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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妈妈半年走访130名学生, 真实记录海外留学光环背后……

蓝橡树 · 公众号 · 教育 · 2017-02-27 07:49

正文

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黎铭试图去弄清，孩子在国外生活究竟怎么样？2015年，她用180天的时间，走访了24所名校，接触了130多位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留学世界”。

黎铭发现很多中国父母喜欢把留学“神化”，以为孩子出去立马就能“幡然醒悟”，或是镀一层金。她说，“留学不是商品，不能讲投入产出比。说到底，留学不过只是换个地方学习而已，家长不该赋予那么多意义。”

作者：袁贻辰；本文来源：冰点周刊（ID：bingdian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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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儿子送到美国读书的半年后，黎铭的焦虑达到了顶峰。

这位中国母亲每天滑动手机屏幕、等待儿子回复消息的间隙，会在新闻里瞅见“中国留学生大规模挂科遭退学”“中国留学生开宝马撞人”等字眼。担忧在全职主妇黎铭的心里压不住了：孩子会不会也遇到这些事儿啊？

她把自己的想法抛进了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南外家长QQ群”，没想到，那些裹着处长、律师或老板外衣的家长，在和她分享同一种不安：他们的子女都毕业于南京外国语学校这所名牌中学，每年少说也有两三百人浩浩荡荡地奔英赴美留学，可孩子在国外究竟怎么样，没人说得清。

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黎铭试图去弄清。2015年，她用180天的时间，走访了24所名校，接触了130多位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留学世界”。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年代：与容闳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第一位留美中国学生的1854年不同，也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向美国派出首批52名留学生的1978年不同。

在全球的校园里，中国面孔已不再是少数派。中国在过去几年取代印度，成为在美国际学生的最大生源国，占了大约三分之一。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编写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21世纪的头15年，中国留学人员年均增长率接近22%。

与最早的留美中国学生“弱国子民”心态迥异，作为首位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大陆学生，28岁的何江，在前不久引人瞩目的演讲中，强调了“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责任感”，表示哈佛教会自己“勇于立志改变世界”。

像黎铭这样的家长亲身参与的一个改变是，越来越多中国家庭放弃国内教育，将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中学或本科。2015年，在美的中国学生中有41%是本科生，39.6%是研究生——在研究生占了绝对多数的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助理国务卿埃文·瑞安说：“越来越多的中国中产阶层关心子女的教育。中国人希望在21世纪具有竞争力。”

现在，黎铭试图通过实地走访，来了解中国孩子的生活。她发现： “每个留学生和他们在大洋彼岸的父母，都有着自己的不适和焦虑。”

回国后，黎铭将自己记录的近百个孩子的故事集结成《听说》一书，希望分享给那些为留学做准备的家庭。在她的寻访对象中，有人靠自己的努力“挣回了学费和尊严”；也有人努力融入当地环境却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再回到“中国人的圈子”；甚至有人因留学得了抑郁症。

她看到，计算成绩的GPA像是留学生头上的“紧箍”，而他们的生存状态，就像起源于斯坦福大学那个著名的说法， “斯坦福鸭子综合征”——表面悠闲，鸭掌却在水下划得飞快。

中国留学生的真实现状

这个在斯沃斯莫尔学院就读的姑娘直言不讳地说，自己不喜欢这所全美顶尖的文理学院、更不喜欢自己的状态，“感觉就像是加强版的中国高考生，每天就是学习、学习，还是学习；话题就是拿A、拿A，还是拿A。”

为了毕业留美，让留学“有价值”，这个姑娘选择了并不喜欢的经济学专业，每天埋头和数学课、经济课作“斗争”。“再坚持一下，或许就是海阔天空了。”

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圈子。刚来美国时，她曾努力和美国同学交朋友，可新鲜感一过， 美国学生圈总在谈论离自己很遥远的政治和文体活动，她却感到学业压力很大，只能慢慢告别了美剧、俱乐部，重新回到中国学生圈。

