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这个《白皮书》编委会的人，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政府高级机关、研究部门的中层骨干，都是1981届以后的大学毕业生，很多人在文革期间都有过插队、参军这种经历，他们应该算是在中国未来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各地的骨干力量，能够广泛地和他们结交，是非常必要的。
他们这些人，多数都是1980年代理想主义者，他们所要做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更强大。
按照后来的说法，如果借助这个机会，和这么多人多打打交道是个好事，天长日久，我将获得很大的提升，甚至胜过读一两个硕士学位，当然最不济也可以混点“人脉资源”。
作为民间组织，这个委员会缺少的是资金，虽然《白皮书》项目已经通过该组织上报给财政部门，但要获得更多的政府资金支持，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委员会虽然有一些活动经费，但捉襟见肘是显而易见的。
小宫当时到八达，其实是想让张经理以“企业家”的身份，参加这个编委会，并给编委会提供一些资金支持。
不过八达的底子我有数，张经理手里的那点钱，最适合做的就是“短平快”的项目，能够让他投资的标的，一定是有潜力的高科技项目，对这种规划性赞助项目，八达目前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种意向。
我以策划人之一的身份参加过几次《二十一世纪发展白皮书》编委会的活动，感觉确实有潜力，但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
有意思的是，我在委员会的一次活动中还认识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后来用小商品换飞机的那个特能忽悠的家伙。
即使在这个背景下，我一天也没有停止我自己的务实活动。毕竟我需要吃饭，我要结婚，未婚妻已经怀过一次，下一次我一定要当爹，尝尝当爹是个啥滋味。
八达公司当时给我的月薪是130元。以前在调查所的收入和提成，已经把我的期望值提升了，八达的薪资已远远不能满足我的心理预期。在这种心理作用下，我开办公共关系学习班，同时像个农民工一样，组织大学生代理销售亚洲汽水和蕈汁。
蕈汁的市场效果不错，而且还特有文化感，毕竟这个蕈字，没有几个人认识，这也是卖点。有特色的东西，都有可能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拥趸，一旦这种拥趸成气候，就是刚需，有了刚需，就有自己在市场的份额。
一切都是顺风顺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把我的档案调进青院的几个月前后，我悄不声地玩出这么多好玩的项目。
虽然我几乎每天都要蹬脚踏三轮平板车在西城区来来回回送货，但心情却不像前半年那么郁闷了，如果按照这个节奏干下去，不出半年，我自己会拥有两个小机构，同时可以和八达公司、《白皮书》编委会、北京公关协会、北京**食品研究所等形成有效“链接”，做出一个多角支撑的业务发展格局。
这幅憧憬图，是我在大学毕业后不到两年的时候，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打拼出来的。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6月份，一场风波席卷北京甚至国内很多大城市，把我憧憬的蓝图也瞬间破碎。
好在商务合同上，一般都会签署一个条款，不可抗力的因素。我和这两家企业的合作都有这种条款，所以能够得到一些缓冲的时间。
我的那点“事业”毕竟是初创，非常脆弱，经不住这种冲击。
当时选择的是亚细亚汽水和蕈汁，就是想借助北京夏季饮料市场的热度，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而我的库房，恰好就在西单十字路口东南角的一个小胡同里，过来的人都知道，“风波”期间，那个地方好几个月都不方便进出，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给广州亚细亚汽水厂打电话，他们表示理解，并且答应我，货款的事情，不用着急。
我通知食品**研究所那个工厂，希望把这批货卖完以后，再结账。他们也只能同意。
这些货什么时候能够卖出去，实在说不好。虽然大家彼此理解，相互通融，但都知道，合作只能到此为止。
我临时聘请的几个大学生，也不能出来活动了，而北京那一年夏天的饮料市场，非常萎靡。人们好像一夜之间，忘记了什么是正常消费。
这些货，如果没有那些大学生兼职推销员出去推销，单凭我一个人，几乎无能为力。
只能等局势稳定下来以后再说，由于此次风波的影响，直到第二年，我的货才勉勉强强卖完。由于和这两家企业的基础没有打好，以后再谈合作，可能性也就没有了。这就是所谓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风波期间，我的公共关系培训班，学生也不能来上课了，我在学校挂了个通知，推迟三个月开学。
后来勉勉强强算是收兵。
好在我已经把档案关系放在青院，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个临时“避风港”。我坚信“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困难是暂时的。
在八达公司，我把我这里的情况和张经理做了汇报，他却不悲观，告诉我，八达公司有你露一手的机会。
大学毕业两年了，我在外面也算是扑腾了两年，这两年中，和同期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相比，应该稍微多了点经历和单打独斗的经验，最重要的是让我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培养了自己的自信和胆量，这些都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您可能会说，你是北京人，又在北京地面上有一定背景，家里也能給你提供后援力量，你遇事自然会不慌。
这么说是对的。虽然我毕业以后，主要都是靠自己在外面打拼，但是每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想到还有一个温暖舒服的家可以栖息，有父母做我的精神依托，我就无所畏惧了。设想，如果没有这些条件，我不可能在大学毕业不到两个月，说辞职，转身就走。若没有家人给我的无形力量，我即使对中成有天大的不满，也肯定会忍耐下去，起码是“骑驴找驴”。
也正是因为我有这个精神依托，所以敢在调查所那种特殊的机制下，敢于瞎折腾；在八达公司我处于低谷的时候，仍然从容淡定。
不过，我在外面所折腾的这些事情，确实是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自己想自己做的。但如果没有这个精神依托，是不是可以做到，我不好说。我想，也可能根本做不好，或者会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难以做出结论的假设，但就我本人而言，我肯定是不安分的。
而这种不安分，恰恰说明，我确实不适合在大专院校或科研院所从事专业的教研工作。
有意思的是，虽然我知道我不适合教研工作，但在1989年秋天，我却再次回到大学，从事了一段时间的教研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