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是一座让人充满遐想的野心之城，她像一位不忠的情人，永远在变化，从未定型，无数的艺术家、野心家、独裁者和梦想家为她倾倒而难以自拔，或不惜自我毁灭。历史上，她的身份变化无常，但从勃兰登堡到亚历山大广场，又能看到她所有的不确定性都为了呼应遥远的回音，有关荣耀、梦想与矛盾。
对于一座城市的精神面貌来说，个人的声音同样也极为重要。在《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中，构成柏林的不是建筑群、政治决策和历史事件，罗里·麦克林通过非虚构写作重新挖掘柏林的内涵，让 21 位与柏林相关的鲜活人物浮出历史的涂层：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尔克，阿尔贝特·施佩尔，约翰· F · 肯尼迪，大卫·鲍伊和碌碌的无名人......
今天节选的文章关于越裔非法流亡者刘疯哈，在社会主义的东德，哈不断膨胀的个人野心与欲望得以施展。在柏林，他拥抱死亡、法律的暧昧、金钱、女人和思想的晦涩，但这一切都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刘疯哈和他的枪》
罗里·麦克林
十七岁那年，哈乘坐飞机来到柏林。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如此地寒冷。在山上，在孤儿院，甚至在中国北方边境受训的时候，他也从未感到如此地寒冷。即使坐进巴士，他也没有感到些许温暖。天气寒冷，也没有暖人心窝的欢迎。除了几个从越南首都河内来的少男少女之外，也没人说越南语。德语就更没人说。在眼前，没有灯光的鹅卵石公路蜿蜒进入树林。每到一个山顶，哈都会在椅子上坐直，眺望远方，想亲眼看看欧洲，但四周漆黑一片。
哈在家时志愿加入了一个国外的社会主义互助合作企业。那是一个东德的特殊技工交流项目，六万多名越南人参与了该项目，大部分人的合同期和哈一样都是五年。这些人，有的在茨维考的特拉贝特汽车制造厂做劳工，有的在蔡司光学仪器公司担任工程师，有的在爱尔福特和马格德堡的水泥厂工作。他们薪资的 12 %上交给越南政府，另外还有一部分就以日用消费品发给他们：糖、香皂、缝纫机或者自行车。他们都必须加入德国工会联盟。他们必须缴纳社会保险，但却不能享受社会保障。他们本来有四百马克的工资，但真正能拿到手的现金却微乎其微。
柏林墙下的双重时空
哈在新勃兰登堡的宿舍就像个营房。语言老师住在上铺，越南人住在下铺。他们一天上八小时的课，课后还有作业。在那里他们只能讲德语，也不允许和营房外的当地人有所联系。怀孕的越南女人都得被迫流产。吃饭就在乱糟糟的食堂，整整三个月都没供应过米饭。夜晚，安全灯将天花板照得亮如白昼。他环顾管制严格的教室，打量着外面的操场，再看看四周布满带刺钢丝的围墙，不禁自问：“我是在坐牢吗？”
然而，和那些蒙混功课的官二代不同，哈学习刻苦认真。他知道自己必须在这个冷酷的新地方出人头地。除了那些悲伤的记忆，越南什么也没有留给他。
毕业后，哈分配到柏林利希滕贝格的一个服装合作企业。一个晨雾缭绕的早晨，哈在工厂门口排队进厂时，抬眼看了看灰蒙蒙的厂房，心想莫斯科是否也和东柏林一样。泡沫一般的刺鼻浓烟，从一个烟囱口翻滚而出，烟囱顶部画着两把交叉的锤子。烟囱下，无精打采的工人拖着沉重的步伐，从昏黄的灯光下走过，经过一扇布满尘垢的玻璃通道，进入工厂集合大厅。在哈的眼里，德国工人显得疲惫不堪，他们的肤色黯淡蜡黄，只有在喝酒之后，脸上才能露出一抹红润。但是，在一排排挂着涤纶裤子的架子之间，在一长排缝纫机前，坐着来自越南的女缝纫工，这些年轻的女缝纫工，身穿白色衬衣和蓝色工作服，青春欢快。哈和她们一起干活，负责将做好的服装搬走，发放预先切割好的布料。有时他甚至亲自上缝纫机上操作，因为他的手指也很灵巧。在社会党领袖埃里希·昂内克的肖像画下面，他也帮着为即将到来的国际劳动节缝制皮大衣、制服和红旗。
柏林墙的修筑
工厂的经理助理是个赫蒙族人，少校军衔，曾参加过中越战争，素有凌云壮志。哈的勤劳朴实，他看在眼里。于是就竭力想让哈相信，相比起合作企业来说，为私人老板卖命好处更多。他说：“聪明人必须口袋里有钱，有钱买手表，有钱找女人，有钱在周六晚上耍钱。”他一边说，一边享用食堂供应的血肠。他的声音，掷地有声，不容置疑，俨然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
这位满怀豪情的少校，认为目前的这份工作有损人格，对不起自己的家族血统。为了弥补缺憾，他命令手下的女缝纫工私下做定制的牛仔裤，从而赚取大笔利润。为了赚取更大利润，他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从西方的卡尔斯特达百货店买来名牌牛仔裤，然后按照标准尺寸大规模的复制生产。每一件成品牛仔裤在东德的售价可以超出成本十倍，而在西德甚至可以赚取二十倍的差价。
后来，持越南护照的人也可以前往西柏林。这个时候，哈已经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言谈举止也已经充满活力。现在他已经成为少校的得力助手，负责与交易方谈判并发货。少校心里清楚，一旦这种非法交易东窗事发，必须有个替罪羊。毕竟，哈在这世上举目无亲。
