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
别 了！
（1849年3月1日于巴黎）
我们的离别还将持续很久，——兴许会是永远。眼下我不想回去，而以后有没有机会，我就不得而知了。你们等过我，现在也还在等，这就得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如果说我以我们缺席和我的行为而有欠于什么人一个交代的话，那么，这当然指的就是你们了，我的朋友们。
一种无法遏止的厌恶感和强大的内心的、似乎在预言什么的声音，发生的一切而变得穷凶极恶，杯弓蛇影，它会以双倍的残忍扑灭任何理性运动，粗暴地把6千万人与谋求解放的全体人类剥离开来，它用黑黑的铁掌，遮挡了正在烘烤波兰人鲜血的、本就透漏得十分吝啬的最后一线光明。 不不，我的朋友们，我不能跨入这个国家的边界，因为这个黑暗重重，野蛮任性，恣睢肆虐，人们在默默死去，死了都无声无息，嘴里塞着毛巾忍痛不敢出声的王国。我将等待下去，等到被徒劳无功的折腾和反抗行动搞得衰弱无力，疲惫不堪的这个政权，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人身上，也有某种值得尊重的优点为止！
但请你们不要错误地理解我的意思，我在这里既未得到欢乐，也未得到消遣，既未得到休憩，也未得到甚至个人的安全。而且我也不知道现如今在整个欧洲，又有谁能找到欢乐与安宁——地动山摇时的安宁，殊死斗争时的欢乐。你们已经读出我书信里字里行间充满的忧郁，这里的生活非常艰难，往往是恶毒的仇恨混合着爱意，满腔的愤懑混合着眼泪，忧心忡忡的亢奋销蚀着整个机体。从前那种充满欺骗和希望的时代已成过眼云烟。现如今我在这里什么都不相信，除了信任一小撮人，屈指可数的几缕思绪，还有就是相信运动是不可能停下来的。我所能看见的，是旧欧洲不可避免的覆灭，我对现存的一切都无所怜惜，无论是它的高端教育，还是它的体制机构......我不爱这个世上的任何东西，而只有它迫害的东西除外；我不尊重这个世上任何东西，而只有被它处死的东西除外；——我将始终处于，始终处于双倍痛苦的状态，因自己和他的悲伤而痛苦，而甚或死掉，在这个世界正在向其全速滑行的大覆灭和大破坏中。
而我为什么要留下来呢？
我留下来是因为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斗争，虽然有血有泪，但一些社会问题正在这里获得解决，这里人的痛苦是病态的，强烈的，但却是公开的，斗争是光天化日下的，不会有任何人躲在暗处。战胜者是悲伤，但他们的失败不会先于战斗；在他们畅所欲言之前不会被剥夺语言。暴力是疯狂，但抗议的声浪也很高；士兵常常会被拴上手脚带到大桅战船上服苦役，但他们却可以昂起头颅，自由说话。哪里有话语，那里的事业就不会死。我之所以留在这里，正是因为这里有公开的斗争，有话语，还有公开性。为了它们，我可以牺牲一切，牺牲你们，牺牲我的部分家产。或许，置身于精神健旺的“被驱逐迫害但却非被推翻”的少数人的行列中，我会牺牲生命。
为了这一话语，我甚至暂时或不如说是减弱了我与人民的血肉关系——我灵魂中光明与黑暗的一面都在人民中找到过许许多多的回应——人民的歌谣和语言就是我的歌谣和语言，我一直都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的生活中，我予以深刻同情的，就只有无产者的哭泣，以及其友人们绝望的勇气。
痛下决心令我花费了很多代价......你们是了解我的......就请相信我好了。我压抑了内心的隐痛，我逐次体验了这场斗争，最后决定我不能，像一个愤青，而应像一个对得失进行一番权衡的成年人那样......一连数月中我都在权衡轻重，犹豫彷徨，最后还是决定把一切奉为牺牲品：
为了人的尊严
牺牲自由的话语。
至于后果我就无暇顾及了，对后果，我力有不逮，后果更多地是掌握在随意任性者手中的，此人甚至忘掉自己曾经不光为我们的话语，而且也为我们迈出的每一步，用一把任意使性的圆规，划定了范围。
在有可能不恭顺服从时违背自己的信念去恭顺服从，这是不道德的，令人痛苦的服从几乎是不可能。我曾见证过两次大变革，我过得太像一个自由人了，不会允许重新塑造自我；我经历过民众的骚乱，可我习惯于自由话语，我不能重做一回农奴，即使是为了能和你们同甘共苦也罢。如果为了共同的事业需要对自己有所节制的话，我会尽力的，然而此时此刻我们共同的事业究竟何在？你们的家里也没有可以让一个自由人立足的寸土呀。既如此你们还可以发出号召吗？——让我们起来斗争把，至于默默无闻的苦难，徒劳无益的沉默和恭顺服从，无论什么借口也不能认同。你们要求我什么都可以，就只有心口不一除外。千万不要强迫我重新扮装忠君派，请尊重我的自由人身份。
个人自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在其之上并且也只有在其基础之上，真正的人民意志才能够生长发育。一个人应当尊重自己的自由，并且也应在同等程度上尊重亲近之人和整个人民的自由。如果你们能确信这一点，你们就必定会同意，此时此刻留在这里乃是我的权力和我的义务，这是我们这里个人所能提出的唯一的抗议，个人理应将这一牺牲品奉献给人类的尊严。如果你们把我的离开称之为逃跑，并且只是出于你们的爱心才把我原谅的话，这说明你们还未完全自由。
