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战异常残酷，这一点从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柏林战役，中日淞沪会战，以及冷战结束后的格罗兹尼战役等均可见一斑。今天，随着全球城市/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与全球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城市作战正逐渐演化为地面战争的主要样式。那么，与以往相比，现代城市作战有何不同？陆军又如何应势而变？本文围绕这些问题与您一同探讨。
现代城市作战的嬗变
城市作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如上文所述，早在二战期间，便发生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柏林战役、淞沪会战等艰苦而惨烈的城市战。在当时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营对决的总体背景下，城市战表现为相互对立的国家、民族与军队（甚至全民皆兵）之间的总对抗。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一方利用战机一波又一波猛烈地轰炸对方的城市，如德军轰炸伦敦、日军轰炸重庆，以及后期盟军轰炸柏林、美军轰炸东京（甚至首次使用原子弹将广岛、长崎两大城市夷为平地）。这种极端的城市轰炸，旨在彻底摧毁对方的战斗意志、瓦解其战争潜力，被称为战略轰炸。
然而，在轰炸机、歼击机等空中力量尚处于“幼年期”，且炸弹威力有限、毁伤精度较低的背景下，双方往往还须投入大量地面部队进行绞杀，因而出现装甲集群围困战、搏杀战甚至逐街逐屋争夺的巷战。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例，战争持续七个多月之久，苏德双方死伤共约200万人，号称“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从战争的本质属性看，这些城市地面作战与战略轰炸相同的是，依然体现为两大敌对集团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角逐。只不过，二战之后，由于许多国家的空军从大陆军中分离出来，以及陆、空思维的专业化分野，军事学术界在讨论城市战时，往往仅指以地面作战为主的城市战，没有把针对城市的战略轰炸囊括进来。
冷战时期，各主要军事大国都在为可能发生的大规模战争做准备，人们头脑中的城市战依然以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为样板。然而，冷战结束后，特别是新世纪初发生的几场战争，改变了人们对现代城市战的认识。美军入侵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损兵折将，俄军首次收复车臣首府格罗兹尼遭遇滑铁卢，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中，尽管以美军为首的联军不到一个月便击败伊正规军，但在后来控制伊拉克（以首都巴格达及其他城市、城镇为主）的八年多时间里，却异常艰难，前后共有近五千名美军士兵阵亡，耗资数千亿美元。从这场漫长的战争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与二战时期的城市战相比，现代城市/城镇（城镇可看作缩小版的城市，本文从作战的角度不作刻意区分）作战有许多本质区别：论作战目标，前者是征服或摧毁，后者是控制；论作战对象，前者面对的是正规军，后者面对的可能是隐藏在普通民众间的民兵、反叛分子或极端恐怖分子；论作战手段，前者几乎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后者却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平民的附带伤亡；论作战基本属性，前者属于常规战争，后者属于混合战争。
新特点带来新挑战
未来，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据报道，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从当前的36亿上升至50亿，接近全世界总人口70%），兼之民族、种族、文化、宗教信仰、资源分配、贫富差距等方面矛盾在城市内的发酵，城市作战将成为地面作战的主要样式。对于中外兵家而言，要想打赢未来城市战，就必须深入研究现代城市作战的特点与规律，进而寻求制胜之道。
复杂的地理环境，使作战行动异常艰难。在现代城市作战环境下，各种地上建筑物密集分布，街巷与地下管道设施纵横交错。防御方可利用复杂的城市地形构筑隐蔽而坚固的防御工事，给敌人以突然而致命的攻击，进攻方却由于观察遮蔽角、射击死角的限制，再加上需要避免造成平民伤亡的顾虑，无法发挥重型武器应有的作战效能。于是，在攻守双方战斗意志都非常顽强的情况下，城市战最终打成胶着之势。无论是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还是去年刚刚发生的摩苏尔战役、阿勒颇战役，都凸显了这一特点。