哈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有钱了，第一次体会到自由。他喜欢这种感觉。他的眼睛变得神采奕奕。一天，在荒凉黑暗的火车站外面的大街上，他看见一位妇女在卖金鱼花，一株只要一个东德马克。他一口气为女裁缝们买了十株，付了五个西德新马克硬币。他并不知道，这样的买卖是违法行为。那个老女人缠上了他，一路追着他，满脸堆笑地让哈买下了所有剩余的花。
随着他们的非法交易如火如荼地进行，少校让哈不必按时到合作企业点卯了，但合作企业的工资照样给他。这就像俗话说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大家都相互糊弄。
试图 “攀越” 柏林墙的孩子们
接下来，少校指示哈去买台电脑。当时，为了维持共产主义科技优越性的幻象，东德禁止西方电器流入境内。然而很多政府官员和卡尔·马克思大学的人都乐意高价购买进口电器。于是，少校集结了哈和几个越南朋友，凑了三万东德马克，然后从一个黎巴嫩的社会主义兄弟会成员那里兑换了三千西德马克。随后，哈用这些钱在西柏林的康德大街买了一台美国国际商用的平板电脑（采用的是最新的 3.0 磁盘操作的存储系统），然后放在一个臭气熏天的榴莲箱里走私越过边境。少校通过地下交易，将电脑卖了十二万东德马克，一下子就赚取了四倍的利润。
于是，哈彻底告别服装交易，全身心地投入到电脑走私上，成功地交易了很多特殊订单，如戴尔的涡轮增压手提电脑，休利特佩克德的热感式印刷机， ARM 处理器。频繁地生意往来，使他得以熟门熟路地出入边境，边防哨兵往往只是敷衍了事地检查一番便让他开着借来的车通过关卡。渐渐地，他开始麻痹大意起来。他年富力强，充满自信，以为自己做事周密，无懈可击，甚至认为自己“刀枪不入”，根本没有在意少校的应急计划。
哈完全醉心于从真皮钱包里掏钱消费，毫无节制地纸醉金迷，在卡迪威百货买了一枚金戒指，经常参与赌博，纵情声色。在西柏林的俱乐部里，他哈哈大笑着将纸币塞进舞女的三角内裤里。十八个月来，他从西德走私了八十多台电脑。但是，有一天，少校消失了，杳无踪迹，而斯塔西安全局的人破门闯进哈的宿舍。
审问官问道：“ 1988 年 10 月 7 日你卖的一台 IBM3090 所得赃款哪去了？ 1989 年 2 月 12 日你非法进口了编号为 C6330ROM0001AP 的苹果电脑，所得赃款哪里去了？”
在审问室里，哈得知安全局已经掌握了他们每一笔交易的详细情况。他们没收了他费尽心机、辛辛苦苦赚来的存款，没收了他的电脑，其中一些电脑，虽然还残留着榴莲的臭气，很可能已经摆放到安全局总部的办公室桌子上了。在等候引渡的牢犯中，哈通过打听才得知，自己和少校实际上被当局利用了。在费尔德机场，在他登上飞往河内的飞机前，哈请求去趟厕所。在厕所里，他见到了事先安排在此等候的少校。哈与少校换了大衣，堂而皇之地从卫兵面前走过。这些卫兵，和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根本无法辨别亚洲人的长相。随后哈踏上一辆轻轨，返回了东柏林。
三个月后，柏林墙被推倒。哈结束了东躲西藏的日子，穿过了敞开的边境线。就在肯尼迪总统的车队转弯驰往勃兰登堡大门所经过的那个街角处的克朗兹勒咖啡厅，他为自己点了一杯啤酒，和一群同样来自越南南部的人一道庆祝。
越南战争后的十年里，由于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们开始飞往东德这一兄弟国度，大约一百五十万曾反对过共产主义政党的越南人乘船逃窜。他们成群结队向海外漂流，多达二十万逃窜者死于海难，葬身大海。那些有幸逃到国际领域，或者说西方自由世界的人，有三千八百人被西德接纳，大多数在西柏林定居下来。因此，在 1989 年 11 月，他们和自己先前的敌人面对面地一起生活着。
在克兰茨勒咖啡厅的狂欢中，起初无人提及那悲惨的几十年。哈和其他人开怀欢笑，共同分享关于稻田蟹和藤蔓花的美好记忆。他那刺耳的北方口音，和其他人那轻松自在、音韵优美的南方口音格格不入。而且，他们之间的其他差异也很快显现出来。哈，作为一个曾经历尽磨难与惊险在东柏林幸存下来的人，对他们来说，胆子实在太大。和哈不同，这些来自越南南部的平头百姓，害怕逃跑带来的可怕折磨，只想过平静的太平生活，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政府保障，时常喝点小酒。那些曾经千辛万苦逃离了共产主义的人，如今又拥抱了社会主义，这真是天大的讽刺。在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里，他们只想偏安一隅。夜深了，大家谈兴阑珊，渐渐沉默下来。
（以上内容选自《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
《柏林：一座城市的肖像》
作者：［英］罗里·麦克林 著
译者：傅敬民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编辑 | 朱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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