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虽然建立于1954年，但这个机构的前身可追溯到1917年12月布尔什维克刚建立时成立的“契卡”，捷尔任斯基是第一任“契卡”首脑。在20世纪的30年代，由雅戈达和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大清洗”的工具。冷战期间，“克格勃”的职能很大， 几乎涉及国内外所有领域， 凌驾于苏联党和政府之上，在国际上更成为红色恐怖的代名词。斯大林发动“大清洗”运动大肆杀害高官名将，克格勃就充当了爪牙，可以肆意杀害人民（包括对统治者不满或批评官方的人士）。
一个和谐社会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民主与法治，任何个人的威权最终都将走向独裁和专制。在集权专制的体制下，任何政权的更替往往都是在暴力的血腥和冷酷的阴谋中进行。在集权专制的体制下，对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强制和暴力维稳的手段，前苏联在苏共执政期间特别是斯大林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克格勃（警察、特务）横行，而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斯大林手下的克格勃头子贝利亚和雅戈达。
这种利用警察、特务采用暴力高压控制社会的恶习，可以猖狂一时，却很难维持长久，因为这种手段最终会降低一个社会制度运行的有效性。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运用暴力控制社会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都是非常巨大和高昂，更可怕的是，这部暴力机器的实际操纵者，本身很可能成为另一股政治势力，并直接威胁到统治者自身以及这个国家的安全。
推崇暴力维稳也会导致被压制对象的集体愤恨，并且削弱一个社会的和谐氛围。因此，警察肆虐的政权一般都是短命的脆弱的，这就是说，无论从政治安全和维稳成本的角度来说，通过警察和特务来控制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不可持续甚至是相当危险的一种游戏。
极权统治者在位时总是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然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旦特务头子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即便是斯大林那样的政治强人也不是说扔掉就能扔掉的东西。除非你所采用的手段比克格勃更血腥、更残酷！事实上，一旦选择了专制集权的道路，警察政权的阴影就难以挥之而去。而这个阴影下的政治游戏，将无任何规则可言；暴力、阴谋就将在这个阴影之下反复上演，几乎所有人——包括这部暴力机器的构件本身，都可能随时成为这个邪恶工具的牺牲者。
雅戈达曾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克格勃头子，在斯大林的肃反大清洗中，被打成布哈林反党集团成员。在此之前的1934年7月，格别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秘密警察同党、同政治局脱离，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核心，而他本人却只向斯大林负责。为了满足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政治目的，雅戈达动用了秘密警察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对付他的政敌。其中包括对列宁的老战友搜集材料，高官的随从，也全由雅戈达安排；连清洁工、司机和各色勤杂人员，每个月都要告密好几次，总之，无所不用其极。克里姆林宫的风流韵事，都记在厚厚的卷宗夹里，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
例如，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诱奸了莫斯科一位党员干部的15岁女儿，在巴黎用公款嫖娼……全俄中央执委书记叶努基泽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人卡拉汉同芭蕾舞女演员寻欢作乐……这些类似色情文学的密件会定期送到斯大林手里。为投斯大林所好，雅戈达还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卷宗夹里放进了这样的假罪证：同沙皇密探合作。
所有的一切不外乎让斯大林和苏联人相信：苏联受到众多的威胁，包括受控于国外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因而，斯大林可以名正言顺地制伏一个个的政敌，并由此拉开所谓的肃反——实则是大清洗的血腥运动。雅戈达在疯狂之时万万没有想到，灾难很快就降临在他自已的头上，一个布哈林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就把他送上了昏惨惨的黄泉之路。
他在被捕后留下了一段精彩的供词，这份供词就是对社会暴力控制、秘密警察横行的最好的阐释。“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人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掌握一切权利的人就像在舞台上一样作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肮脏的勾当，他们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奴颜卑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杨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的崇高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的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演俏皮的时事讽刺剧一样，真是莫名其妙！”
1938年3月15日，雅戈达被枪决。人民公敌雅戈达的父亲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忏悔信，最后恳求：“我们两位老人请求您，希望能让处在这种艰难的精神和物质条件下、没有任何生存办法的我们在幸福的苏维埃国家里平静地度过已经不长的余生。”雅戈达一家在内战期间为革命贡献了2个孩子，最后，雅戈达的父母、妻子以及其他亲属均因他而死，他身边的一大批同事亦未能幸免。
苏联人曾说：有种公民权利只有苏联人才拥有，那就是每个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而雅戈达、叶若夫是少数例外，因为正是他们的作恶造就了无数冤魂。雅戈达在1934-1935的任职期间，逮捕了26万人，曾亲自签署过逮捕自己亲侄女的命令。在KGB领导人中，没有两个人会像雅戈达和叶若夫这样高度相似。他们的出身、性格、形象、仕途轨迹、罪恶乃至戏剧性的命运颇像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
从雅戈达的供词看警察特务的恶行，他们是为了崇高的事业吗？当然不是，他们不过是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肮脏的勾当，演演戏而已。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杨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才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也是无规则政治游戏中最大的变数。当特务头子成为一股政治黑恶势力的时候，对于一个社会的来说，岂止是一场灾难？
贝利亚的结局也如他的前辈雅戈达一样，1953年7月10日，莫斯科各报刊登了一则爆炸性消息：几天前，苏联共产党举行了中央全会，决定把贝利亚从苏共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去，并开除出党。同日，贝利亚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内务部长职务也被解除。此时，距斯大林死亡还不到4个月。
几个月后，贝利亚即被枪决。随之各出版机构和图书馆奉命销毁了有关贝利亚的资料，苏联大百科全书用新印成的文字粘贴了书中的贝利亚条目。贝利亚从此成为血腥镇压、阴谋钻营、道德败坏、帝国主义间谍的代名词。
贝利亚是斯大林之后新领导班子的第二号人物，怎么一下就变成苏联党和苏联人的敌人呢？尽管苏联官方曾发表过一系列文件，赫鲁晓夫在不同场合也曾多次吹嘘自己如何挫败贝利亚，其中不乏惊险离奇的情节，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心中的疑问。一直到苏联解体，莫斯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罗斯》档案文件集，其中一卷集中了从斯大林死亡到贝利亚被枪决这段时间内的原始档案资料，可以说，贝利亚穷凶极恶的真相才逐渐露出水面。
任何一个人身陷这种体制之内，谁也难逃噩运，没有一个例外，普通公民如此，官吏如此，对特务们自身也是如此。雅戈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真相告诉了格别乌，秘密档案的解密又把真相告诉了社会，这种假面具背后的阴谋、残酷和血腥本该警醒世人。无论是国安和情报系统纷纷介入权力争斗，采用暴力手段对付打击政敌，其后果谁都无法掌控。最终谁会被谁抑或是谁把谁拖到地下室，并把谁扔下深渊，不但外界无人知晓，连统治者或特务头子本人也未必知道。
之所以人类学家普遍认为特务治国一般都是短命的脆弱的，就在于无谁是谁选择这种极端的社会压制手段，从政治安全和运行成本的角度来看，都是相当危险的游戏。既然如此，这样无规则的政治游戏最好少玩，任何人把政治赌注押在特务或警察身上，最终都会自食其果。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玩火者必自焚；尤其是政治上的玩火者，应该清楚将把自己置于什么样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