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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业不读曾国藩,阅尽诗书也枉然!

书法在线  · 公众号  · 艺术  · 2017-02-15 00:23

正文



拾遗物语

“中国古代之最后一人,中国近代之第一人。”

“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曾国藩为何被那么多人所推崇?因为他用实践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如果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也可以成为超凡脱俗的圣贤豪雄。

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



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13岁时的某晚,曾国藩迈进书房。

点燃油灯,背起一篇三百字小文。

在他进入书房前,家里来了一贼,

听见有人进来,便躲在了房梁之上,

想等曾国藩入睡之后再偷点东西走。

哪知曾国藩背到三更还背不下来。

那贼终于受不了了,飞身下梁,

将此文一字不落地背了一遍,

然后冲曾国藩大叫:“你这么笨,还读什么书!”

曾国藩的资质就是这么平庸,

以至于从小就被人讥笑为“愚蠢之辈”。

左宗棠评价曾国藩说:“才具稍欠开展。”

说白了,就是觉得曾国藩脑子不灵光。

梁启超说得更直接:“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连曾国藩自己都承认:“余性鲁钝。”

总之,他平庸得实在可以,没一点天才范儿。



可鲁钝的曾国藩就靠三个词翻了身。


第一个词是——“早起”。

“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他自制了一个闹铃:在床边放个铜盆,盆上用绳拴个秤砣,再把香系绳上。香尽绳断,秤砣砸盆就会发出声响。

曾国藩就翻身起床,开始点灯读书了。


第二个词是——“耐烦”。

“一句不通,不看下句;

今日不通,明日再读;

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他读书就像愚公,强调一个“耐”字,

不求快不贪多,不弄明白绝不罢休。


第三个词是——“有恒”。

“行之有恒,实为人生第一大事。”

他每日早起读书,从不间断。

就连行军打仗时也毫不例外,

“每日必读书数页,填日记数条,习字一篇……”

他说:“不日进,就日退。”



李鸿章17岁考中秀才,

张之洞16岁考中秀才,

左宗棠14岁考中秀才,

梁启超更是天资超迈,11岁即中秀才。

曾国藩从16岁开始参加科考,考了七次才中秀才,还是倒数第二名。


比较同时代名人,其愚笨一目了然。

但曾国藩一旦开窍,立马一鸣惊人。

中秀才的第二年,他就中了举人;

中了举人又四年,他就高中进士。

而他那些早早考中秀才的同学,

后来却连举人也没出来一个。


曾国藩打通科举路,靠的全是笨劲。

因为笨拙,所以不懂取巧,

遇到问题只知硬钻,因此不留死角。

而那些聪明的人不愿下“困勉之功”,

遇到困难绕着走,基础打得松松垮垮。

所以曾国藩说:“拙看似慢,实则最快。”



中了进士后,他便留京做了翰林。

在翰林院,他做事依然不走捷径,

总是按最笨拙、最踏实的方式去完成。


进翰林院的人都是大才子,看不起俗务。

所以办事通常都是做样子、玩花活。

唯有曾国藩,做什么事都全力以赴,

认认真真,不玩心眼,一丝不苟。

而正是因为做事踏踏实实、扎扎实实,

十年之中,他竟然获得了七次升迁。


从一个小翰林做到礼部侍郎,成为二品大员。

曾国藩说:决定成败的,不在高处,在洼处,不在隆处,在平处。全看人能不能在棘手之处,耐得住烦。



曾国藩打仗靠的也是一股笨劲。

他从不求奇谋,只喜欢“结硬寨,打呆仗”。

所谓结硬寨打呆仗,就是湘军每攻打一个城市,

并不急着跟太平军开战,而是修墙挖壕。

墙要修一尺厚八尺高,用来防止火炮攻击。

壕要挖一尺深,再在壕沟外埋种花篱,

花篱要五尺,埋入土中两尺。


并要设置两三层,用来防止马队攻击。

第二日,往前推进一段路程后,又修墙挖壕。

如同巨蟒缠人,用一道一道壕沟把城市困死。

曾国藩攻城,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年两年。

等战争结束,城外地貌都被湘军彻底改变。

太平军最擅长野战,大规模高速度调兵,

而且善用奇谋,经常搞围魏救赵之术。


但一遇到曾国藩,就一点办法也没有。

曾国藩打武昌、打九江、打安庆、打南京,

采用的全是“结硬寨,打呆仗”之法,

他用这个最笨的方法,打败了最聪明的太平军。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很独特,就是“尚拙”。