可那里像极了国内的家长群，天天说排名论成绩，让人“喘不过气来”。

在另一所名校卡耐基梅隆大学，一个中国留学生谈起这个话题却笑了。他问黎铭，自己所在的计算机学院作业这么多、压力这么大，自杀率却很低，为什么呢？

“因为都在赶作业，没空自杀。”男生冷冷地自问自答。

在换掉了40双袜子，把一件外套整整穿了一个月后，黎铭终于发现，这不是个例，而是许许多多中国留学生正在经历的真实。

一名在斯坦福就读的女孩告诉她，身边太多人跟着学校潮流“为了创业而创业”，再加上课多时间紧，真正坐下来搞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太难了；帝国理工大学的王阳为此得了抑郁症，学业压力太大又找不着自己的方向，这个无锡男孩被迫休学一年。

焦虑面前，隔着大洋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也如活火山般频频爆发。一名中国妈妈因为某天没联系上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女儿，越洋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到最后，女儿的老师、同学都被“骚扰”了一整天，女孩无奈，她只是不想被父母逼得太紧。

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个中国男孩，面对黎铭有一肚子委屈，他称自己现在活得压抑，都是因为被家长管得太严，到了国外就再也找不到方向。

“你爸爸妈妈把你辛辛苦苦送出国，你头一个想法却是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站在父母的角度想想？”黎铭忍不住问。

男孩没有回她。

那场不欢而散的谈话后，黎铭忍不住去想，自己走访的多是顶尖名校，“在好学校的孩子尚且压力如此大，在一些差一点儿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会是怎样的状态？”

她后来了解到一个更加难以置信的“留学世界”：中国学生聚在一起打麻将、购物、旅游，或是参加一场又一场的聚会。 前不久因群殴同伴闹上美国法庭的几名中国留学生，清一色来自一所较差的私立高中。

中国男生小吴高考后来到爱荷华大学，在那个亚裔稀少的校园里，他的同学称呼他“chink”，这是英文中一个富有种族歧视色彩的侮辱性用语，对象是华人或东亚人。同学用马克笔把小吴宿舍的猫眼堵上，用安全套套住门把手。

听着小吴风平浪静的讲述，黎铭心里心疼得紧。

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闻发布会、谈判桌前的家长，将问题细化到孩子买了哪些课外书、回家后每个小时都干嘛，以及用过的卷子能不能共享。

继续聊下去，黎铭才知道，小吴的留学充满了“随随便便的色彩”。因为儿子高考失利，父母找了留学中介随随便便就选了学校。他们的算盘打得也很响：孩子在中国没考好，出国“镀层金”，回来就能一飞冲天。

可直到抵达爱荷华，这个男孩才发现，那所排名较低、地理偏远的大学，并不能提供他想要的“留学生活”。

之后的种种经历，他却不敢告诉父母。一年人民币几十万元的开支面前，让小吴决定“报喜不报忧”。

这种“表面的和平”维系了两年，直到小吴“忍无可忍请求转学”。

“斯坦福鸭子”拨动中国式焦虑

事实上，黎铭发现很多中国父母喜欢把留学“神化”，以为孩子出去立马就能“幡然醒悟”，或是镀一层金。 她受邀到许多城市与家长交流，不少三线城市的父母直勾勾地问她，我把孩子送出去了，回来一年能挣几十万元？

更多的父母则会围住她，要求给微信号“以便交流”。巡讲超过十几个城市，从一线到三线，黎铭的手机里多了几十个群和成百上千个微信好友，微信提示音从早响到晚，那是焦虑的父母在寻求建议。

杭州的家长问她，“我有没有美国身份，对孩子申请会不会有影响？”无锡的家长更疑惑，“孩子这么小就送出去，会不会价值观缺失啊？”成都的家长也有自己的困惑，“国际班这么多，该挑哪个呢？”合肥的家长则直愣愣问留学的性价比怎么样。

这让黎铭想起了几年前“南外家长群”的热闹。2012年，一群“孩子都考上南外初中部”的家长建立了那个QQ群。

这些日常工作在法庭、新闻发布会、谈判桌前的家长，将问题细化到孩子买了哪些课外书、上了哪些补习班、回家后每个小时都干嘛，以及用过的卷子能不能共享。

“要宽松、要沟通这些话都听太多了，交流就要具体。”黎铭说。后来，这批孩子顺利从“神一般的南外”毕业，群的名声也出来了，成员一口气从500人冲到1000人，再很快变成2000人。扩群需要付费，身为群主的黎铭原本不想再扩，但她流露自己的想法之后，不到三分钟，就有人给她账号里充值几百元。最后一次扩群，1000个名额是按比例分给南外各年级各班级的。