从浪漫的爱国主义和平民百姓的立场出发，该会有怎样的反驳，这我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我无法允许这种旧教徒派的观点，我曾经和他们有过同样的体验，但我后来摆脱了这种经验，此时正在为反对这种观点而斗争。这些经过预热的罗马和基督教回忆的残余，是创造真正的自由概念——一种健康、清晰和成熟的概念——最大的障碍。在欧洲，幸好有人们的习俗和长期以来的发展，填补了荒谬理论和荒谬法律的空白。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实际上是生活在一种由两种文明滋养的土地上。他们祖先所走过的，已经持续了两千五百年之久的道路不是徒劳的，许多人性的东西在独立于外部体制和官方体制的情况下形成了起来。
在欧洲历史上最糟糕的时期，我们也能看到对个性的某种尊重，对独立性的某种认可——即对才华和天才让步的某种权力。尽管那时的德国政府行为非常卑鄙，斯宾诺莎却并未被强迫移民；莱辛未受过鞭刑或充军。这种不光对于物质，而且也对道德力量所表现的尊重，这种对于个性的由衷赞美是欧洲人生活中的最伟大的人类原则之一。
欧洲人从不认为住在国外的人是罪犯，移居美洲的人是叛徒。
我国却非如此。我国人永远都是压抑的、心事重重的，不敢出头露面的。自由言论在我国永远都被当作是肆无忌惮，特立独行，被当作是造反和谋叛，人消融在了国家中，融化在村社制里。彼得大帝改革是用欧洲式的办公制度取代了地主管理罗斯的陈腐方式，凡是能从瑞典和德国法律照搬的，凡是能从自治自由的荷兰向这个村社专制制度国家照搬的，全都全盘照搬了过来，然而，那些给政权套上道德的嚼子，从制度上对个人的权力，思维的权力和真理的权力加以认可的做法，却无法照搬也未被照搬过来。在我国奴役制和教育同时增长，国家发展了，巩固了，而个人却未受益，与之相反，国家越是强大，个人就越是弱小。欧式的行政管理方式，法庭制度，军事和世俗管理制度在我国却发展成一种畸形的，毫无出路的专制主义。
假使俄国不是如此广袤无边，假使异国的政权管理制度制订得不是如此之含糊其辞，执行起来不是如此之混乱无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一个对其自身的尊严稍稍有所了解的人，都绝对无法在俄国生存。
政权当局的怙恶不唆由于遭受不到任何抵抗，所以常常到了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甚至到了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地步。你们也都知道在有关一定程度上系职业诗人的沙皇保罗的故事中，无法无天达到何种程度。如果剔除保罗身上主观任性、奇思异想的特点，你们会发现其实他根本就不独特，鼓舞他的那一原则，不但在其在位期间，而且也在每个省长、街区警察分局和每个地主身上，都表现为同一个原则。专制制度的醉酒状态支配了其著名的十四品文官系统的全部等级。在政权的所有活动中，在上层对下层的所有关系中，都以其极端的不负责任，表现出一种恬不知耻的厚颜无耻、吹牛夸口，还表现为这样一种意识，即人什么都能忍受：三次招募，办理出国护照法。工程学院的惩戒性鞭刑， 例如，18世纪，是小俄罗斯率先实行农奴制的，最后，整个罗斯人们都终于相信，人可以出售和多次出售，从未有过任何人问一句，所有这些买卖的法律依据是什么的问题——甚至那些被出售的人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国的政权比土耳其和波斯都更加自信，更加自由，任何过去的东西都无法阻挡它，它对过去矢口否认，它与欧洲无任何关系，它不尊重人民性，对全人类文化教育一无所知，却与此刻和当下相互抵牾。从前，政府面对邻国至少尚有几分愧色，至少还肯向邻国学习，如今却认为自己足以为所有压迫者树立典范，如今是它在教导邻国。
我和你们都见识过皇位制令人感到可怕的发展。我们是在恐怖中，是在秘密警察黑色的羽翼及其魔爪下成长起来的，在绝望的压迫下我们变得奇形古怪，苟延残喘。但这就够了吗？是不是该采取行动了，是不是该松开双手，张嘴发言了呢？为了垂范于世，是不是该把人民的意识从沉睡中唤醒了呢？难道悄声细语，遥远的暗示和隐喻，呐喊和斩钉截铁的言论，都细小得人们未必听得见，这样能把人民唤醒吗？公开坦然的行动是必需的。12月14日之所以能给年轻的罗斯以如此巨大的震撼，是因为在伊萨基耶夫广场上有过公然的行动所致。而如今在俄国，则不仅广场，不仅书，讲台，都变成不可能的事了。剩下的就只有个人在寂静中默默无间的劳作，和个人从远处发出的抗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