他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正是与众不同的“笨拙”,成就了他非同一般的高明。


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


真正的聪明人,都是知道下笨功夫的人。

自古成名者,多始于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我们成不了曾国藩,不是因为笨,而是下不了他那样的笨功夫。


▲ 曾国藩书法


唯天下之至柔,能胜天下之至坚


身为二品大员,曾国藩却过得一点不开心。

朝廷上下浑浑噩噩,混天度日,贪腐成风。

不愿随俗的曾国藩,觉得活得憋屈。

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咸丰登基。

咸丰下诏“求言”,曾国藩精神大悦。

上了一道《应诏陈言书》,痛斥官场丑态。


这道奏折,得到咸丰的“通报表扬”。

尝到甜头,曾国藩又上了多道折子。

深入剖析官僚体系存在的种种问题。

曾国藩以为咸丰会全面采纳他的意见,

哪知咸丰只是上台后“做做秀”而已,

所以奏折一去便石沉大海,没了下文。


曾国藩生气了,上了一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毫不隐讳地痛诉咸丰三大缺点:

一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就是只喜欢搞表面上那一套。

三是刚愎自用,出尔反尔。

咸丰一看奏折,气得差点喷血,史载“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

幸有多位大学士劝谏,曾国藩才免于获罪。



一心想革除官场流弊的曾国藩,

不但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了整个京城官场。

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招来唾骂和白眼。

他整天郁郁寡欢,只盼外派或辞官还乡。

咸丰二年腊月,他终于梦想成真。

太平天国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陷落,

皇帝让曾国藩帮助湖南兴办团练,保卫家乡。


曾国藩一到长沙,立马成立审案局: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移送审案局。

四个月内,审案局“计斩决之犯一百零四名,立毙杖下者二名,监毙狱中者三十一名”。

曾国藩因此获得了“曾剃头”的绰号。

湖南治安好了,他却把湖南官员全得罪了。

因为他打破了两个官场潜规则。


第一,他动了别人的奶酪。

“有案即是钱来”是当时的潜规则,

官员都希望通过审理案件收受贿赂,

但这条路被曾国藩给生生“封死了”。


第二,他伤了文官们的面子。

“你半年办的事,超过我们几十年,让我们面子往哪里搁?”

长沙城中“文法吏”,都视他为仇敌。

凡曾国藩所办事务,皆拒不支持。



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糜烂无力。

要挽救这个国家,只有一个办法:

