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加剧，美国应该分而治之

图为网站文章截图

图片来源：https://americanmind.org/features/a-house-dividing/the-separation/

冲突加剧，美国应该分而治之

作者：丽贝卡（Rebecca）

译者：洪松

我们以下面这篇笔名文章为例，说明许多深思熟虑的善良的人们正私下里频繁地畅想与阐发美国的未来。作者并非年轻的激进主义者，也不是某个新奇的知识分子小组的成员。相反，该文章的作者曾担任美军军官、先后在国会竞选和总统竞选活动工作、拥有多个常春藤大学学位、目前为一家合伙企业的创始人和负责人。另外，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美国和美国右派的理解，至少与共和党建制派和新保守主义运动几十年来所持的观点有很大的契合。

——编辑注

在这个满是纪念碑的城市里，林肯纪念堂依旧独一无二。林肯静静地坐在这里，评判着这个他曾赐予新生的国家。四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便记住了这句话：

高居庙堂，深入人心。济邦之举，永被铭记。

美国深受同一理念的束缚，而其他国家未曾如此。当这一理念遭受分歧时，林肯将美国揽在怀里，拉近彼此的距离。有些夜晚，柱廊空荡荡的，这个伟大的身影将会隐约浮现。历史已然重演，“美国的理念”再一次受到争议。本文不是冲突中的另一场论战，也绝非诉求某种虚构的“中心”，而是对今天存在的两个美国现状的一项提议。

美国的分裂既非同寻常，亦不可调和。大多数人对这一观点抱有异议：“美国曾多次面临内部纷争，”他们说，“但我们总能解决。”20世纪60年代通常被作为一个关键的例子提出，但这不过是感性的自欺欺人。几十年来，对储备的制度稳定性的肆意挥霍误导了我们，以为我们的制度固若金汤。也许面对房间里的怪物保持沉默方为上策，但残酷的现实只会逐步逼近。

分裂的阵痛笼罩着我们的政治机构。这场斗争跨越了经济、文化和政治。2019年，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题目为《美国有两种经济，且正在迅速分化》。这两种经济意味着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得到不同的回报。“这两个（政党）观点不一，它们所处的经济和环境也日益不同。”另一项研究认为，“红州和蓝州在经济轨迹上差异很大，以至于它们可能成为美国境内两个不同的国家。”两大文化阵营的轮廓非常清晰：一边是“传统”的来自农村信仰宗教的枪支持有者，他们打猎，热爱高中橄榄球。另一边是“进步”的城市崇尚世俗的足球运动员，而他们从不愿意碰枪。这一人物画像倾向简单却又不失精准。2020年，热衷高中橄榄球的美国各州与2016年投票给特朗普的各州别无二致。

经济和文化差异推动了政治分裂。皮尤研究中心有一张展示1994-2017年政治两极分化的动态图，可谓一图胜千言：一个曾经庞大的政治中心正在消失，像被从中间挤压的气球一样，形成了对立的两端。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在具备较高科学知识的受访者中，89%的民主党支持者和17%的共和党支持者认为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除了政府政策，远低于一半的民主党支持者与共和党支持者认为双方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专家说，党派主义可能是健康的，但“极端党派主义”一定是有毒的。在1960年，只有5%的共和党支持者和4%的民主党支持者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跨党派结婚。今天，两党中大多数人均持这种观点。

有些人可能期待这次疫情能像“战争”一样能够团结所有人。但新冠疫情不是911，它产生了反作用。羟基氯喹的超标疗效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病毒沿着熟悉的路线传播。为公共目标服务的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及其风险发生冲突。我们不需要学术界来教我们何为分裂，毕竟各处都在画地为牢。加利福尼亚州为支持LGBTQ权利而限制人们前往俄克拉荷马州旅行，俄克拉荷马州也对此做出回应。还记得那个公司只制造产品的年代吗？如今，购买一罐鹰嘴豆或一双运动鞋都成了一种政治行为。

请看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在《美国大分裂》节目中前线采访的最后五分钟。戴口罩运动VS反口罩运动，开放VS封闭，维克多·基尔南（Victor Kiernan）VS阿伦·索尔金（Aaron Sorkin），福克斯电视台V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19VS1776（注：美国对于建国年份的争论，1776年是《独立宣言》签署的年份，1619年是第一批非洲奴隶来到美洲并建立了奴隶制的年份），全球变暖VS森林管理，格蕾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VS尼克·桑德曼（Nick Sandmann）,“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与“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面对这一切，同事、邻居、父亲和女儿、丈夫和妻子纷纷感慨：过去何曾是现在这样，现在所有事都走向了政治对立。

