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14时16分，吕默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视频，拍摄的是湖北武汉盘龙城大桥的封桥状况：将近三十个红色一米高的塑料灌沙路挡排成一排，阻挡住几乎空荡荡的车道。
立刻有朋友在微信上询问，“昨天不是还可以从这条路去金银潭医院的吗？”吕默用武汉话回答，“是啊！据说是上午封的。去机场的路也封了。”
这是武汉继1月23日发出封城通知后，进一步在市内各区之间的交通入口处设置了封闭，以期能够进一步减少各区之间的人员流动、更加迅速地控制住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没有通行证就不让过。”
这一次的封桥、封区，让吕默不知如何是好，就连微信群里武汉同志中心的工作人员Barry也焦急起来，他对吕默说，“如果没有通行证，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办法？”
吕默朝着盘龙城大桥的另一端望着。今天，他是作为HIV感染者的爱心车队，载着两名感染者去武汉市艾滋病定点医院金银潭医院取药的。而金银潭医院就在盘龙城大桥的另一端。但此刻吕默的眼前，除了灰蒙蒙的天气外，似乎什么都看不到。
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显然，很多人都没有料到这一次的决策来得如此迅速，让人措手不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封城意味着不能回家过年，需要退票；赶快补买年货，准备年夜饭；公共交通停运，出门不太方便……而对于极少数的人来说，却可能意味着不能及时得到救命的药物，让今后的治疗成了扼喉之痛。比如慢性病患者，比如艾滋病感染者。
1月23日，封城消息发出没有多久，Barry就收到了一位感染者的救助电话，“我从外地回到武汉过年，药没带够，现在还封城了，人走不了、药却吃没了，怎么办！”
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来说，每一个人都非常珍惜正在服用的药物组合。很多感染者从最初以周为单位尝试是否能够和药物匹配，再逐步到半个月领取一次药物进行巩固，然后是一个月领取一次，最后是三个月领取一次。
循序渐进的过程，让药物组合和人体匹配并固定下来，几乎所有的感染者都会将服药的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虽然医学上有种说法，认为前后可以浮动十五分钟的服药时差，但不会有人真的愿意冒险去尝试。
一旦耐药，运气好一些，是某一款药物需要更换。更多的时候，耐药意味着对同样药理的一系列药物的耐药。也因此，意味着在国内对艾滋病感染者提供的免费药物中可以选的药物组合就更少了。
不需要任何人提醒，感染者都明白，停药、断药，意味着耐药的可能性极大地提升。而耐药，意味着生命直面危险。
武汉封城后，随后短时间内，黄冈、鄂州、赤壁、仙桃、潜江市等湖北其他城市也相继发布通告，宣布不同程度停运城市公共交通。在接下来不到两天的时间，中国绝大部分的省份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
封城、封镇、封村，似乎成了全国各地不约而同的举动。而武汉同志中心的艾滋病感染者咨询与关怀电话成了热线，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数百人在拨打“求救”电话。原本只有2名负责艾滋病感染者方面工作的员工，无法应对每天大量的咨询电话，武汉同志中心迅速将工作人员增加到了8个人。“就算这样，每天每个人都要处理四五十个感染者的咨询、干预、协助和心理支持。工作压力超乎我们的预计。”负责人黄先生说。
封闭，让无论城市还是村落，都呈现出一种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场景：空无一人，店铺关闭，主路上有人把守。而对于感染者来说，生活态势比吃不上饭还要严峻，他们吃不上救命的药。
一位困在湖北黄冈村落里的感染者家明第三次发来求救，“明天我就断药了！”当从外地赶回家过年的他连着打了两天的县疾控中心防艾科的电话，都无人接听时，家明整个人不知所措，“我们村子都封了，村干部带着人在路上堵着，外面的人不许进，里面的人出不去。”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家明是幸运的。他有车，这是他在后来能够快速出村的基础条件。而且在Barry等工作人者的指导下，他大胆尝试和村口把守的干部沟通，“我有糖尿病，要去医院开药，不然要出人命的！”这个村没有像其他一些极端的村落那样用石头树木堵路，只是村干部带着村民在路口执勤。人总是可以沟通的。家明苦苦哀求，终于被放行后，他一路加速开到县里。
“没想到县疾控的防艾科根本没人！”家明到了疾控中心才知道，医生和工作人员都被调往预防和管控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工作当中。
“实际上，就算是平常的春节，很多疾控中心防艾科的工作人员都要到初七以后才上班，而他们也会提醒感染者提前取药。”Barry说。
但提前取药并不意味着感染者在回家过年的时候，也会携带一个月以上的药量。这么多的药物随身携带，很容易会被家人发现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在大部分情况下，感染者都会计算一下在家停留的时间，在此基础上多携带两到三天的药量。
家明已经被停药、耐药的恐惧、焦虑逼到了死胡同，仿佛有一把枪顶在太阳穴上，“我是一定要拿到药的。”家明对留在疾控中心值班的工作人员说，“求你帮我想想办法。”
“不是不想办法，而是大家都去抵抗疫情了。”工作人员似乎并不能理解面前的这个小伙子在大冬天急得满头是汗，似乎也有点怪他不懂得状况、现在还来添乱。
“如果不帮我联系，那我只能打110了。家明使出了最后一招。这也是很多感染者被逼到无奈的被迫之举。看起来有些无赖，但大部分情况下是有效的。
不知道是因为要拨打110让值班人员感觉到紧张，还是因为家明的语气让值班人员感觉到这个小伙子不会善罢甘休，在值班人员联系了领导、安排了相关的医生后，在即将断药前的六个小时，家明终于拿到了可以坚持10天的药物。
“我们只是告诉他一些可以做的事情和方法，但归根结底还是要他去争取。”实际上，这并不是某一位工作人员的办法，而是所有处理即将断药的艾滋病感染者的棘手案例的工作人员，在微信群里一起分析、集智、探讨，最后想出来的办法。
这几乎是人被逼到死胡同里的求生本能。
2020年春节的新冠肺炎疫情，无形中把艾滋病感染者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困在湖北省内的。无论是平时在湖北地区生活和取药，还是从外地来到湖北过年的感染者，基本上无一例外都被困在了湖北省。另一类是从湖北离开的感染者。这一部分感染者几乎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因为封闭或者隔离而不能及时得到药物的感染者也不在少数。
“1月25日、26日还好一些。”吕默说。他是武汉同志中心在1月24日成立的爱心车队中的一员。从1月25日开始，在武汉本地工作的他由于自身也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加上我有车，出去比较方便一些。武汉这个城市太大了，现在又忽然封城，各种公共交通都没有。难道要让这些感染者走路或者骑车去取药吗？”
实际上，吕默从1月24日开始就已经作为爱心司机在送两名医护人员上班。第一位是一名女医生，是吕默同事的朋友。“我住在盘龙城，她住在汉口。开到她家那里差不多要半个小时。封城、加上夜里路上没有什么人，所以开得能快一些。毕竟她是医生，要去医院救人的嘛。”
第二次送的是一个男医生。恰好那天盘龙城大桥封闭了。“我也搞不清楚大桥的封闭规律。我们两个都没有通行证。”幸运的是医生拿出了自己的工作证，负责封闭大桥的工作人员让医生走路过桥，吕默的车是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行的。
也许这些医护人员根本就没有想过，身边这个开着车、脸上戴着护目镜和口罩、根本看不清长相的小伙子会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不用说什么做不做贡献的，我觉得能出一点力就蛮好。”话虽这样说，但吕默并不敢让自己的父母知道，他出去开车是送病友取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