“赤地立新”,自己动手训练一支队伍。


于是,曾国藩就创建了湘军。

刻苦操练、军纪肃然的湘军,

让绿营军一比,立马相形见绌。

绿营军心里不爽,开始寻衅滋事。

有一次,湘军与绿营军发生纠葛,

几个绿营兵竟持刀猛闯曾公馆,

曾国藩夺门而逃,才幸免于伤。


经历此事,曾国藩断然决定:好人不与恶狗斗。

他带着湘军离开长沙,前往偏僻的衡阳。

来到衡阳,没有住所,没有军费,

他四处求斋化缘,吃尽千辛万苦,

终于练出了一支一万多人的湘军。

咸丰四年,湘潭之战一触即发,

曾国藩率领湘军与三万太平军作战,

竟然十战十捷,歼敌万余人,

取得太平军兴起以来的最大胜利。


接到战报,咸丰高兴得不得了,

立马嘉奖湘军,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

湖南文武百官,皆听曾国藩调遣。



湖南不好打,太平军便转攻江西。

咸丰立命曾国藩率军支援江西。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

也就是说,江西省负有供饷之责。

但江西巡抚陈启迈是个势利之徒,

“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

迫不得已,曾国藩只好自己在江西筹饷。


陈启迈觉得曾国藩“侵犯我的财政权”,

于是扬言:谁敢给曾捐银,就给谁好看。

弄得曾国藩四处奔走却处处碰面。

曾国藩忍无可忍,便上奏参劾陈启迈。

咸丰阅之大怒,立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继任巡抚的是文俊,可他行事一如陈氏,

率领江西官员处处刁难曾国藩。

曾国藩给朋友写信诉说当时境况是“积泪涨江”,

累积的泪水让江水都上涨了,

可见他当时惨成了什么样子。



正在此时,曾国藩的父亲病逝。

接到噩耗,他立即上疏回家守孝。

不等皇帝回复,他就直奔湖南老家。

咸丰火了:“为了国家安危,你必须回到战斗岗位上。”

曾国藩立马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

将心中之愁苦愤懑一股脑倾诉出来:“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济筹饷。”


最后,他向咸丰皇帝摊牌:“要我回到战斗岗位,也不是不可以,但得授予我督抚之权,不给,我就不出山了。”

此时,太平天国正在天京闹内讧,

韦昌辉等人被杀,石达开领兵出走,

太平天国眼瞅着就蹦跶不了几天了。


于是,咸丰对曾国藩说:“那你就在家好好守孝吧!”

收到皇帝回信,曾国藩就得了“怔悸之病”。

所谓“怔悸之病”,就是失眠。

这病,明显就是气出来的。



极度郁闷中,他读起了老庄。

两年之中,心性大变。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在官场上处处碰壁,

是因为自以为居心正大、光明磊落,

而觉得别人都是浑浑噩噩、混天度日。


于是说话很冲很直,如锥如芒,直插人痛处。

做事更是刚愎自用,对他人意见不屑一顾。

读了两年老庄,他终于看清自身致命弱点:

“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过于方刚。”


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是强者,实际却是弱者。

懂得柔弱退让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

唯天下之至柔,能胜天下之至坚。



终于,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

1858年,太平天国死灰复燃。

大破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

咸丰慌了,急命曾国藩立马出山。

这次复出,曾国藩行事风格大变。

首先,他对各地官员不再疾言厉色。


出山之前,他给要打交道的官员都写了一封信,

从督抚大员到一般武将无一遗漏。

抵达长沙后,又拜会了所有官员,

连小小的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

也不再摆出“唯我独忠”的姿态,

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


从此,曾国藩在湖南江西筹集饷银时,

就几乎没人阻拦而“大为顺利”了。

其次,他不再慎于保举,“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

每有小胜,领兵大员便拼命保举属下。

胡林翼攻占武昌时,一次保举了三千多人,

受奖人数达到军队的百分之三十。

而曾国藩最恨“滥举”,每打胜仗,

保举受奖人数不过军队的百分之三。


以至于很多兵将不愿投靠曾国藩之湘军。

这次复出打仗,曾国藩也学会了“滥举”,

“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于是,天下将士纷纷投奔曾国藩。



再次,他跟皇帝及“中央部委”打交道变得圆滑了。

比如,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

曾国藩要报销3000万两银子的军费。

按照潜规则,应该给户部40万两回扣。

回扣太多了,曾国藩就请户部官员吃饭,

几顿饭下来,回扣缩减至8万两。


但就在这时候,事情出了一个岔子。

灭了太平天国后,咸丰高兴坏了,

下令说:“所有报销备案就可,户部就不要审核了。”

这对户部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意味着很多很多回扣就此打了水漂。


但曾国藩却说:“谈好的8万两我还是要给。”

他从自己小金库拿了8万两,送给户部书办。

你看,曾国藩为人处世变得多“懂事”了。



你可能觉得曾国藩堕落了,其实并没。

由于清朝官员工资低,从雍正时期起,

皇帝便特批给督抚们一笔“养廉银”。

总督们每年养廉银收入超过一万五千两。

但对于督抚来说,养廉银其实是一个小数目,

他们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


学者张宏杰研究发现:督抚级官员每年灰色收入平均是18万两。

曾国藩当了12年总督,照此计算,已是大清顶级富人了。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查遍大清档案,

