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0日，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了“2017中国企业500强”榜单，这是继2002年第一次推出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以来，第16次公开向社会发布。华夏基石领衔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杨杜老师曾14次参加大会做点评和主持，近日就“2017中国企业500强”榜单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栏目采访。
（以下根据中央电视台采访杨杜教授资料整理）
16年14倍！2017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提高到280多亿元，2002年这一数字是20亿元人民币。16年来，进入中国企业五百强的大企业规模增长达到14倍。
中央电视台：今年500强门槛创新高，提升幅度史上最大，体现了我国整体经济的提升，您认为这背后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杜：去年提升幅度稍微低了些，今年相对就更高了。我认为500强企业规模长期快速扩张背后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趋势依旧”——证明了中国经济和大企业成长的大趋势没变，营收的平均增长率5%，中端成长率15%，高端增长率接近40%，和国际巨头相比，中国企业规模还不算太大，继续成长的空间还不小；二是“动力充足”——首先是企业家精神供给旺盛，虽然有“三去”政策，但投资推动力还不错，内需市场拉动力也不错；三是“活法改变”——企业之间的兼并收购活跃，多元化经营流行，这比企业自我积累的增长方式更能推动企业规模提升。
中央电视台：今年的榜单特点有哪些？可以看出我国总体经济发生什么变化？还存在哪些问题？
杨杜：今年的500强榜单有六个主要特点：
第一，这个榜单越来越有战略、政策和研究的三大价值。数据的长期性能很好地看出企业成长的规律，连续16年的数据积累能帮助企业、政府和研究者更好地了解、分析和管理企业。
第二，中国企业依然充满活力。从增长幅度高，换榜企业多，创新投入多几项指标可知，这些大公司并没有犯大企业病，依然充满活力。
第三，能够看出国内行业发展大趋势。比如营收动荡的石油、钢铁行业；稳定踏实的电网、建设行业；未来光明的互联网电商、供应链、新能源行业；以及成熟的通讯、家电行业。
第四，能够从中看出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优劣。对于企业及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说哪里不行了，其实不是企业不行，而是你的企业不行！不是实业不行，是你的实业不行！不是技术不行，是你的技术不行！不是政策不行，而是你的对策不行！在相同的大环境下，依然有企业做的好，有企业做的不太好，甚至做砸了！所以，经营管理水平是关键！
第五，能够看出清晰的企业成长逻辑——“九做三阶段”。第一阶段：做大、做快、做多；第二阶段：做优、做强、做新；第三阶段：做局、做人、做久；中国企业正在往第二阶段转型，虽然这需要很长时间的演变才能转过去。
我们不少的企业还是惯性增长模式，不是效益提升模式，利润率较低；
还是多快好省模式，不是优品优质模式，所以才会有许多国人跑到国外去买日用品；
还是单打独斗模式，不是合作开放模式，恶性竞争明显，行业协调及跨行业协调、统一对外等方面做得不足。
第六，从500强榜单中看出中国国际地位的进步。70年前，软弱无力就要挨打！40年前，贫穷落后就要挨饿！10年前到如今，无发言权就要挨骂！三流企业卖苦力，二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技术，超一流企业卖权力、规则、标准。我们的企业要掌握发言权，才能在形象、品牌上有所作为。我们要从商人转向企业家，由工程师转向标准制定者。
中央电视台：今年500强榜单超千亿元的大企业群体继续扩容，从“大”到“伟大”还需要怎样做？
杨杜：千亿营收确实是个大关口！对企业来说，这千亿要用好，花出去还得花的对，很不容易。企业从“大”到“伟大”需要企业转型、管理变革、领导转身！
企业转型，就是实现量的成长到质的成长的转变，其关键在于技术、市场、效率、机制的四大创新。管理变革，主要就是在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管理体系建设的持续变革。领导转身，就是要由自己干事，到带人干事，到让人干事，到让人想事。逐渐从立功、立言、立德的三立，走向靠制度或机制成长的立制。
中央电视台：实体经济和金融业不平衡得到改善，有哪些表现和原因？
杨杜：这其中应该有宏观政策上的推动作用。前几年人们在实体经济上有些信心不足，在金融上有些着急上火。绝对的平衡时没有的，一段时间实体这匹马跑的快点，一段时间金融这匹马拉的比较来劲，是正常的，只要可控就行！其实经济有三层而非两层，三层即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和信心经济。这三层经济需要协调。在宏观经济目标牵引（比如GDP统计）和微观资本逐利（比如EVA考核）的影响下，实体经济容易过剩，虚拟经济容易泡沫，信心经济容易爆棚。现在的问题是实体经济过剩和虚拟经济泡沫，所以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而降成本是时刻都要做的。我认为现在还是要增信心。
我有三问：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有希望的大经济体吗？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有机会的大市场吗？世界上还有比中国更有奋斗精神的企业家吗？大家要有信心！
中央电视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再创新高，您如何看待榜单中企业国际化进展？