那时，群友在48小时内为一个罹患白血病的孩子，筹集了20多万元。群里还配备了专门的记录员。群规约定，孩子上学的时间“不聊闲话，只讨论学习”。

当年的毛头孩子慢慢大了，但群里依旧热闹。父母的话题从学习变成了出国、工作、结婚，桩桩件件不得闲，“还在为孩子操心”。

前不久，一所加拿大中学派人到中国交流。招生主任在台上问，中国家长对学校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希望他们培养出怎样的学生。台下一位中国妈妈抢下话筒，用流利的英语提问：“你能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常春藤吗？”

黎铭看着台上不停皱眉摇头的加拿大人，“尴尬到不行”。

和留学生家长沟通多了，黎铭也慢慢发现，许多中国家长看重排名和资源，期待孩子“一飞冲天”，却忽视了留学的根本意义。

“留学不是商品，不能讲投入产出比。说到底，留学不过只是换个地方学习而已，家长不该赋予那么多意义。”她说，与其花钱把孩子培养成会说会听、却不会读不会写的‘美国式’文盲，还不如在国内好好想清楚该不该留学、去哪儿留学以及学什么。”

但反思终究不是主流的声音。《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指出，与2012年相比，2015年的调查显示，在国内读完高中课程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4%，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了27%，“低龄留学升温趋势十分明显”。

身为伯明翰大学人文学科博士生，小许也一直在关注盲目留学这一现象。在他看来，很多中国留学生出国，并不是真正为了国外的学术环境和交流平台，更多的是“为了一纸洋文凭”。

“中外教育各有优劣，如果你没认清自己的情况就为了‘外国’两个字而出国，这样的行为和钱锺书先生当年写的，方鸿渐花30美元买了个‘克莱登大学’博士文凭，回国却备受礼遇的情况有什么区别？”

他说， “我们面对留学、面对洋文凭的态度依旧没有改变。”

一些中国人甚至在追求“假洋文凭”，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土安全部在过去两年间钓鱼执法，设立了一所野鸡大学——北新泽西大学，以引诱不法中介上门，并由此连查22所黑中介。经查证，涉案的上千名学生主要来自中国和印度。

美国官方一再强调，涉案学生们在申请到这所大学后并没有上课，这意味着他们对这所大学的性质“心知肚明”。

黎铭也只能看着，许许多多的家长“还没搞清楚为啥留学”，就急急忙忙地“像当年的偷渡客一般”，一个带着一个，把自己的儿女和辛辛苦苦攒下的积蓄送出了国。

▲ 学生像水面上的鸭子，看起来悠闲，可鸭掌在水下倒腾。

两代人、两种教育观下人们不同的追求和选择

很多时候，黎铭自己也说不清，中国父母的操心对身在国外的孩子，究竟是好是坏。

前些日子，一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学生毕业，其母亲反思，自己干涉太多，以至于留学前的学业和申请准备做得“相当不错”，可孩子出去之后的学习，“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

这个勤奋的妈妈在儿子出国前，请了国外的教授教写作，手把手替儿子选了学校，却换来了孩子“伯克利的老师不会讲课”的抱怨、整整丢掉萨克斯的4年和只有两只猫陪伴的大学生活。

直到那时，后知后觉的她才想起来，当时国外教授给儿子开了长长的书单，赶紧补课的儿子“思维很幼稚”，对文学作品人物的理解只限于好人和坏人，“根本看不懂。”她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让儿子疯狂“刷分”却忽视了对价值观的了解，以至于无所适从。

“很多在中国成长的父母，对美国教育一无所知，却横加干涉孩子的生活。” 黎铭举了个例子，一名中国妈妈远渡重洋，去看望在美国念高中的儿子，却意外发现周日早上八点，“全校的人都在睡觉，甚至包括宿舍门前的狗！”

愤怒的中国妈妈写了投诉邮件，噼里啪啦敲击键盘急促地表示，“如果你们缺少资源，我可以安排中国的老师为孩子们线上授课。”