也找不到曾国藩有什么大宗灰色收入。

曾家不但不富,还活得非常清苦。

曾夫人欧阳,在老家一听老公当总督了,

立马就来投奔他,希望过点好日子。


哪知赶来一看,却发现总督衙门破烂不堪,

这么一大家子人,只请了两个佣人。

于是,曾夫人就去买了一个丫鬟。

曾国藩知道后非常生气,立马就把丫鬟送人了。



曾国藩要求曾家女人每天都要劳动。

并为她们专门制定了工作日程表: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


9点到13点,纺花或绩麻。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

17点到19点,做男女鞋或缝衣。”

曾国藩更是活得简直就像穷人。

赵烈文叙述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的场景,

“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老外戈登描述他与曾国藩会面的情景,

“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油渍斑斑。”

名震天下的总督却活得如此清苦,

恐怕大清天下找不到第二个了。


就算拒绝灰色收入,每年养廉银也有一万八千两啊。

活得如此清苦,银子都去哪里了?

因为上下需要打点,他就动了养廉银。



曾国藩离任两江总督,就任直隶总督之际,

他查了一下小金库,剩下一万两白银。

他嘱咐儿子说:“想办法捐掉,但不要署名。”

曾国藩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


他是实打实的清官,

找不到把一分公款装入腰包的记录,

但为何不愿大家知道他是清官呢?

因为他懂得——水至清则无鱼。

“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弥,盖难为情。”


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排斥。

海瑞就是一个例证,虽然清澈如水,

但大家都排挤他,以至于什么事都干不了。

所以,曾国藩只取清官之实,却力避清官之名。



第二次复出后,他进入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所谓内圣,就是“按本色做人”。

持己以正,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

不被外在的诱惑所改变,

持守自己的良知和信念,

让自己在内心里成为一个圣贤。

所谓外王,就是“按角色办事”。

每个人在工作中都扮演着不同角色,

所以不能有太多棱角,要懂得妥协退让,

这样才能调动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

来帮助你这个角色成就一番事业。

所以他行事坚持八字:外圆内方,外浊内清。

所谓外圆内方,就是一方面坚守良知,一方面又和光同尘,必要时可向不合理的现状妥协。

所谓外浊内清,就是一方面坚守清廉,一方面又包容潜规则,必要时愿意“同流合污”。

他所求的不是虚名,而是要做大事。

坚守内圣外王之道,他终成晚清中兴第一名臣。



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


1853年,曾国藩书生治军,创建了湘军。

他自己都没想到,湘军竟能屡建奇功,

最终将烧了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烈焰扑灭。

曾国藩是如何打造与管理湘军的?

他统领30万湘军,只靠4句话。


第一句:轻财足以聚人。

曾国藩有句名言:“利可共而不可独。”

1861年,湘军名将鲍超打了胜仗后,

借给曾国藩贺寿之机,送来十六大包“战利品”。

其中许多是珍贵的珠宝古玩之类。

曾国藩说:“你打开,我都看一看。”

细看一遍后,他取出一顶绣花小帽:“我喜欢这个帽子,其他的,你都带回去。”

鲍超素来刚毅勇猛,此时眼圈却红了。


曾国藩派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

这是一个肥差,按惯例,容闳必会送礼。

但此时,曾国藩已离开南京,北上剿捻。

所以,他特意写信给儿子说:“容闳送的东西,价值不超过二十两白银,就收下,要是超过,就退掉。”


收下小礼,那是不拂人面子。

拒绝大礼,既是坚守原则,又是仗义轻财。

曾国藩说得好:“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他轻财,所以留住了人才。



第二句:律己足以服人。

曾国藩有句名言:“律己无声,不怒而威。”

为了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

曾国藩发誓要成为圣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

如何践行呢,他想了两个方法。

一个是:每天坚持做“日课”。

就是每天写日记,反思一天的行为得失。


有一次,朋友陈源衮家添了小妾。

曾国藩听闻此人貌美如花,

便内心蠢动,遂上陈家一睹真容。

他调侃朋友艳福不浅,并要求见一下美妾。

朋友一脸不愿,但还是把小妾喊了出来。

曾国藩见后,大赞其美,说了些挑逗的话。

当晚,他在日记里反省:“注视数次,大无礼”,“直不是人,耻心丧尽,更问其他?”

