工了。可是还欠个门帘。阿香和我商量，要编个干干净净的帘子。我们把秫秸剥去外皮，剥出光溜溜的芯子，用麻绳细细致致编成一个很漂亮的门帘；我们非常得意，挂在厕所门口，觉得这厕所也不同寻常。谁料第二天清早到菜地一看，门帘不知去向，积的粪肥也给过路人打扫一空。从此，我和阿香只好互充门帘。……我们窝棚四周散乱的秫秸早被他们收拾干净，厕所的五根木柱逐渐偷剩两根，后来连一根都不剩了。
（《干校六记》）
在写作这些散文之前，杨绛以翻译著称，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与《小癞子》，均为西班牙的文学经典。《小癞子》仅三万多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本，六十四开本，小巧得可爱。其封面设计典雅古朴，遗憾未注明设计者。
《小癞子》是西班牙十六世纪作品，作者身世不明，被誉为西方文学中流浪体小说的首创者。杨绛根据英文本转译，试摘录一段如下：
“我站在床一头，他站在另一头，两人同铺这只破床。这事并不麻烦。两条长凳上搁个芦苇架子，就算是床，上面铺一条黑褥子，遮上个单子。那褥子虽然还当个褥子用，经年不洗，脏得不像个褥子，里面絮的羊毛也太少了。我们铺下褥子想把它拍拍软，可是天生硬东西怎么也变不软。这见鬼的褥子里没什么絮的，摊在芦苇架上，一根根芦苇都衬得分明，恰像瘦猪身上的肋骨。上面我们又铺了一条跟那褥子半斤八两的毯子，我也说不上那是什么颜色。”
读这样的译文，简直就是享受。文字简朴，纯净，看似平淡无奇，却韵味十足，尽显古典小说叙述艺术的俗雅并存的古风。这才是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非杨绛这样学贯中西、文学功底上乘的译者，难以企及。读杨绛译文，即可明白，她后来成为散文大家，绝非一日之功。
一九九〇年，我准备写作一本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书，萧乾先生告诉我，钱锺书当年曾经批评过沈从文，我便致信希望能访问他。不久，收到杨绛的回信：
杨绛来信信封
杨绛来信手迹
李辉同志：
前承组稿来电话，忽忽经年，顷奉来函，甚感，即示锺书。锺书老病，遵医嘱谢事谢客。自言与沈先生过往甚少，交谊不深，故“印象”亦浅，无足道也，不敢劳驾。歉甚，即祝
暑安。
杨绛
七月十三日
钱锺书附笔同候
愿望失空，令人遗憾，但杨绛亲笔回信予以解释、钱锺书附笔问候，仍让我感动于两位老人的周到。见“钱锺书”签名设计为三字一体，更觉新奇。
“七味书潭”的五位。左起：金克木、冯亦代、杨宪益、黄苗子、宗璞。李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