学校的老师很快回复她：“谢谢你对学校的关心。但我们有自己的教学安排，周日应该是孩子休息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不该被课程填充。”

这件事促使黎铭自我反思。最初联系不上儿子时，她也“焦虑得不行”，可后来，她决定接受逐渐美国化的儿子的安排——天大的事都发邮件。

她在走访中遇到一个中国女生陈佳，对方选择从一所著名的文理学院，转学到刚成立不久的密涅瓦大学，这让她感到吃惊。

“你们学校没有毕业生，没有知名度，你毕业工作会如何？”

“你在这里一学期，能力有提高吗？”

“你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是学校的建造者，而不是实验的小白鼠？”

来自中国妈妈黎铭的疑问一个接一个砸在陈佳身上，咖啡桌对面的陈佳却一直在笑，“你的问题我都能理解，我也很乐意回答，让更多人了解密涅瓦”。

那场交流至今让黎铭印象深刻， 她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了“两代人、两种教育观下人们不同的追求和选择”。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留学生的生活，黎铭安排摄影师偷偷潜入了一场美国学生的聚会。凌晨4点，警车把吐得不醒人事的摄影师送回来了，他的身上沾满了酒渍、酱汁、泥土以及辨不出种类的呕吐物。

第二天，回过神儿的摄影师告诉她，“那里男男女女随便抱……就一直喝酒……喝到后来也不管了，对着人脸在吐。”

那一刻，黎铭突然想起了“南外家长群”里的一个故事。

一个南外母亲送独生女出国前，意外地教起了女儿喝酒，还专程带女儿去丽江，白天闲逛晚上泡吧，“学会如何识别男性的勾搭，拒绝一夜情”。

群里为此爆发了激烈的争执，有人认为这母亲的教育方式“太过了”，可那位母亲态度一直很坚决，“这些都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可以拒绝但不能忽视，要理性面对”。

“现在想想，她也算未雨绸缪。”黎铭笑了。

在她寻访时，正值读高中的儿子春假，她带上儿子从东海岸一路飞驰到西海岸。儿子搞了个排行榜，上面写着他最喜欢的几个寻访对象。黎铭拿来一看，发现在儿子的榜单上，名列前茅的没一个和自己重合。

儿子最喜欢一个不喜欢刷SAT，导致错过斯坦福的男生。那男孩在一所普通大学里忙着设计App，采访间隙还带着黎铭母子一起玩游戏，其实那会儿正值两场考试之间，黎铭疑惑，问男生不复习真的好吗？

男生笑着回答，“这学校不咋顶尖，我的能力远远超出他们的要求了，所以正尝试创业……”

儿子榜单的第二名是一名休学创业的美籍华人。第三名则是遭受种族歧视两年后勇敢向学校发声、并最终靠努力转学成功还挣够学费的小吴。

这一点让黎铭始料未及。“这是典型的美国式价值观，充满了小人物逆袭的味道。”这位年轻的妈妈看着自己列出的榜单，一水儿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再看看和小吴聊得很开心的儿子，长叹了一口气。

中国父母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标准的“中国好学生”

“好学生”究竟是怎样的呢？黎铭猜都不用猜，就能知道大多数中国父母的答案：高GPA、好文书、名校录取。以前，群里总议论的一个“好学生”，最后没被哈佛录取，群里传出一片叹息：“唉，她啊，申得不好。”

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招生官，却给了黎铭完全不同的答案。招生官很严肃地问黎铭，“为什么中国学生面试时男生都说自己做竞赛，女生都说自己玩辩论？”

“为什么面试时，中国学生都说自己喜欢莎士比亚和英国文学，却从没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

“为什么今年一个学生文书里提到LGBT，明年就有一大堆重复的？”

这些问题，黎铭一个也回答不了。

她只知道，为了“录取”和“文凭”，一些家长和学生“什么都能做”。中国的父母太重视GPA、文书了，为了留学，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标准的“中国好学生”。可是， 这些孩子却并没有接受国外的教育观，也适应不了国外的价值观，最后都成了国外评价体系里“没意思、不好玩”的学生。

中国妈妈半年走访130名学生, 真实记录海外留学光环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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