复杂的人文环境，使战场态势扑朔迷离。在现代城市环境下，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思想意识的个人或集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甚至相互敌对，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空前复杂，加上公众媒体、社会舆论的潜在影响，从总体上构成一种复杂联动的自适应系统。在此背景下，战场态势呈现出诸多不确定性，甚至连“分清敌我”这样的根本问题都很难做到——正如人们在伊拉克战场与阿富汗战场看到的那样。在实际作战中，指挥员除考虑进攻、防御、侦察情报、火力计划、空中防护、工程作业等作战行动外，还必须善于同当地政府、警察、部族首领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打交道，处理好私有财产、基础设施、宗教场所、文化遗迹、社区治安等问题。否则，一个问题会引发其他一系列问题，甚至最终可能导致满盘皆输。
复杂的信息环境，使态势控制难度加大。当前，全球信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任何一个拥有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或ipad的人都可以方便地接入国际互联网，发表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与千里之外的人实时互动。这对现代城市战带来巨大冲击。各种势力都将互联网作为争夺民心、积聚能量的主阵地。以“伊斯兰国”为例，其不断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圣战”思想，扩大影响，招募成员，募集资金。另一方面，在复杂的信息环境下，地面部队的任何行动都可能迅速暴露在公众面前。士兵们只要稍有不慎，就可能卷入舆论的强大旋涡，成为公众谴责的对象，给己方行动带来极大负面影响。正如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事件，一经媒体曝光，立即遭到阿拉伯国家和世界人民的质疑和唾弃，美军所宣扬的“自由战士”形象顿时碎成一地鸡毛。
复杂的科技环境，使士兵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在发达而开放的现代科技环境下，反叛组织、恐怖组织甚至个人都可能获得军民两用技术，通过黑市走私、境外幕后支持者资助等方式，直接获得武器装备，更是轻松。更可怕的是，由于这些人通常隐藏在民众间，因而这些武器装备的使用往往出其不意。在漫长的伊拉克战争中，伊反政府武装不断采用简易爆炸装置、路边炸弹等简陋的武器，对美军地面部队展开袭击，令美军士兵苦不堪言。在叙利亚战场上，甚至多次出现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同时，反叛组织、恐怖组织还善于利用互联网、无线电台或其他简易通信器材谋划、协调各种袭击行动。
新使命呼唤新陆军
为在未来城市作战中赢得胜利，陆军必须应势而变，从战略、战术、装备、编制、训练等各个方面展开深度变革，打造面向未来的新型地面作战部队。
在战略上，注重人心向背，善于谋势造势。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用于现代城市作战攻守各方亦无不妥。1993年，美军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入侵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在这里，美军不但打死打伤平民，而且袭击部族长老会议，引起索马里人的强烈反对。其时，索马里反政府武装头目艾迪德大力宣传美军在当地的暴行，煽动民众反美情绪，号召索马里人并肩战斗，同时极力争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结果，当美军精锐的“游骑兵”特种分队乘“黑鹰”直升机深入摩加迪沙腹地抓捕艾迪德时，遭到当地民兵的围剿，最终兵败。可以说，在这场军事行动中，美军并非输在军事（美索双方伤亡比为1∶75）上，而是输在民心与政治上。受此影响，在后来历次军事行动（特别是城市作战）中，美军格外注重战前、战中、战后的舆情造势。另一方面，鉴于现代城市的特殊性，美、澳等国军队还特别重视参与政府统一行动。例如，在伊拉克战争中，以美军为首的联军一边遂行作战任务，一边积极参与巴格达等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澳大利亚陆军部则在《未来陆军地面作战概念》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为适应未来复杂战场环境，未来地面部队应当作为联合部队和政府统一行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参与解决冲突问题，促进国家利益实现”。
在战术上，实现信息主导，谋求信息制胜。如前所述，在信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作战环境下，各方都期望利用信息优势达成作战优势。OODA（“观察-调整-决策-行动”周期）理论认为，地面部队应当充分利用手中的信息化装备，并控制当地通信基础设施，一方面设法阻断敌OODA链路或延长其OODA周期，另一方面加快自身的OODA周期，以快打慢、以有备打无备，由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再进一步转化为行动优势。或许是受此理论的启发，作为最早关注现代城市作战的西方国家之一，澳大利亚陆军部在《未来陆军地面作战概念》中提出“适应性周期理论”，即未来地面部队行动应遵循“感知-决策-适应-行动”的适应性螺旋式周期模式。根据该理论，地面部队有必要采取行动，刺激并试探作战环境的反应。通过仔细观察，识别某些真实的战场信息，地面部队及时调整作战计划。多次重复这样的试探循环，便可以逐步形成对战术问题更为清楚的认识。当问题趋于清晰时，便可以果断地遂行决定性行动。