杨杜：从量上看，中国企业能保持增长确实和国际市场有关，“一带一路”带动了对外投资，这一年民企的对外投资布局也有很大展开；从质上看，也是中国企业国际化成长进入了新阶段：由劳务输出，到产品输出，再到资本输出是正常的发展规律，要不贸易规模大了，顺差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劳务出去，产品出去，到投资出去，管理者出去，再到文化出去，规则出去。”中国企业走在西方成功企业同样的道路上，而且也只不过是走在西方成功企业同样的道路上。在企业成长和基础管理上，不太需要根本的创新，不需要为创新而创新，不需要为中国特色而特色。
互联网企业在十年来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上，数量越来越多，排名越来越高，很显然，互联网经济较传统产业而言拥有更高的成长速度，2017中国企业500强中，互联网应用层的企业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四家平台型互联网公司，以及两家垂直电商公司，互联网软硬件支撑层企业群也展现出很大的发展，在2017中国企业500强中，有华为、浪潮、京东方、怡亚通等14家互联网、供应链服务等企业，他们是在跨国企业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凭借高速增长成为行业的龙头。
中央电视台：纵观近十年的中国企业500强榜单，互联网、供应链服务等新经济企业群发展迅猛，这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杨杜：这次榜单一个明显的特点，是互联网基础设备和互联网应用企业的迅速成长，这得益于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内需市场扩张，也显示了中国企业在信息和数学方面的优势，比机械和物理学方面强。我觉得是对经济转型和结构性调整，应该有非常好的示范作用或者叫牵引作用。当然，这已经不是多年前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它不仅是信息流互联，更是物流、资金流、商流等的互联，而且是移动互联。
中央电视台：互联网经济企业群崛起对我国整体经济有何影响？榜单中提供数据的四百多家企业的创新研发投入增长超11%，请您谈谈创新对企业增长的作用？
杨杜：互联网企业的崛起，通过全新的理念和技术模式，能够突破原有的利益集团障碍，突破制度障碍，突破法律障碍甚至伦理障碍。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对技术的投入，才能获得超额利润，才能突破外国的技术封锁，才能形成竞争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当然，我们必须明白，企业的创新，这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企业创新的目的是创造价值，例如经济价值、品牌价值、权力价值等等，企业创新不能喊口号，不能做无价值的创新，否则就是找死！当然，从政府层面，仍然需要鼓励创新，对创新投入减免税收以致配资等等。
民营企业的不断涌现，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之一，2017中国企业500强榜单当中，226家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资产总额、利润总额等几项指标都显著高于500强以及国有企业的平均增速，这成为今年500强榜单的一大亮点，2017中国企业500强榜单里有226家民营企业，较2013年时增加了36家，创造了历史新高，这226家民营企业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了180323.79，亿元，同口径同比增长18.23%，利润总额达到7985.08亿元，同口径同比增长了12.33%，多项指标都显著高于500强以及国有企业的平均增速，
民营企业更多是着眼于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互联网、新能源领域，他们已经具备了在全球市场竞争的实力，甚至在电子商务、移动支付、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全球领先地位。
中央电视台：十几年前我国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今年已经有23家民营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而且民营企业成长远快于500强平均增速，这说明什么？
杨杜：民营企业在中国五百强里边有226家，在世界五百强里边有23家，这是不得了的一种进步，说明中国的市场以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越来越强，同时也说明我国在投资、进入领域、多元化等等方面对民企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强。
中央电视台：500强中148家兼并重组1497起，使得榜单上国有企业数量首次低于60%，但资产纳税仍超8成，这说明什么？
杨杜：人们喜欢讨论民企、国企，但我认为，所有制不一定是企业成功的决定性要素。不怕国有，不怕民有，就怕没有！所有权有了，经营管理权用不好，没有市场和客户，依然没好业绩。谈到纳税等等，国企民企承担的社会责任应该有所不同，体现在四大责任方面：政治责任，国企比民企强；经济责任，民企比国企强；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国企比民企好像更要求多一些，比如就业问题，比如国有资本问题。国企领导和民营企业家的收入和资产还没法比呢？无论如何，我们期待国企民企发挥各自优势，履行各自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