鸿沟就此形成。当我来到华盛顿时，蒂普·奥尼尔（注：美国前众议院议长，民主党领袖）和罗纳德·里根（注：美国第40任总统，共和党领袖）领导着他们的政党。有时他们的冲突异常激烈，但即使面临府院之争，联邦政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引人注目的是相对的一致。两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爱着美国。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有着共同的全球敌人，都坚信美国人是“好人”。今天，许多人认为这种爱国主义过于天真。奥尼尔想要更高的税收和社会开支，但与里根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只是没那么激烈。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在特朗普当选前的政策分歧超过了里根和奥尼尔时期两党的分歧，更不用说唐纳德·特朗普和南希·佩洛西（注：现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之间的分歧了。奥尼尔和里根是“下班后的朋友”，佩洛西和特朗普却从不交谈。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的离世，让我们走上了从粗鲁到混乱的不归路。美国见证了同样的悲剧，目睹了两个致命的罪恶：种族歧视的膝盖压在男人的脖子上，无政府主义的血手则扼住美国的脖子。燃烧着的城市证明种族问题在我们国家仍然存在。为何至此，可能是我们最大的分歧。

模糊地呼吁“全国对话”或名人的感性场面只会掩盖问题和解决方案。那些呼吁对话的人实则期待一场独白。但没人清楚美国是否会继续以礼貌的点头或怯懦的沉默来回应“系统性种族主义”和“白人特权”的指控，这就如同要求一名确信自己远离犯罪现场的被告认罪伏法。

鄙视是不敬和仇恨的结合。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共和党支持者和民主党支持者之间的鄙视程度近似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柏拉图说，在一个完美的国家，全体公民会为同样的事情哭泣和欢喜。而最近，当有人企图暗杀两名洛杉矶县治安官时，医院外的示威游行却期待着他们的死讯。

基于共识的政治制度需要共同的根本“目标”。1957年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对民主制度的研究中写道：“除非公民之间有很大程度的意识形态共识，否则两党民主制不能带来稳定和有效的政府。虽然“实现手段”可以存异，但在基本假设上必须求同。

美国具有独特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和原则在其中起到核心作用。我们或许没有共同的血缘、地缘或千年的历史，诚然，我们甚至并不全是同一种理念。但我们的确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这部分的血缘、地缘和数百年的历史产生共鸣。但在1944年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写道，“美国人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一种社会风气，一种政治信条。”他称它为“美国信条”，杰克·坎普（Jack Kemp）则称它为“美国理念”。自由、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公民宗教”，一个“具有教会灵魂的国家”。

对于年长的美国人（像我一样）来说，这是一份公民遗产。世界大战和冷战提供了只应存在于故事书里的真实反派，而美国的立场在与反派们的对比中清楚地表明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美国教育系统都支持这一理念。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政治基因。但如果“美国理念”失去了它的力量呢？如果它看起来过时了呢？如果它甚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呢？当美国人问到“我们是谁？”时，问题不在于我们无法回答，而在于我们将听到两个答案。

在我的有生之年，美国有着共同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堕胎问题上，美国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阵营，如同一份不可上诉的有罪判决。问题争议的本质是“意识形态对立”，它们制造了分裂，用 Vox新闻的李·德鲁特曼（Lee Drutman）的话说，“演变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纯粹竞争——在这问题上不存在讨价还价，因为没有可谈判的原则，只有对所处阵营的忠诚。”

今天，许多问题和堕胎一样让我们产生了分歧。美国究竟是一份出众的罕见礼物，还是一个充斥系统性种族主义憎恶的国家？警察究竟是杀人犯，还是被错付的值得信赖的公务员？气候变化究竟要牺牲全人类，还是只不过是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全美枪支泛滥究竟反映了一种尴尬的不合时宜，还是一种天赋人权？我们应该保留“旧民族主义”，还是无国界的多元文化世界？意识和情绪，究竟谁知道真相？

李·德鲁特曼认为，"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党派身份与其他社会身份的结合更加紧密。党派分歧现在已经涵盖了宗教分歧、文化分歧、地理分歧和种族分歧。在《追寻美德》（After Virtue，1981）一书中，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指出， “爱国主义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样子，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完整意义的祖国。” 他预见到，缺乏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将导致曾为单一国家、现在四分五裂的社群之间产生无法解决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正因政府的膨胀而加剧。掌权的一方控制着一个巨大的财政和行政机构，它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健康、宗教、教育和家庭本身。对于任何尚未被这一官僚体系影响的事物，掌权者们将任命法官对其加以塑造。

