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怎样做好心理疗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邀请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组织了10位心理学家，为您推出《疗愈心理课》。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国民众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与此同时，疫情中我们也看到了各行各业大量志愿者的身影，他们自发承担起接送医护人员、搬运物资、管理社区等任务，默默无闻，但又坚定执着地支持着疫情防控阻击战。这些无私奉献的行为就像一道穿透疫情阴霾的光亮，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弥足珍贵。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三个问题。利他行为顾名思义是能为他人带来好处的行为。实施这一行为的过程往往还伴随着自己资源的消耗，但是利他行为的意义仅限于造福他人吗？做利他行为的人是否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善举而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呢？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我的团队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关注利他行为对助人者本人的影响。我们通过三个研究发现，利他行为对助人者来说也有激励的作用，表现为助人者在做了利他行为之后，其自身的感知过程会发生一系列良性改变。比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在寒冷的环境里帮助了他人，会感觉周围的环境更加温暖，在很疲劳的情况下帮助了他人，会觉得身体的负重感会减轻。另外，帮助了他人也会减缓自己生理性的疼痛感觉，这种积极的变化是即刻就能获得的，并且不需要依赖任何外界环境的反馈。比如在一个实验中，我们采用止血带范式来模拟由缺血造成的疼痛，一共进行两次三分钟的疼痛测试，而在两次测试之间的休息时间里，参加实验的人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问卷，我们将被试人随机地分为两半，告诉其中一半的被试，通过填写问卷，他们为灾区的一位小朋友获得十块钱的捐赠，并让他们自己亲手把这十块钱放入捐赠箱里头。我们将这些被试人称为利他族，而另一半作为控制组的被试人在填写了同样的问卷以后，为自己挣得了十块钱的奖励。换句话说，所有的被试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但这个行为传达的含义不一样。前者帮助了灾区的小朋友，后者是为自己获得了利益。结果我们发现，在随后进行的第二次疼痛测试中，利他组的被试人感受到的疼痛水平显著低于控制组，表明为灾区捐赠的这个利他行为，对疼痛有缓解的作用。利他行为能够给助人者带来良好的身体感受，我们把这个效应叫做余香效应，它印证了一句古语：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这样就引出第二个问题，这种自我激励的余香效应是如何实现的呢？基于对文献和现实思考，我们认为意义感可能在中间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意义感是个体的一种整体性认知和情绪评估，认为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是有价值、有目的、有方向的。《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的作者维克多·弗兰克尔曾在1942年被纳粹逮捕，并押送至集中营。在被关押的期间，他发现即使生活在这么骇人的环境之下，一旦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的生存适应力就会大大地提高，就能坦然面对前方的任何挑战。而利他行为正是能够带给人意义感体验的一类行为。
这次疫情的捐赠名单中，一个捐了5000个口罩叫林生斌的名字让人格外难忘。他是两年前杭州保姆纵火案受害家庭的男主人。在那场人祸中，他失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变得支离破碎。生活的重创一度让林生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后来他慢慢从资助大凉山等贫困地区的孩子中找回了人生的意义感。他说：“有时候我在想，有些人总要在孤独中积蓄力量，熬过一段不为人知的艰难岁月，然后就像货车驶出隧道，温暖和光明一下子扑面而来，你才发现，原来世界可以如此的和颜悦色。”我们看到，做人的意义感使林生斌从巨大的悲痛中挣脱出来，也使他朝着更为积极的方向去感知生活，这是利他行为对他自身的激励力量。
其实，生活中许多小的举动也可以让人产生意义感。我们学院的一位姓陆的同学就投入到家乡的社区防疫一线，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开展入户排查和心理疏导工作。他说，能为社区防疫工作贡献一份力量，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听众朋友可能会想到，促使人们伸出援手的因素有很多，为了名、为了利、为了内心的呼唤，或出于对他人的共情。如果一个人帮助别人，就是为了获得外在奖励，比如奖金、夸赞或其他种种可以预见到的利益，他是否还能够感受到利他行为带来的余香效应呢？这个事情牵扯到行为与动机的区分，也是我想谈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在实验中发现，即使是强制性做出助人的举动，比如被要求捐一点钱去帮助贫困儿童，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的疼痛。这意味着做好事本身就有激励作用，但助人的动机也很重要。2017年发表在心理学一个非常顶尖的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关心他人的动机常常与心理幸福感，身体健康和良好的人际关系相伴，而自私的动机则不能带给个体这些益处。我相信在感知觉层面上也是如此。比起心系他人，追寻生命意义的个体，那些纯粹为自我利益而利他的人，余香效益在他们身上可能是会打折扣的。
以上是我的分享。在平时的生活中，通过力所能及的行为帮助他人，也能帮助到自己。谢谢大家。（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谢晓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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