事实上，“适应性周期理论”正是针对未来以城市作战为核心的复杂地面战场而设计的。实践中，美、俄两军走在世界前列。最为经典的战例是，1996年，自封首任车臣“总统”的杜达耶夫，在旷野打卫星电话时，被俄罗斯特别行动小组侦获，俄军旋即呼唤空军战机发射GPS炸弹，成功将杜达耶夫“斩首”。此后，几乎所有反叛组织、极端恐怖组织在面对强大的国家级敌人时，都不得不控制使用现代通信设备，相当于其OODA周期被切断或无限延长，因而其作战效能必然受到极大抑制。当前，美国陆军正抓紧组建网络战小组。相比于传统“硬摧毁”，此类网络战小组可以侵入敌通信、指控网络，实施诱骗、瘫痪等“软杀伤”。据称，有的网络战小组已经在去年叙利亚冲突中小试牛刀。
在装备上，寻求适应城市地形特点的武器装备。在这方面，美军走在世界前列。早在伊拉克战争前期，美军就意识到城市作战的特殊性与重要性，2003年前后率先装备斯特瑞克中型地面战车。这是一种8×8轮式装甲车，机动性显著强于坦克、履带式步战车，同时可以防12.7毫米口径以下枪弹的攻击，因而特别适合城市作战。这种战车很快在世界各军事大国风靡起来。2014年，俄乌危机爆发伊始，俄军首先开进克里米亚街头的就是俄制8×8轮式装甲车。在漫长的伊拉克战争中，为应对频繁的简易爆炸装置与路边炸弹袭击，美国陆军在斯特瑞克战车上加装栅栏式提前引爆防护装置，为“悍马”越野车购置大量可拆卸防护装甲，还列装部分新研制的防地雷反伏击车。近期，英国研制的新型可穿戴式传感器，也有望应用于现代城市作战。该系统全名为“下车步兵近战传感器系统”，能为地面部队提供不依赖全球定位系统的导航、自动威胁探测及信息共享能力，对于步兵分队在城市建筑物内、隧道等可能造成GPS信号减弱甚至丢失的遮蔽地形环境下，依然保持良好的态势感知能力有重要作用。
在编制上，面向城市作战特点打造灵活的体制编制。在城市地形环境作战下，由于空间狭小局促，因而必须采取小型灵活的组织编制。第一次车臣战争中，车臣大量雇佣射术高超的狙击手，并为每名狙击手配备一名机枪手和一名火箭炮手，构成一个个精干的作战单元。这种三人作战小组机动迅速，杀伤力强，形成远中近分层火力配系，对俄军构成极大的杀伤、威慑与阻滞效果。据统计，在这场战争中，俄军60%至70%的伤亡是由这种三人小组造成的。随后，俄军在反击中采用类似的灵活编组。相比而言，美军的编制改革更为彻底。为应对日益突出的城市作战，2003年前后，美军率先推行以旅为中心的模块化改革，作战重心进一步向旅、营级下沉，增强部队作战的自主性与灵活性。其中，以斯特瑞克系列战车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中型地面部队旅（又称“斯特瑞克旅”），是专门为应对城市作战而设计的。另一方面，城市作战还要求实现指挥控制扁平化，将指控链路时间压缩到最小。也就是说，在城市作战中，分队军官或军士长应当得到快捷而充分的授权。只有这样，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为胜利不断创造条件。
在训练上，加强城市作战训练演练。根据实战化训练思想，仗怎么打，兵就要怎么练。为应对未来城市战争，必然需要展开针对性城市作战训练。伊拉克战争前，美军预计很难避免巷战，因而提前展开深入的巷战战法研究，并派员到以色列参观学习。同时，专门修建城市作战训练中心，对重点部队进行轮训，还多次举行大规模城市战演习。俄军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准备阶段，也在吸取第一次车臣战争失利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展开城市战训练。目前，美国陆军又将目标锁定于未来特大城市作战。所谓“特大城市”，是指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正如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地面战专家里德所指出的，“特大城市作战已无须等到20年之后了，现实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必须对此慎重思考”。2014年8月，经过数月的研讨、模拟和研究，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下属的陆军能力集成中心联合美国陆军战争学院，共同组织了一场想定发生于2035年的未来沿海特大城市军事演习。据称，此次演习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模拟特大城市作战环境的失控状态，使美军直面未来可能遭遇的极端复杂的作战环境。
目前，美、俄、澳等西方国家纷纷将关注重点瞄准未来城市作战。一位西方军事学家曾说过：“战争只向那些能够预见未来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拒绝那些等待变化发生才去适应的人。”
本文经《世界军事》授权转载 编辑：马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