社会学和科技也与我们背道而驰。民主本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举一个流派的例子来说，我们现在处于“各自单干”（bowl alone）的状态。我亲身体会到科技加速了个体化的转变：Facebook正在培养愤怒，算法将我们推向了分裂，科技成为一种无法退货的交付。

华盛顿是一个对峙的地方。是的，冲突是我们政治史的一部分，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在参议院杖击参议员萨姆纳（注：萨姆纳发文痛斥奴隶制的追随者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被其堂兄普雷斯顿·布鲁克斯打伤）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没什么能比这更糟 "的轶事。但现在的确更糟了。在观察参众两院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卑鄙、敌意和无能。

当美国宪法规定司法机构可为立法机构造法时，美国最高法院就拥有了意外的权力。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选演变为全国皆知的互相揭发，这不是最坏的我们，而是最真实的我们。从卡瓦诺案（注：亲共和党派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在提名确认程序快完成时卷入多起性侵指控，共和党认为这一指控是民主党的政治阴谋）中得到的教训是值得警惕的：美国听取了简单的证词，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关于艾米·康尼·巴雷特（注：另一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我们从两党那听到的都是“他们会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情。”这听起来像是种族灭绝的理由，而不是共和政府。

我们的宪法建立了一个旨在保护“天赋人权”的共和国。这些权利甚至超越了多数人的意志。无论新旧的进步运动，都将多数主义运用到专家行政中，以实现其实证主义目标。个人权利往往成为一种障碍。这种区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僵局并不反映出一部失败的宪法，而是一部按照设计的宪法。进步议程正在与不可剥夺的权利作斗争。我们听到了我们体制内的中流砥柱们的抱怨：为什么北达科他州要有两名参议员？为什么哥伦比亚特区不能成为一个州？选举团应该被废除。一个 "拥挤 "的法庭迫在眉睫。

今天我们的党派之间有共同点。收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或福克斯新闻：“说谎者”、“伪君子”、“喜怒不定的人”、“要摧毁民主的专制主义者”。改变专有名词和改变愤怒往往是一致的。

历史上，罗伯特·米勒（Robert Mueller）等人的一份报告具有无党派影响力。但我们正处在一个后真理时代。达勒姆顾问（注：美国检察官，被司法部长任命负责调查 “通俄门”事件的特别法律顾问）几乎可以找到一切证据，亨特·拜登（注：时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之子）的慷慨捐赠记录还在不断上升，而一半的美国人对此不屑一顾。皮尤研究中心发现，72%的民主党支持者和77%的共和党支持者同意双方“无法就基本事实达成一致”。我们现在说的是“我方的真相”。这不是认知失调，而是认知分裂。

美国的结局如何？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问题，也是一个应该由我们的领导人殚精竭虑的问题。尽管冲突迫在眉睫，但很少有人考虑过这个现实存在的问题，更别指望有人能提出解决方案。

民主是指双方合意且合法的权力移交。在2016年大选时，美国是否达到这一标准还有待商榷，而到了2020年大选，美国似乎更不可能达到这一标准。许多人期待着这次大选结果，但这只是分裂附带的现象。无论哪种结果都会进一步加剧分裂。今年对美国来说是可怕的一年，新冠病毒、火灾、洪水和骚乱频发。这次选举似乎是个合适的结局。

像无党派选举这样的“修修补补”并非解决方案。迫使大多数公民被那些不能代表他们最深刻信念的政客所统治只会带来失败。尽管选区划分是个问题，但其并没有造成我们的意识形态分裂，只是在边缘地带加剧了分裂。垂直选举充其量只是弥合裂缝的创可贴，我们的分歧才是问题所在。

或许唐纳德·特朗普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他代表了我们未曾见过的东西。 直觉告诉他，我们是一个一分为二的美国。他没有制造美国分裂，但他确实利用它获选。 两党对团结的呼吁听起来虚伪得像广告结尾的免责声明，中间派已不复存在。举个例子：如果议长和总统真的就气候变化问题发言并寻求妥协呢？佩洛西及其支持者希望花费数万亿来避免对地球生命的威胁，而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认为这一威胁过分夸大了，很可能是歇斯底里的骗局。在骗局和生存威胁之间，怎么可能产生妥协？

不要把外表的症状误认为是疾病的根源。回想起特朗普总统抱着美国国旗的照片，他是一代美国人的政治偶像。这代美国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喜欢它的现状。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四分五裂、功能失调的政体的产物，这个政体下任何领导人的产生都已失去可信度。除掉这个人并不会改变创造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