一个是:邀请“师友夹持”。

就是邀请许多师友来“夹持”自己成长。


曾国藩将日记送给师友们阅读评点,

请求大家指点自己言行的不当之处。

比如现存曾国藩日记上还有倭仁的批语:

“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

曾国藩看到批复后,感叹“安得此药石之言”。

因为自律,曾国藩在人品人格上几无瑕疵。

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他极其自律,万事以身作则,所以足以服人。



第三句:量宽足以得人。

曾国藩有句名言:“善莫大于恕。”

左宗棠曾是曾国藩幕僚,曾国藩对他极为器重,

在他推荐下,左宗棠得以步步高升。

左宗棠身陷樊案时,曾国藩对其更有救命之恩。


但后来左宗棠当了总督,翅膀硬了,

因为素好争功,便对曾国藩眼红不满。

不仅“每接见部下诸将,必骂曾文正”,

就是接待友人,也是“乃甫入座,即骂文正”。


但曾国藩从来没在任何场合说过左宗棠坏话。

同治五年,左宗棠受命镇压西捻军。

这次出征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筹饷。

西北乃贫瘠之区,饷源不能指望当地,

势必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

他最担心两江总督曾国藩不实心实意支持他,

“恐其隐扼我饷源,败我功也。”



然而不久,他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

在其他地区纷纷拖欠饷银之时,

唯有曾国藩所辖两江地区军饷源源不断送来,史载“文正为西征军筹饷,始终不遗余力,士马实赖以饱腾”。

曾国藩还把最能打仗的部下刘松山送给左宗棠。


后来,刘松山在镇压捻军中屡建奇功。

自大的左宗棠,最终被曾之度量所折服,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送来挽联:

“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在挽联后面,左宗棠署的是“晚生”二字。

而生前,他从来没对曾国藩自称过晚生。

曾国藩之度量,就是这般让人叹服。


正是凭借这份度量,他网罗了无数大才。

曾国藩之部下,26人成为督抚、尚书,52人成为三品以上大员,成为知府、知州、县令者,更是数不胜数。

天京克复前后,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宽则得众”。



第四句:让功足以率人。

曾国藩有句名言:“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湘军在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之前,

打下的最后一个重要城市是安庆。

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率军攻下安庆之后,

曾国藩给朝廷上书按功请赏的折子里,

居然把头一份指挥之功让给了胡林翼,

然后又把作战之功让给了绿营将领多隆阿。


曾国荃心里很不爽:“为什么啊?”

曾国藩说:“让功于人、让名于人,才能率人。”

三年后,曾国荃一举拿下南京城,

曾国藩又把头功让给了湖广总督官文。

多大的功劳啊,曾国藩说让就让了。

李鸿章由此佩服不已:“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

一个做上司的,有了好处总是让给下属,有了责任总是自己担起来。


这样的领导,做下属的怎会不感动呢?

曾国藩对弟弟说:“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

对于领导者来说,成就下属,就是成就组织;成就下属事业,就是成就自己事业。

“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曾国藩之所以能打造出强悍的湘军,就在于轻财、律己、量宽、让功之诚。

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



中国对最为成功者有一个评判体系,

就是成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立完人”。

在立德上,曾国藩修身律己,几无瑕疵。

梁启超说:“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在立功上,曾国藩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

毛泽东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在立言上,曾国藩留下千万字《曾国藩全集》。


蒋介石说:“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

所以他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学者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中说:

“曾国藩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

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中人,

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真诚地投入自我完善,

本领可以增长十倍,见识可以高明十倍,

心胸可以扩展十倍,气质可以纯净十倍。”

自古圣贤可佩但不可学,唯有曾国藩可佩亦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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